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乡村老羊翻译

　　16 “上天入地”----毛泽东的红卫兵（1966年6月）

　　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一代十几岁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他们期望与阶级敌人作战，报纸上对文化革命的模糊号召又搅动起人们这样的感觉，感觉一场“战争”即将爆发。一些对政治很敏感的年轻人感觉到，他们的偶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战争，他们所接受的思想灌输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到六月初的时候，来自一所中学的几个活跃分子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取得联系，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他们一起聚了几次，讨论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将采取的策略，他们还决定管自己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还引用毛泽东的一条语录，“造反有理，”作为他们的座右铭，这条语录曾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最初的这些红卫兵都是“高干的孩子。”只有他们在从事这类活动时能够感到足够安全，除此之外，他们是在政治的环境中被培养长大的，与大多数中国人相比，他们对政治阴谋更感兴趣。毛夫人注意到了他们，七月份的时候接见了他们。八月一号，毛泽东做出不平凡的姿态，写给他们一封公开信，给予他们“最温暖最强烈的支持。”在这封信里，他敏感的修改了他早些时候的说法，改成“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对于十几岁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就如同是上帝说的话。在这之后，红卫兵组织在整个北京涌现出来，然后，红卫兵组织遍布全中国。

　　毛泽东要让红卫兵成为他的震惊世界的部队。它能够看到，人民没有响应他攻击走资派的反复号召。共产党有很大的选区，并且，除此之外，1957年的教训还鲜明的留在人民的心里。

　　那时，也是这样，毛泽东号召人民批评党的官员，但是，那些响应号召的人都以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而收场，并且遭到了批斗。大多数人都怀疑，这次又是同样的计谋----“引蛇出洞，然后切掉蛇头。”

　　要是毛泽东想让全体人民行动起来，他就得拿掉党的权威，建立起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和服从。要达到这一点，他需要恐怖---严酷的恐怖，这样，他就可以封杀所有其它的思想，压垮所有其它的恐惧。他把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男孩女孩看成是他理想的代理人。他们是在狂热的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氛围中、在“阶级斗争”的军事教条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被赋予了年轻人特有的品质---他们反叛，无所畏惧，渴望为“正义事业”而战，渴望冒险和行动。而且，他们不负责任，无知，容易被控制---并且有暴力倾向。只有他们能够给毛泽东提供他需要的巨大的暴力以威慑整个社会，制造混乱，以震动然后打碎党的根基。一个口号总结了红卫兵的使命“我们发誓，谁胆敢抵抗文化革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与他血战到底。”

　　直到此时，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过一个严格控制的体系来传递的，这个体系完全掌握在党的手里。毛泽东现在放弃了这个渠道而直接求助于青年群体。毛泽东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并用从而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公开在报纸上登载含糊而浮华的语言；另一方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特别是他的妻子在暗中策划煽动。就是他们，为浮华的辞藻填充了实际意义。例如短语“向权威造反，”“教育革命，”“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诞生一个新世界，”和“造就新人”----所有这些都被解释为呼唤暴力行动，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西方吸引了很多人。毛泽东很清楚青年人的潜在暴力。他说，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学校又停课了，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被鼓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无限的能量走出去大闹天宫。

　　挑唆年轻人从事有限的暴民行动，牺牲者是必不可少的。在任何一所学校，最显著的靶子就是教师。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受到工作队和校方的迫害。现在，造反的孩子又开始袭击他们。与父母相比，教师是更好的靶子，父母只是以分裂的、孤立的形式遭到攻击。在中国文化里，与父母相比，教师是更加重要的权威人物。差不多在中国的每一所学校，教师都遭到谩骂和殴打，有时是致命的殴打。一些学生在学校建立了监狱，在监狱里，教师遭到折磨。

　　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能产生毛泽东所要的那种恐怖。八月18号，一场超过一百万年轻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在北京的中心举行。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副手和发言人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做了一个讲话，号召红卫兵冲出学校“破四旧”----“四旧”被定义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响应这个晦涩的号召，全中国的红卫兵都上街了，他们把他们的破坏、无知和狂热一股脑地发泄出来。他们冲进人们的家里，砸碎他们的古董，撕毁画作和书法作品。他们点起篝火，烧毁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私人收藏的宝藏就全被毁掉了。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在遭到野蛮的殴打和羞辱之后，在被强迫看着自己的作品被烧成灰烬之后就自行了断了。博物馆遭到劫掠。宫殿，庙宇，古墓，雕像，佛塔，城墙---任何“旧”东西都遭到劫掠。少数几样旧东西幸存了下来，例如紫禁城，旧东西能够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周总理下令派军队保护它们。红卫兵只是在受到怂恿之后才敢发起进攻。

　　毛泽东为红卫兵喝彩，称赞他们的行动“确实非常好，”并命令全国人民支持他们。

　　他鼓动红卫兵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制造出更多的受害者，以加剧恐怖氛围。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大多数其他领域的顶尖专家，这些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曾经享受特权，现在却被归类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的同事怨恨他们，怨恨源自从狂热到嫉妒等各种原因。在这些同事的帮助之下，红卫兵开始谩骂他们。然后，还有老的“阶级敌人”：前地主和资本家，与国民党有亲戚关系的人，还有那些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批斗的人，例如右派----还有他们的孩子。

　　很多的“阶级敌人”都没有被处决，或者被送进劳改营，而是让他们处在被“监视”状态。在文化革命之前，警察只被准许向人事部门透漏关于他们的信息，现在，政策发生了变化，警察头目，毛泽东自己的一个臣下，谢富治，命令他的人把“阶级敌人”提供给红卫兵，把他们的罪行，例如“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告诉红卫兵。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严刑拷打是被禁止的，现在，谢富治命令警察“不要被旧的规定捆住手脚，甭管这些规定是由警察机关制定的，还是由国家制定的。”之后，他又说“我不赞成把人打死，”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一些人（红卫兵）如此仇恨阶级敌人，以至于，他们要杀死他们，你不要非得强迫他们停下来。”

　　一波殴打和用刑的狂潮席卷全国，殴打和用刑主要发生在抄家的过程中。几乎永远都是这样，家人被命令跪在地板上向红卫兵叩头，然后，他们被殴打，红卫兵用皮带的铜扣抽打他们，用脚踢他们，他们被踢得满地翻滚，他们脑袋的一边被剔去了头发，这是一种侮辱人的发式，这种发式叫“阴阳头，”因为这种发式很像中国经典的阴阳标记，阴暗的一面叫（阴），光亮的一面叫（阳）。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或者被砸烂，或者被卷走。

　　北京的情况最糟，在北京，文革领导小组可以随意地唆使年轻人为他们干事。在城市的中心，剧院和电影院变成了用刑的房间，受害者被从北京的各个角落拽进这里来。步行的人要躲开一些地方，从这些地方传出受害者的惨叫声，惨叫声在附近的大街上形成回音。

　　最初的红卫兵帮派是由高干子弟构成的。不久，当更多的来自其他背景的人加入进来的时候，一些高干子弟努力维持他们自己特殊的派系，例如“纠察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采取了一些步骤以增强他们的权力意识。在第二次红卫兵群体集会时，林彪戴上了他们的袖标，以此表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国庆节，十月一号这一天，在天安门前，毛泽东让他们成为荣誉卫士。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发展了一种蛮横的理论“血统论，”用一首歌的歌词总结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些高干的孩子欺负、甚至折磨来自“不良”家庭背景的孩子。

　　毛泽东任由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产出他所需要的恐怖和混乱。他既没有认真考虑过谁是被打的人，也没考虑过谁是暴力的代理人。这些最初的受害者不是他的真正的靶子，并且，毛泽东不是特别喜欢或信任他的红卫兵。他只是在利用他们。就红卫兵这方面来说，故意破坏的人和折磨别人的人也不总是忠诚毛泽东。他们只是在玩，在撒野，他们得到了通行证，任意地放纵自己最坏的本能。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红卫兵参与了残酷和暴力。很多红卫兵都能避开参加暴力活动，因为红卫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这个组织，总体而言，没有强迫它的成员去做恶事。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从来没有命令红卫兵去杀戮，并且，他关于暴力的指示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干暴力的事情，不干恶事，也可以感到对毛泽东的忠诚。那些选择干恶事的人不能只是怪罪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对残暴行为的隐含的鼓励是不可否认的。八月十八号，在八次红卫兵盛大集会的第一次，八次红卫兵集会，总共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他问一个女红卫兵她的名字是什么。当她回答是“彬彬”时，“彬彬”意思是“柔和，”他不赞成地说，“是武力”（要武嘛）。毛泽东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这个评论，被广为传播，并被很自然地像福音一样地遵照执行。在第三次盛大集会上，九月十五号，当红卫兵的残暴达到最高点时，毛泽东认可的发言人林彪紧挨着毛泽东站着，林彪宣布：“红卫兵斗士们，你们斗争的方向永远是正确的，你们彻底地、坚决地打击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和寄生虫，你们干得对，你们干得很伟大。”在那一时刻，歇斯底里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无法控制的泪水，还有宣誓效忠的呼喊控制了人群，人群占据了诺大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慈父般挥舞着手臂，惹得人群更加疯狂。

　　通过他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毛泽东保持着他对北京红卫兵的控制，然后，他派他们到各省去，让他们告诉当地的年轻人该怎么做。在锦州，在满洲里，我姥姥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媳妇遭到毒打，他们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被流放到这个国家的一处不毛之地。共产党刚来的时候，玉林曾经遭到怀疑，因为他拥有一张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身份卡，但是，直到现在，他和他的家庭都没出什么事。在当时，我的家人都不了解这个情况。人们都避免互相交流信息。指控是那样的蓄意编造，后果是那样的可怕，面对这种情况，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给你的通信人带来怎样的灾难，或者，他们带给你怎样的灾难。

　　四川人还不太知道北京的恐怖发展到什么程度。发生在四川的残暴事件也要少一些，部分是因为那的红卫兵没有直接受到文革领导小组挑唆。另外，四川的警察把在北京的他们的部长，谢先生的话当做耳旁风，他们拒绝把处在他们控制之下的“阶级敌人”交给红卫兵。然而，四川的红卫兵就像其他省份的红卫兵一样抄袭了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就像中国的其它地方一样，四川出现了同样的混乱----有控制的混乱。红卫兵打劫了一些家庭，打劫是经过授权的，但是他们很少从商店里偷东西。大多数行业，包括商业，邮政和运输都在正常运行。

　　在我的学校，在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的帮助之下，八月16号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一直装病呆在家里以躲避政治会议和吓人的口号。我不知道红卫兵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直到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一个电话打进来，招呼我回到学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学生都骄傲地戴着红袖标，红袖标上写着金色大字“红卫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