（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女人，她认识，是我父亲部里的低级官员。她们告诉她，机关有规定，她去北京是“反党”行为。她援引了党章的规定，党章上说，任何一位党员都有向领导申诉的权利。当两位密使表示他们有人等在小汽车里，他们会动武抓她时候，我母亲说，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她就会喊车站附近的红卫兵求助，告诉他们，他们企图阻止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问她，她怎么能肯定红卫兵会帮助她而不帮追踪者。“假如他们向红卫兵诋毁你，说你是阶级敌人，企图逃跑，那会怎样呢？”母亲笑了，她说，“我盘算，他们不会冒这个险，我已经赌上了一切，我别无选择。”

　　在北京，我母亲把我父亲的信带到了“信访办公室。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从来都不准许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存在，他们建立起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普通人可以诉说他们对他们的上司的不满，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文革期间，共产党的上司们，看上去似乎正在丧失他们的权力，很多在过去遭受上司迫害的人都涌到北京，提出申诉。但是，文革领导小组很快就做出声明，“阶级敌人”是不准许上诉的，即使他们反对的是“走资派。”如果他们非要这样做，他们将会受到双倍的惩罚。

　　很少有涉及到像我父亲这样高官的案子被呈送到信访办公室，所以我母亲受到了特别地关注，很少有受害者的配偶有勇气去北京申诉，因为他们处在压力之下，他们得把自己和被指控的人“划清界限”，替受害者说话无异于自寻麻烦，我母亲是少数有勇气上诉的人中的一个。我母亲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副总理陶铸的接待。陶铸是中央公共事务部的领导，也是当时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她把我父亲的信交给他，请求他命令四川当局释放我父亲。

　　几周之后，陶铸再次接见了她。他交给她一封信，信上说，我父亲的行为完全符合宪法规定，并且是和四川党的领导相一致的，他应该马上被释放。陶铸没有调查这个案子。他相信我母亲的话，因为，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是常见发生的事情：全中国的党的官员都在急着找替罪羊以保全自己。陶铸把信直接交给她，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党的渠道送出，因为他知道，这些渠道处在混乱之中。

　　陶铸表示，他明白并且同意我父亲信中涉及的其他事情：迫害泛滥，暴力恣意蔓延。我母亲明白，他想控制局势。可是，就像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这个，他自己很快也被指控为“第三号走资派，”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

　　同时，我母亲手抄了陶铸的信，把手抄的信邮寄给我姥姥，让她把信给我父亲部里的人看，并且告诉他们，只有在他们释放我父亲之后，她才会返回。我母亲担心，要是她返回四川的话，当局可能会逮捕她，抢走那封信，----而不释放我父亲。她这样想，是要保持平衡，她最好的赌注就是呆在北京，在北京，她可以继续施加压力。

　　我姥姥传递了我母亲手抄的信件。但是省当局说，整个事情都是一场误会，并且说，他们仅仅是在保护我父亲。他们坚持说，我母亲必须得回来，必须得停止她的个人干预。

　　官员们来过我们公寓好几趟，他们试图说服我姥姥去北京把我母亲接回来。一个官员对她说，“我确实是在为你女儿着想。为什么坚持要误解党？党只是在试图保护你女婿。你女儿不听党的话，去了北京。我在为她担心，要是她不回来的话，她会被认为是在反党。你知道，那有多么地严重。做为她的母亲，你必须得做对她最有利的事情。党已经承诺，只要她回来，做个自我批评，她就可以得到原谅。”

　　想到她的女儿正处在麻烦之中，我姥姥几乎崩溃，在几次这样的碰面之后，我姥姥动摇了，然后，有一天，她为她下了决心：她被告知，我父亲患了精神分裂症，并且，只有在我母亲回家后，他们才会送他去医院。

　　党给我姥姥两张车票，一张给她自己，一张给小方，她们出发去了北京，坐火车坐了三十六小时。我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了电报，告诉我父亲的部，她就要回家了，并且开始着手安排回家事宜。在十月的第二周，她和我姥姥、小方一起回到了家里。

　　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整个九月份，我都呆在家里给我姥姥作伴。我能看到，她被担忧折磨着，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在哪？他是被捕了，还是在被保护？我家是否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可以呆在家里，因为红卫兵从来不像党那样强势地操控别人。除此之外，我从红卫兵铮那里得到了某种“庇护，”铮是我的那位笨头笨脑的十五岁上司，他可不愿意费力气把我召回学校。但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他打电话敦促我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返校，要不然的话，我就永远也没有可能加入红卫兵了。

　　我不是被强迫加入红卫兵的。我愿意这样做。尽管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我的厌恶和恐惧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从来没有直接地怀疑过文化革命，或者怀疑红卫兵。它们是毛泽东的创举，并且，毛泽东是不容置疑的。

　　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不能理性思维的。我们被恐惧和灌输搞得如此胆怯和扭曲，要让我们偏离毛泽东指引的路线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被湮没在欺骗性的华丽辞藻，虚假信息，和虚伪当中，这实际上让我们没法看透形式、形成理性的判断。

　　回到学校里，我听到很多“红孩子”的抱怨，他们要求知道不吸纳他们加入红卫兵的原因，这也是在国庆节那天到校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那天有一场大型的吸纳红卫兵的仪式，吸纳所有剩下来的“红孩子。”所以，就是在文革给我家带来灾难的时刻，我成为了一名红卫兵。

　　带上印着金字的红袖标，我感到非常兴奋。穿上旧军服，配上皮腰带，就像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穿的衣服一样，这在当时对红卫兵来说是一种时尚。我非常热心追逐时尚，所以，我刚一加入红卫兵，就马上冲回家里，从一只旧箱子底儿里翻出一件浅灰色的列宁装，列宁装曾经是我母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制服。衣服有点大，所以，我让我姥姥把它改小了。从我父亲的一条裤子上取下一条皮带，我的套装就齐活了。但是，在外面，走在大街上，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发现，我的形象太有攻击性了，但是，我还是穿着整套服装上阵。

　　在这之后不久，我姥姥就去了北京，因为刚刚加入红兵，所以，我只能呆在学校。因为家里发生的事情，所以学校总是在吓唬我、刺激我。当我看见“黑孩子”和“灰孩子”不得不清理厕所、扫地，他们的头总是低着的时候，无法名状的恐惧就会袭击我，似乎，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红卫兵晚上出发去抄家的时候，我的腿就会打软，仿佛他们奔我家去了。当我注意到有学生在我身边小声说话，我的心就开始狂跳：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变成了“黑孩子，”或者是我父亲已经被捕了？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红卫兵接待办公室。

　　有很多访客来到了学校。从1966年九月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上路，在全国范围内旅行，为激励他们旅行和闹事，运输，食品，和住宿全部免费提供给他们。

　　接待办公室设置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讲堂。提供给四处漫游----通常没有目标----的访客的是一杯茶和与他们聊天。要是他们声称有重要的事情，办公室就会为他们安排约会，去见其中一位红卫兵领袖。我看中这个办公室是因为，办公室里的人不用非得参加诸如看管“黑孩子”和“灰孩子”以及外出抄家这样的行动。我喜欢这个办公室还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五个女孩，她们当中有这样一种气氛，有温暖，却没那么多狂热，这种气氛让我一遇见她们就感觉非常慰藉。

　　很多人曾经来过这个办公室，他们会坐下来和我们聊天。门口总是有人排着队伍等待进屋，有的人会一次又一次的折返回来。现在回头看看，我能明白，有些年轻小伙确实想要某个女性做伴。他们不是那种专心致志干革命的人。但是，我记得，他们都特别真诚。我从来不躲避他们的凝视或媚眼，我认真地做笔录，记下他们喷出的所有胡话。

　　一个炎热的晚上，接待办公室还像往常一样气氛热烈，两个看上去相当粗俗的妇女出现在了办公室，她们自我介绍说，她们是学校附近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们以一种非常神秘、非常严肃的语气谈话，仿佛她们在干一件了不起的差事。我一直不喜欢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所以，我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们。但是，不一会儿，我听清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传递了过来。呆在屋子里的人突然喊叫起来，“来了一辆卡车，来了一辆卡车，我们都去那吧。”在我弄清发生什么事之前，我已经被人群挤出了屋子，挤上了卡车。因为毛泽东曾经命令工人支持红卫兵，所以卡车和司机永远得为我们服务。在卡车里，我被挤得挨着其中一位妇女。她重新讲她的故事，她的眼睛热切地巴结着我们的眼睛。她说，她们的邻居里有一名妇女，妇女是一个国民党长官的妻子，国民党长官已经逃到了台湾，她说，国民党长官的妻子在她的公寓里藏了一张蒋介石的画像。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特别是她那谄媚的笑容。我恨她，是她让我第一次参加了抄家行动。不一会儿，卡车就停在了一条狭窄的巷子前。我们都跳下车，跟着两个女人，沿着鹅卵石铺就的道路走进巷子。天黑得像沥青，唯一的光线是从房屋墙壁的木板缝隙中透漏出来的。我蹒跚地走着，故意放慢步伐，试图落到后面去。被指控女人的公寓有两个房间，公寓非常小，盛不下我们一卡车的人。呆在外面正好令我高兴，但是，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地方已经为外面的人腾出来了，他们可以进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我一被别人挤进屋里，我的鼻孔就被灌满了屎、尿、和没有洗澡的身体的味道。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我看见了被指控的女人。也许，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跪在房间正中位置，身体部分地裸露着。房间靠一个光秃秃的十五瓦灯泡照明。在灯影下，跪在地上的人形看上去非常古怪。她的头发乱成一片，有些头发似乎被血水粘在了一起。当她嘶叫的时候，她的眼睛绝望地凸起：“红卫兵主人，我没有蒋介石的画像，我发誓，我没有。”她在地板上磕头，磕头用劲之大以至于地板上发出嘭嘭的响声，鲜血从她的前额上流了下来。她后背的肉体上有伤口和血印。当她抬起屁股磕头时，可以看到她屁股上暗色的补丁，排泄物的味道也释放到空气当中。我非常害怕，就迅速地移开了眼睛。然后，我看见那个折磨她的人，是一个十七岁叫强的男孩，对他，直到这会儿，我还相当喜欢。他悠闲地坐在一张椅子里，手里攥着一条皮带，他正把玩着皮带上的铜扣。“说实话，要不然我还打你，”他懒洋洋地说。

　　强的父亲是驻西藏部队的一名军官。因为西藏被认为是不宜居住的荒蛮之地，大部分被派到西藏的军官都把他们的家属留在了成都，成都是中国离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先前，我被强吸引，是因为他慵懒的姿态，这种姿态有一种温柔的感觉。现在，我小声地嘟囔着，并试图控制我颤抖的声音，“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也许，我们不应该----？”

　　我孱弱的抗议得到了房间里几个声音的回应。但是，强厌恶地投给我们一个一边去的眼神，他咬着字说，“把你们自己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毛主席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酷。’要是你们害怕流血，就别当红卫兵。”他的脸被他的狂热扭曲成丑陋的形状。我们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对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除了感到恶心就没有其他别的感觉了，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法和他争论。我们曾被教导对敌人要无情，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自己也会变成阶级敌人。我转身走出来，走进公寓后面的花园。花园里挤满了拿着铁锹的红卫兵。从房子里面，又开始传出皮带抽打的声音，伴随抽打声的是哀叫的声音，哀叫声令我的头发都立了起来。哀叫声也一定令其他人感觉难以忍受，一些人在挖坑，听见哀叫声，很多人都迅速站直了身子：“这什么也没有。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当我们通过房间的时候，我看见强洋洋得意地站在受害者身边。在门外，我看见那个长着谄媚眼睛的告密的女人。现在，她的脸上挂着尴尬和害怕的表情。她张开嘴，似乎要说什么，但是，却没有言辞冒出来，当我瞥一眼她的脸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蒋介石画像。她诋毁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是要报复她。红卫兵被利用了，替人去解决旧的过结。我爬回到卡车上，心中满是厌恶和愤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