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实

　　我的家乡位于黄陂北乡，名叫韩家畈。从“畈”字，就大体上知道那里的地貌，村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从南到北延绵几公里。这些畈田，既可以种花生、棉花、芝麻和西瓜之类的旱庄家，也可以种一年两熟的水稻。在“以农为本、以种为先”的农耕时代，这里真可以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从畈上路过的人，无不赞叹：“多好的一畈田啊！”

　　有田的地方往往就有河，韩家畈也不例外。走下畈坡，一条自北向南的大河静静地流淌着，蜿蜒地穿行在河畈的田地之间，世世代代灌溉着两岸的农田。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河水清澈见底，河底的沙子和鹅卵石好像能一颗一颗地数得出来，成群的小鱼在水中悠闲地游着，偶尔还会看见横行踱步的螃蟹。长长的水草伴着水流的哗哗声随着流水轻轻的舞动，几只长着又长又尖嘴巴的翠鸟，贴着河面疾飞，忽然，倏地一声从河里叼起一条小鱼，一转眼，又轻轻地停在岸边的河苇上。人要是站在河里不动，就有鱼儿来咬你的脚，痒痒的，酥酥的。夏天，这条河就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

　　有河就有桥。最早的桥是“石头桥”，几块大石，抬到河里，成一字摆到河对岸，石头露出水面，每块石头之间相隔一步。枯水季节，人们过河还是很方便的，一步一步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就到了河的对岸。春夏之际，雨水大，河水也大，石头就淹没在水里，人们要到河对岸去，就只能卷起裤腿，“摸着石头过河了”。石头在河水里浸泡的时间长了，上面就会长满青苔，脚踩在上面，滑滑的，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在河里。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每年夏收和秋收之后，生产队每年都要向国家缴公粮、卖余粮。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公社参照各大队的田地数量，下达缴公粮的指标，大队再根据各生产小队田地的数量把指标分解下去。那个年代，只讲政治，收入分配的原则是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提倡讲贡献，因此，对于每个生产队来说上缴公粮都是竭尽全力，并且即使是遇到歉收的年景，宁可社员群众们自己空着肚子，也要最大限度地向国家缴公粮。很多年份，即便收成很好，乡亲们也还是饿肚子。

　　韩家畈田多地多，公粮也自然交得多。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首笛子独奏曲，名字就叫《扬鞭催马运粮忙》，表现的就是丰收之后社员们喜送公粮的欢乐场景，曲子听起来格外轻松而明快。然而，对我的乡亲们来说，送公粮却是一件苦差事。送粮的工具也不是马拉车，而是用箩筐，完全靠社员们的肩膀，一担一担往三、四里外的粮店挑。七月，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生产队长带领一班人在稻场上打早谷，中午，稻场上的气温至少40度，刚刚打下的早稻，像小山丘一样堆在稻场的中间，生产队长站在谷堆旁，满头大汗，挑着一担空箩筐，对着不远处正在田里插晚稻秧的人喊道：“收工啦，收工啦，收工后往粮店送公粮，每担记五个工分。”本来在田里插了一整上午秧，人就又累又热又饿，谁还愿意挑一百来斤重的担子，走三四里路呢？但是，那五个工分还是很诱人的，毕竟当时一个青壮年的男劳力，一天也只记十个工分，送一担粮，就记五个工分，很多人觉得拣了大便宜，于是挑着箩筐，抢着去送粮。

　　粮店在河对岸的泊沫港，送粮就必须要过河，就要从“石头桥”上走过。石头淹没在水里，水不是很深，刚刚到人的膝盖，平时不挑担子，走过去还是不费劲的，但是挑着一担谷子过河，就要格外小心，稍不注意，就会滑倒，连人带箩筐倒在河里。一般中午送粮的都是男劳力，女人要回家做午饭，等着送粮回家的男人。

　　陈二妈也加入了送粮的队伍，她是这个队伍中唯一的女人，因为她家多年都是“缺粮户”，三个孩子，还有年老多病失去劳动力的公婆，全指望她一人多挣工分，丈夫虽然在汉口一家工厂当工人，但一年也难得回几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女人毕竟是女人，哪能和男人比力气？每次在送粮的队伍中，她总是走在最后。有一次，她赶不上男人的脚步，和前面的“大部队”拉开了距离，走落了单，过“桥”的时候，倒在了河里，送粮回来的人们，发现两个箩筐飘在河里，才知道她出了事，后来在河下游200多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她的尸体。当乡亲们用门板把她抬回家里的时候，三个还没有吃午饭的孩子，抱着妈妈撕心裂肺地哭喊，她的婆婆跪在地上，不停地用头撞着地，一边撞一边哭：“叫你不要去送粮，你偏要去，我怎么向我的儿子交代啊，丢下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啊！”

　　陈二妈安葬了的第二天，乡亲们就下决心要修一座真正的桥。在队长学员叔的带领下，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开工了，他们从山上砍下一颗颗碗口粗的松树，首先用松树在河里打下一个个H字形的桥桩，再把锯好的一节一节的松树用铁丝并排捆绑在一起，架在桥桩和桥桩之间，于是一座不到一米宽，高出水面两米多的小木桥就这样修成了。一个人走在上面还算平稳，但几个人走在上面，就有点晃悠，但毕竟比摸着石头过河强多了。

　　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最期盼的就是放暑假。那时候，大人们都忙“双抢”去了，生产队里劳力不够，就让我们这帮放了暑假的学生去放牛。生产队田地多，牛也自然多，并且都是水牛。那时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各家各户生的孩子也多，全村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二十多人。吃过早饭，我和小伙伴们每人牵一头水牛，浩浩荡荡地向长满水草的河边走去。一到河边，把牛绳往牛角上一挽，在牛屁股上抽一鞭，几十头牛就跑向河滩，自己吃草去了。而我们这群放牛娃就来到桥上，脱下裤子，光着屁股，一个猛子，跳到河里。

　　在河里，小伙伴们首先是玩“打水仗”，把人分成两队，用手掌击起的水打向对方。开始大家笑着闹着，觉得很好玩。玩腻了，就一起到水浅的地方去摸鱼、捉螃蟹，把摸到鱼和螃蟹用网兜装着，系在桥下的桥桩上，回家的时候，大家再来平分。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偷西瓜。河的东岸地势比较高，只能种旱庄稼，而种西瓜就成了首选。生产队每年都把这一片田作为瓜田，一是河畈地是沙质土壤，种出的西瓜又甜又大、水份多，二是地势平坦，种瓜的河南人坐在类似吊脚楼的瓜棚里，能看到很远，防止人偷瓜。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气温上升得很快，就是在河里玩的我们也热得有些受不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累了渴了饿了，就躲到桥下阴凉处，坐在水里的石头上，商量着怎么去偷瓜。

　　先让国华一人假装去看看在河滩上吃草的水牛，其实是接近瓜棚去侦察一下看瓜的河南人是不是在睡觉，如果他在睡觉，国华就挥一挥手，于是我们五六个小伙伴就从桥下钻出来，以河堤作掩护，弓着身子，快速跑到瓜田，一人抱上一个大的西瓜，一起跳到河里，然后大家坐在木桥下的阴凉处，开始吃瓜，顺手把瓜皮仍到河里，让它随流水冲走，不留一点“做贼”的痕迹。

　　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河下游水田里插秧的社员们，发现河里有西瓜皮，就对扛着铁锹看秧水的队长学员叔喊：“队长，有人在偷西瓜吃，河里有西瓜皮！”队长一看河里的西瓜皮，就知道是我们干的“好事”，于是把铁锹一仍，沿着河堤向我们跑来，一边跑，一边骂：“狗日们的，不好好放牛，整天就记得偷瓜吃。”其实，我们并不怕队长骂，最怕的就是他拿走我们脱在桥上的裤子。大家听到骂声，把正在吃的西瓜一扔，快速穿上裤子，往河的上游跑，慌乱中，国华把秋生的裤子穿了，秋生从河里爬起来后，没有找到自己的裤子，只好光着屁股也跟大家一起跑。

　　队长只是吓唬一下我们，并没有真的要把我们怎么样，看见我们跑远了，就站在桥上又骂了一通，离开的时候，顺手把国华的裤子拿走了。秋生看见国华穿着自己的裤子，就向国华要，国华虽然有些不愿意，但又不得不给，毕竟是自己穿错了，国华一边脱裤子，一边埋怨道：“干嘛要把瓜皮仍河里呢？干嘛要把瓜皮仍河里呢？”秋生说：“在桥下坐着吃瓜，瓜皮不仍河里仍哪啊？”

　　中午，社员们收工了，我们也准备牵着牛回家，但是国华坐在桥下水里的石头上，不愿意回家，因为他没有裤子穿。于是大家商量，去找队长要回裤子，但是队长又不知道去哪里去了，最后大家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从藕田里摘来两片荷叶，用河里的“油草”编了一根裤带，把两片荷叶，一前一后，系在国华的腰间。看着国华穿的“荷裤”，大家都笑了，国华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毕竟比没穿裤子强。

　　当我们牵着牛到村头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收工回来的社员们，大家看到国华的造型，一起哄笑：“国华怎么变成哪吒了!”的确，国华这身装扮真的像小人书上哪吒。

　　整个暑假，我们都在河滩上放牛，每天都上演着类似的“故事”，河面用松树架起的那座木桥就是我们最好的舞台。若干年后，当我回忆孩童时代的那些故事时，其中酸甜苦辣的记忆似乎都和那条河、那座桥有着深深的关联。

　　小花是我们家的狗，它也是从这桥上捡来的。

　　那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河畈田里扯猪草回来，经过木桥的时候，发现一只浑身被水湿透了的小狗娃，在桥上呜呜地叫着。当我从它身边走过的时候，它紧紧地跟在我的脚后。我本来不想理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小狗，一定又是哪一家的母狗下了一大窝狗仔，个头大的被人领养了，个头小的没有人要，主人养不活那么多狗，就把这些狗带到桥上，然后扔到河里，让它们自生自灭。但狗毕竟是会游泳的动物，我想，这条小狗一定是扔到河里后，自己游上来的。

　　我于是加快脚步，想摆脱它，但是它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在我的后面跟着跑。我停下脚步，蹲下来，用手轻轻地抚着它的头，它就温顺地趴在地上，身子微微地颤抖，但不再呜呜地叫了，而是用那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祈求我把它带走。

　　我轻轻地抱起它，把它放到篓子里，用猪草把它盖着，提回了家。

　　母亲看我带回了一只小狗，问明情况后，也没有反对，看到是一只花狗，就取名为小花，并且说：“猪来穷，狗来富，好兆头，那就好好养着吧。”

　　小花在我家一天天长大，也和我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它特别通人性，能听懂我们讲的话，叫它趴下，它马上趴下，喊一声“握手”，它就把前腿伸出来让你握。每当我放学回家时，它就在村头等着我，走到跟前时，它就站立起来，把前面的两条腿搭在我身上，呜呜地叫着，显得特别的高兴。

　　我也偶尔戏弄小花。那时农村都很穷，粮食不够吃，红薯也成了每家每户的主食，早饭就是用柴火灶蒸的一大锅红薯。我的早餐是红薯，小花的早餐就是我吃红薯的时候剥下的皮，我有时故意把红薯皮抛得高高的，让小花去抢，小花每次都能跳起来，张开口稳稳地接住。有时还故意把红薯皮粘在门的上部，小花看到红薯皮，张开嘴，用前爪趴在门上往上爬，努力了几次，也没有成功，最后只得放弃，焦急地围着我转圈。我也被小花逗笑了，于是，摘下粘在门上的红薯皮，抛到它张开的嘴里。

　　如果我家早饭不是红薯，那么小花就要挨饿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它只能坐在地上看着我。那时的农村，是没有哪家愿意拿白米饭喂狗的，因为几乎家家缺粮。有时小花实在饿得不行，就跳到猪圈，去舔猪槽里剩下的一点点猪食。

　　真是“狗不怨家贫。”即便如此，小花还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当有猪在我家菜园吃菜时，只要我指着菜地，喊上一声：“小花，快去撵猪！”，趴在地上的小花，即使饿得再很，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向菜园跑去，快接近猪时，“汪汪”地大叫几声，猪就吓得“哼哼”地跑了。晚上，小花就睡在门檐下，只要外面有一点响动，它就汪汪地叫两声，因此，只要有小花看门，晚上根本不用担心小偷。

　　不知什么原因，小花一次都没有从木桥上走过。每次我带着它到河对岸去扯猪草，只要走到桥头，它就停下来，不论我怎么召唤，它都不愿意上桥，只是在桥的这一头趴下，不管我去了多长时间，都等我回来。一次，我回来的时候，走到桥上，草帽被风吹到了河里，随河水漂流，小花看到后，在河岸上追着草帽跑，当河边的水草挂住帽子时，小花一跃跳到水里，用嘴叼起草帽，飞快地跑到我身边，放下帽子，好像邀功一样，把身子用力一抖，溅了我一身水。

　　一天，我放学回家，没有看到我的小花，就问母亲，母亲低着头说：“不知道啊，可能是嫌我们家穷，跑了吧。”我觉得有些奇怪，就去问隔壁的国华。国华站在他家门口，看到我就往屋里走，好像在有意躲避我，我紧跟在他后面问：“看到我家小花吗？”开始国华死活不回答，最后被我逼得没有办法，才在我的耳边小声说：“小花被你妈妈卖给收狗的人了，收狗人把小花装入麻布袋后，用锄头打死了。”

　　我气愤极了，跑回家里，抱住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的腿，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用头撞她的腿：“你赔我的小花，你赔我的小花!”母亲任凭我哭闹，一句话也不说。等我哭闹够了，母亲才蹲下来，帮我擦眼泪：“孩子，莫怪妈妈心狠，我也是没有办法啊，你们兄弟三人读书，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只有卖了小花，才能交齐你们下学期的学费。

　　不管母亲怎么劝说，我都不能原谅她。因为小花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只狗，而且是在那段苦涩岁月里给我带来快乐的伙伴，没有它的陪伴，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显得多么孤单啊！

　　我和母亲斗气，没有吃晚饭，一个人跑到木桥上坐着，看着桥下呜咽的流水，一下感觉自己长大了。的确，每年只要到开学前夕，母亲就为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发愁，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家里也是拿不出两块钱的学费，报名的时候，余老师就对母亲说：“下午带两把扫帚来抵学费吧，打扫教室也总是要用的”。回到家里，母亲连忙到菜园里，砍下一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高粱，做了两把扫帚，让我带到了学校。

　　夜幕降临了，我一点也不想回家，我害怕看到门口用锄头打死小花留下的那一滩血。母亲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十分担心，派人到处找我，她站在田畈上，一次一次地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那焦急而又带有哭腔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韩家畈的夜空上……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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