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学年代的老师始终让我不能忘怀。

　　1951年我读小学。因我是雇奶妈的等原因，我在家中是受歧视的，常受欺负。当时父亲没有工作，经济困难，常煮稀饭。有一次大哥要吃干饭，不愿吃稀饭，稀饭刚煮开，他随手拎起锅把水沥干改烧干饭，饭就不够全家人吃。此时我说了句“那我们吃什么？”这一句对其不满的话，引发了他内心看我不顺眼而发作，顺手操起火钳就打过来，头皮打开一寸多长的裂口，鲜血染红长衫。联系以往我受到的欺负，引起老师们的义愤。学校老师保护儿童权益的意识非常强，马上聚集17名老师到我家质询。然后一纸诉状递到县政府，告我哥虐待儿童。鉴于对我家特殊情况的了解，生怕此时我住家里会另生麻烦，校长胡馨决定先让我在学校住一段时间，让出自己洁净的房间和被褥让我睡，吃老师们的伙食饭。我在校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我的问题得到处理。老师们集体为我打官司，说明老师们把爱护学生作为他们的责任，这不是对我一个学生而言，这是伸张正义行动，让我十分感动。加之，耳濡目染日常教学活动中老师们为人师表爱护学生的桩桩件件事例，在我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美好、清晰；这美好印象永远定格在我的心扉。尤其是胡校长，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时刻涌现。

　　胡校长不只是在维护我的权益上表现出人民教师的责任，在教学上，她是一个优秀教师，她上课很有感染力，连最调皮的学生都能安静下来听讲；她对学生又非常亲切，作为教师，却让学生有如妈妈的感觉。胡校长在学生时代就是地下工作者，坚定的革命者，正直的共产党员；参加工作后是一个有魄力而善良优秀教师。可是正因为正直而善良，不愿说违心话，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蒙受不白之怨。自从听说她打成右派后，不知音讯，我一直在搜索她的消息。在她退休后终于找到了她，而且与我住得很近。此后几年，我可以常去看望她，倾诉衷肠，她受到的挫折和打击太大、太多，健康不佳。遗憾得很，七十挂零，她就被癌症夺去了善良的生命。世间有善恶不分，上苍也不能眷顾良善？怎么走得这么早！我对师恩的感念和师尊的敬仰，只能在其墓前诉说，，以表我对她永远的敬意。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写下了她生平记述——《山林果》——解放前的革命经历、教学过程和成为右派的冤屈始末。赠给我一本，这成了她生前留给我的礼物，我不时拿出来细读，她在我心中人格更为鲜亮崇高。！

　　1955年我保送到永一中。当时家贫，报名时，我那六元钱的学费也交不起，是一个知道我家庭特殊情况的胡校医为我担保，使我得以顺利入学，入学后还帮我申请了助学金。

　　一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高个四川人、退伍军人，保持一副严肃的军人形象他。教历史，他的课让人听而不卷，对学生公平公正，发现学生有不良现象时就及时以理诱导，所以班风很好。当历史课上到“黑旗军”时，课间，我曾带头在头上包上黑衣服，在教室喧闹黑旗军起义。他就找我谈话：“你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还是入团对象，应给大家树立什么形象不明白吗？在教室里吵吵嚷嚷，乱哄哄，是应该做的？”这是我自读书以来受到的软语意重的批评。

　　初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楼启虞，五十来岁，瘦弱的身躯，白净的脸。上课不写板书时，常将腹部右侧压靠在讲台角。一段时间后我们才知道，他有严重的胃病。可从不脱课，课讲得特好。还有近四十漂亮的语文老师、生活指导朱福珪，除了上课，晚上熄灯前，还挺着一个大肚子常来检查我们的寝室纪律和安全情况，多么不容易！

　　老师们脑子里有一根弦：“一切为学生”。

　　1958年我考进了金华二中。我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杨体，四川人，教我们物理。教学上，他要把知识尽量掏给每一个同学，有问题，随时可以去找他，不分课内外，在学校还是家里；生活上，他像一个兄长（比我们年龄大的同学也就大十二三岁）、慈父，关心着每一个同学。到了高三，他已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依旧如父兄关心着他的学生。我在毕业体检时，胸片显示“肺结核浸润期”，不能考大学。杨体老师知道我家境困难，无钱治病，自己掏钱给我买了治肺病的特效药“雷米封”。这哪里是“雷米封”，是父兄的一颗心呀！

　　高三时折班主任吴山和物理老师、校教导主任杨樟能，尽管我不能参加高考，他们仍然关怀着我。高考前同学们在作毕业复习，让我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留在学校里放牛、放鸭，管水泵站。临考前我不甘心不能高考，向杨樟能老师提出“我想去拍胸片”，杨老师先以婉惜口气说“恐怕来不及了？”旋即肯定地说“试试看吧！”三四天后我拿到了拍片结果“病灶已钙化”，可以参加高考！我当时就以满怀欣喜告诉了杨樟能、扬体老师、吴山老师，是他们让我重获了高考的机会！到了八月底吴老师又告诉我“你已考上浙大”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是老师们胜过父兄的辛勤培养关爱结果呀！在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与生共存！

　　我的学生时代，太多的老师的心血雨露滋润了我的心田；我，只是我们那个年代千万学生中承受师恩者之一！

　　这些把师德高尚、师表垂范、视师责如生命的老师呀，他们的身姿、面容，像一张光盘刻在我脑子里，永远放颂他们鲜活的形象。可我们离开学校后得知好多都成了右派。我不能相信像王敬之、楼启虞这样的老师会是右派，让他们蒙受不白之怨，使他们本应硕果累累，享受尊严的时候，却长期凄苦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等到给他们公正（平反）时，已是“风烛残年”。

　　那时没有教师节，可家长和学生依然无比尊重老师；那时不兴谢师宴，可感恩之心永怀心中。为什么？那时老师的教学的认真、诲人不倦，育人心诚，不讲功利，令学生没齿难忘。他们的师德、师表，言教身传，让学生受益非浅！

　　修改于2012-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