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Z

　　盖生

　　老Z是我所在系的第二任系主任，也是我刚去时的教研室主任。此人与前面所说的W主任不同，虽然他们曾经是一伙的盟友，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

　　刚一见面，感觉此人比较热情，偏高的个子，除了黑一点，不胖不瘦还算挺精神。年龄当时也就四十刚出头，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说起来还算是我的校友，和我的一些老师是同学。因为这个缘故，我刚报到时，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领我到各屋走走，把我介绍给大家，也向我介绍学校、系里的一些情况，包括人际关系。后来才知道，他的介绍是带有倾向性的，因为他是学校一派的重要成员，也是系内一伙的副头领，前面说过，头领是W主任。

　　老Z是当时系里仅有的两个教研室之一的文学教研室主任，所以也算实权派人物。而且，他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本派首领W主任实现。但是，毕竟不属于中层，所以，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系里，都不算真正意义的领导。人微则言轻，谁说了算，都不如自己说了算，这是人人懂得的道理。要当上系级领导，必须先入党，而要入党，首先得过系内全体党员这一关，这在当时，是难上加难的。因为他们这一伙，本来就没有几个党员，而对立面的骨干，则大多数是党员。怎么办？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为了能当上爷儿，就得先装孙子。于是，老Z开始注意与对立面的主要成员套近乎，拉关系。具体作法是，见面时主动热情打招呼，遇到对方有大事小情，张罗在前，备礼在后，变怒目而视为满脸喷笑，改黑云压城为风和日丽。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和谁既没有杀父之仇，也没有夺妻之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系里党员这一关终于过了。由于老Z是全校有名的刺头，学校领导认为，抓住这个典型，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所以，学校领导亲自作对立面骨干的工作，不仅要他们当老Z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安排部署，召开一次由系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党委派人参加的帮助老Z的专题对话会。在会上，老Z的态度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谦虚，言辞极为诚恳，检讨起自己闹派性等缺点，几乎声泪俱下；对立面呢，也不能不给学校党委面子，也是前无古人的语重心长，谆谆告诫，足以感人肺腑，听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后，对话记录以学校党委文件形式在全校范围内印发、传达。老Z变好了，一时间，不仅在全校，就是在市里也影响巨大，因为老Z在文革时由于挨整，在社会有较大的知名度。不足一年，老Z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系副主任。到了这时，对立面开始隐隐不安，多少有些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老Z的尾巴已经开始上翘，见面时，脸色也不那么光辉灿烂了。所以，到W主任退休时，对立面尽管开始竭力反对把老Z扶正接班，但是为时已晚，大势渐成，难以改易。于是，老Z终于坐上了系主任的位置。看来，对立面还是不禁好，城府不够深。

　　令人奇怪的是，老Z虽然当上系领导，却从来不谈学问，也从来不做学问，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不会写，而是坐不住。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应该当老师，最适合当采买员。因为那时刚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采买员是最有油水的职业。既然不做学问，那怎么讲课呢？其实在小学校里，讲课好办，有个讲稿就行。老Z的讲稿，是在北大进修听课时做成的，回来就一直用着，后来纸色都渐枯黄，但是还是坚持用到退休。

　　虽然一部讲稿用到退休，可是，从我一上班，就听很多人说老Z的课讲得好，全校都有名，他自己对此也颇以为自豪。出于礼貌，也确实为了学习，我去听过他几次课。结果发现，他上课，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是念课更准确。实事求是说，讲稿写得确实较好，这可能是他在北大进修最大的成果吧。但是他上课自始至终都是在读讲稿，一字一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并且要求学生必须一字不差地记录。虽然有教材，但他说教材只是个参考，期末考试就考他讲的，学生这就不敢怠慢了。看学生记得手酸了，他就穿插上一个笑话似的例子，然后再念、学生再记，如此循环。他的理由是，某大学某人评教授，有人质疑他的成果不多，这位先生的老师是国内学术界权威，发话了：随便他的哪篇讲稿都是一篇好文章，于是，那位老师就评上了教授。言下之意就是，他的讲稿随便抽出哪一章哪一节也都是一篇好文章，全印了，就是一部著作。可问题是他从来没有抽出过哪一章哪一节发表过，讲稿也没有全印过。当然，如果真发表了，指不定会不会惹出著作权的麻烦呢。好在这些潜在的好文章、好著作只限于在课堂以内发表，所以学生才有幸聆听到如此珍贵又安全的思想呢。

　　公平些说，老Z平时还是很能言善讲的，在东北话里就是“能白话”。虽然有些粗俗，倒也不乏一些机智风趣，属于所谓的能“忽悠”的人。什么是“忽悠”？忽悠就是夸张得足以叫人感到晕眩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听他讲社会上的一些笑话。譬如，又一次他出差回来，随便聊起来车人多：“那人那个多呀！连转身都困难，一个厕所就站了八个人。”再如说起一家太脏：“那人家，你一进院子那个味呀，一脚能踩上好几样屎！”这也是没有听过他的课而坚信他讲课有意思的原因。当时我想，这些本事为什么不过滤一下用在讲课上呢？后来我想明白了，真正讲课自然不能照本宣科，要现场组织语言，要有激情，有节奏，有层次，其实这是很累的活儿。照着念，啥事不费，就是上一天课，也累不到哪儿去。省劲的教学方式一般不用人为推广，既然领导就这么上课，老百姓凭啥不虚心学习？所以，这个学校，尤其是我所在的系，都把检查学生课堂笔记作为检查学习效果和教学状况的重要指标。有的毕业生说得好，上一回大专，发现最大的收获就是记了几本毫无用处的笔记。

　　当时，学校还有一句流行语，一些学校领导也常常以之为口头禅，那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办学特色，要强调师范性、专科性，大家都去搞论文去了，谁还好好教学？言下之意，研究学术就是好高骛远，就是不务正业，就是不坚持师范性、专科性，而只有专心致志地讲课，其实是念课才是正宗、常态。但是，评职称至少省里还是要求科研成果的，怎么办？也不难，一方面，如老Z，去大学校找找做学问的同学、朋友，通过请客送礼，求人家在不太重要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挂个名，因为重要的人家也不会同意。但是，作为专科学校，不重要刊物也重要，甚至印成铅字就可以。或者是几个人合编辞书，发动学生来个词条大搬家。报成果时，不管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也不冷清。等到评审时，再动用全部人脉关系，上蹿下跳地拉拉票，一般也就混过去了。学校领导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每到评职称，为了表示亲民，他们常常要亲自出马，去省里找有关领导，要求照顾他们这老、少、边、穷地区，不然就没人在这干了。于是，省高评委这一关也就大不见小不见地让过了。像老Z这样的，虽然一辈子没写过几个字，印成铅字的更少之又少，但是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竟然马马虎虎的也都混上了。

　　不深交，老Z给人的感觉挺讲义气。他的特长是能吹善侃，嘴大手长，喜欢交结四方，教的学生多，认识的人也多，所以属于能办事的人。帮人办点事，捞点好处，本来是常情常理的事，况且，他这个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利益面前不计前嫌。我有个同学已经调出，回来办手续时，考虑到他与老Z有一些过节，可能会有障碍。但是，意外的是，去他家两条好烟一递，老Z立马笑容满面，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好办”。于是，亲自领着他到学校各部门疏通办手续：一路畅通。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是老Z最喜欢办的。虽然那时大家收入都不高，老Z的日子过得却一直挺滋润，好烟好酒没见断过。

　　当然，能耐也在于宣传，不然谁知道呢?老Z虽然身为领导，却常常深入群众，喜欢和学生聊天，在学生面前说他曾经给谁谁安排过什么工作，现在如何如何了，那时候尽管毕业包分配，但是分配到哪却差别很大。所以，一般离毕业还早，有些想法的学生就不时给他打点一下。有几分姿色的女学生，不仅要不时意思一下，还要经常和他撒撒娇，使使嗲，至于有没有更深入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常有女学生毕业了，他答应过人家，一时还没有安排好工作，就住在他家。他夫人是个中学老师，在这一点上，还是很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当然，他也不是各个都给办成，有的是好处少不给力，有的是因为他的能量有限。遇到老实的学生，自认倒霉也就算了，遇到厉害的，就上他家去闹，到这时，他只好给人家退点，爱面子的女同学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老Z是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基本是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八十年代以后，生活渐好，又有了一点身份，常有人送礼，所以他追求享乐的天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他不仅喜烟纵酒，而且还一直对吃肉没够。当时刚刚兴起养宠物，有人送他一个京巴，肥肥白白地挺好玩的，他每天上系里都要大讲一通小狗如何如何乖巧懂事通人性，每个细节都讲得形象生动。可是没几天，就再也听不到他讲狗了。一问，说是送人了。再细一问，原来是他夫人爱狗胜过爱他，常常是不给或克扣他的肉，却顿顿给狗喂肉，这还了得？于是，趁老婆不在家，立马送人，并且发誓再也不养和他争嘴的宠物了。老Z与狗争肉的行为虽然可能为当下的“狗粉”们所不屑，但我却觉得值得充分肯定。因为养宠物不过是为自己高兴，大可不必爱到损己利狗的程度。与那些被宠物狗咬了还舍不得打一下的“狗奴”们相比，老Z的果断行为简直应该点赞了。

　　老Z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站在民间立场，这可能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没当系头头时，他本来是一个喜欢骂杂的人，大家闲侃的时候，他能从国家政策，某些领导人，到学校文件，学校头头骂个遍。即使是当上系头头，虽然有所收敛，但是老毛病还是常常犯。所以，“文革”时他叫人好个收拾，直到把他赶回老家。就那，即使在评判会上，据说，他的嘴也不闲着。一次，工宣队长批判他，引用毛的语录时念错了字，他立刻给挑出来，那个工宣队长辩解说我们工人阶级文化低嘛，不像你们臭老九。老Z当即反击：“你别给新社会抹黑，你文化低怪谁？你比我还小呢，你不务正，不好好念书怪谁？”搞得那人狼狈不堪，恼羞成怒，就找个借口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并把他发配回老家。

　　运动后期，学校复课了，成立革委会时，他们那一派占了上风，由于他本来就没什么事，学校革委会的就打发人又把他从老家请了回来。老Z上班的第一天，分别到当年整过他的人办公室里依次把他们骂一遍，然后才得意洋洋地回教研室。从此，在学校，老Z就成为一般惹不起的主，除了主要领导，他几乎谁都敢骂。当然，有时也会遇到吃生米的。一次，他把自行车随便停在办公楼下，出来时，不见了。这车子是新买的飞鸽牌的，一看没了，就挺着急，后来往地上仔细看，发现有一道车轮拖出来的印迹，就一直到码到车棚。原来在这儿，刚刚放下的心又一震：新新的车胎硬是被磨掉一层皮，这还了得？也难怪，当时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虽然不一定相当于现在的宝马，起码要强过别克、斯柯达之类的中低档车。因为需要托人批条不说，一般人家至少得攒两三年的钱才能买得起。在大多数还都是“月光族”，吃饭才将供嘴的时代，口挪肚攒的买一辆自行车那么容易呢！好好的车胎被磨成这样，老Z怎么能不心疼？于是，他推着车子到处找肇事者。打听了半天，才听说是他的老同事老崔的儿子干的，老Z的气更不打一处来了。他知道，这小子不好好念书，啥也考不上，这不，他爹好不容易托人把他弄到是学校保卫队。是的，学校新规定，不许自行车乱停乱放，这一点，老Z也听说过，只是随便停惯了，而且也认为没有人敢把他老Z的车子挪走。所以，他一见到老崔家小二的面就开骂了。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骂上几句，人高马大的崔小二直奔过来，在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重重地挨了一拳一脚。大家都愣住了，老Z更愣住了，在学校这一亩三分地里，居然还有人敢打他老Z的。是的，打了。只见崔小二叉着腰，气忿忿地说：“我让你骂！看打的疼还是骂地疼！”接下来，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是，老Z做出来一个大家谁都想不到的举动：起身走人，虽然嘴里还说：“我找你爹去！”

　　仔细想来，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其实走是最聪明的选择。因为老Z知道，崔小二驴性霸道的是有名的，连他爹都拿他没办法。本来，自行车乱停乱放就不占理，骂人更不占理，论打你打不过人家，再骂可能还挨打，除了走还有更体面的办法吗？挨几下，虽然不光彩，但是这种事，往往越找脸越没脸。这可以说是无赖遇到了流氓，谁硬谁就更强。后来也没见老Z找过老崔，只是蔫了好些日子。

　　老Z还有个特点，他当系头头，虽然正经事也不怎么做，但是敷衍上面的形式主义却颇得人心。每每学校召开中层会，他都找个地方眯觉，常常是布置下来的事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实在拖不过去，在汇报会上，先听听别的系是怎么做的，然后就现编，由于他会说，结果还常常受到表扬。有的真做的，好一顿劳民伤财，由于不会总结，还可能挨批评。所以有的初亏的系头头就发牢骚：“能干的不如能说的”。能说就是当头头的本事。

　　后来，老Z临退休时，又大捞了一把。是他以学校的名义和外校联合办专升本的班，对象就是本系的学生，这几乎是没本的买卖。给学校头头点一些，再按比例交给对方学校一些，扣除雇人讲课辅导的费用，剩下的就都自己昧下了。虽然有人告，毕竟和贪污不一样，况且上面也都捞到了，大不见小不见地就不了了之了。

　　说起来，老Z还真算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