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辛集市郭西村一个破落的农户家，院内柴草遍地，羊圈的腥气直钻鼻孔。低矮的北房里，一个个子不高、眼睛挺大的老太婆正戴着花镜，伏案写作。桌角的一部字典快要被翻烂了，露出支离破碎的纸边儿。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本书的撰稿人--康素珍。 在日益富裕的新农村里，我算是穷苦潦倒的了。可回想起亲历的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我又觉得今天的生活就像到了天堂。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写这部书?我觉得心底有一股热力在拱动着，这热力来自三个方面：
在我写作期间，辛集市委各级领导经常来看望我，鼓励我写下去。他们在政治上关怀我，吸收我为市政协委员。在创作上扶持我，给我送来桌椅、笔墨纸砚等写作用品，乡、村领导让我入了五保户，保障了我的晚年生活。我常想："旧社会害得我断子绝孙，新社会党和人民把我供养。知恩报恩，我应该把那些悲惨往事写出来，传于后世，教育新人。"这是写书的一个根源。
每当我坐在影剧院或电视机前，看到玉堂春、杜十娘、阿崎婆等一个个青楼妓女形象，就想起了当年的我。我认为，这些艺术中的人物，不如我眼见的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我饱尝了童年的苦难，受尽了妓院的蹂躏，在含冤惨死的数十个姐妹中，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凤仙姐临终的话时刻响在我耳边："你要坚持活下去，为姐妹们报仇雪恨!"时间已把妓院这历史的耻辱扫入垃圾堆，我只能以自己的钝笔，遥祭姐妹的冤魂，不负她们当年的嘱托。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根源。
在漫漫长夜，我经常打开一个发黄的纸包，里面有国民党颁发的妓女证书，有我在妓院时的照片，有从良时的赎身合同，有同丈夫魏瘦鹏的合影……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十年内乱中，我的丈夫成了"国民党特务"，我成了"臭婊子"，丈夫被逼投井自杀，我常受到别人的歧视。我便不服气地想："我们也是人，是被害的好人，我就是要自己写自己，让人们正确认识我、评价我，让读者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我写书的第三个根源。
这三个源头凝聚成一股热力，冲动得我再也按捺不住，于是含辛茹苦十余载，写出了百万字的草稿。
我深知我的童年时代和妓院生活，仅是千百个青楼姐妹中的一个。而且，比我的经历更凄惨的姐妹数不胜数。我不过以自己为主线，写最熟悉的个人罢了。
古人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已过了"不惑"与"知天命"之年，在入黄土之前，很难改变自己多年的执拗、倔犟的性格，我不但要把我的童年一一写出来，还要把我的妓女生涯传晓后人。让广大读者看一看，在灯红酒绿、求欢卖笑的背后，那些善良姐妹们的彷徨、呐喊、低吟、忏悔、屈服、堕落、反抗……
感谢辛集市政协、宣传部和文联主席李书宇同志，他们最早发现和帮助了我，历经几载，埋头苦干，为我整理和编写了这部自传，使我的苦难经历见诸于世。我文化太浅，积郁的思想、语言难以尽情表述，他们用简洁的文笔，帮我吐肺腑之言。虽然，有的语言变点味儿，带点文气，但他们以我的原作为基础，以补充采访为辅助，抒发了我的思想和情愫，我是深感满意和快慰的。
母亲的惨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贫民窟"。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穷"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1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缝穷"。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缝穷"(为人缝补)，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三代人的悲剧
母亲一死，我的家彻底破裂了。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我像无娘的羊羔，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大伯、大娘过活。
在后宰门，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爷爷挑担卖豆腐，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添上我这个新来人，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
在成都街头，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那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为了配合入侵，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飞机一来，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并把洞口封好。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等打开洞口一看，原来洞口密封缺氧，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一天功夫，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这一夜，成都市灯火连天，哭声震地。
没了慈爱的母亲，走了不成器的父亲，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经常带我上街，买一点小吃给我，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
伯母是个刻薄女人，凭空添了我这张嘴，整天冷若冰霜，常常指桑骂槐。尽管我努力干活，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
这样过了半年多，秋去冬来，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
那天，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上面摆着油盐酱醋。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
这时，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爷爷忙追上前去，说："长官，你还没有给我钱啊!"
那警察回过头，冷笑一声，反咬一口说："怎么?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我还没向你要哩，你倒跟我张起嘴来!"
爷爷气得面孔发紫，白胡子一颤一颤地，大喊道："胡说，你这是讹诈人!"
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他又盛了一碗豆腐，"扑"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嘴里说："谁吃你的臭豆腐，快还我钱!"
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他什么都不顾了，从挑子上撤出扁担，就要拼命。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当场吐了几口鲜血。七十多岁的人了，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等抬回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
伯父东奔西走，要为父报仇。一打听，那人是警察队长。他告到警察局、法院，无人受理，反污他欠债不还，跑了一个多月，这场官司不了了之。
爷爷惨死后，伯父四处告状，伯母主持着这个家。见了我，更是整天没好气，不是红眼珠子，就是白眼仁子。我在桌下吃糠咽菜，她在桌上嘟囔，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
一次，我饿得发慌，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我急中生智，搬过一只木桶，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刚刚摸到手，就见伯母走进屋，大喝一声："好哇，小贼妮子，你竟敢偷东西吃!"
这一声把我吓坏了，我"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脸擦伤了，板子掀翻了，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伯母更上火了，她拿起扁担，把我一顿痛打。不几天，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
回到家里，家里空空荡荡，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没过多久，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
父亲康延亭，三十来岁，四方脸，长得虎背熊腰。他经人介绍，进了陈家公馆。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那时官匪一家，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他有一妻一妾，妻有一儿一女，妾有三个女儿，雇着使婆丫鬟。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
陈家人丁众多，在人屋檐下当差，更没一点自由。陈营长出门用车，妻妾抬脚动手用车，儿女们上学用车，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
陈家主人抽大烟，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近墨者黑，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他全用来买了大烟。他连累带抽，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
一天晚上，他给陈营长点烟灯，烧烟泡，一直伺候到很晚。回到住的小屋里，他耐不住烟瘾，拿出买来的烟膏，一直抽到半宿。第二天，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刘妈着急地说："喊你半天了，你老醒不了，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
父亲二话没说，忙去准备车子。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康延亭，你过来!"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
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大女儿才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十来岁。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姓康的，你是有意慢待我们，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我就指派不动你。好哇，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你说该怎么办?"
父亲道："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我实在累了，也不是故意的。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我马上走!"
二姨太冷笑两声道："你还想要钱?你误了我女儿上学，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孩子们，给我上去打!"
母老虎一声号令，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一齐扑上去，抱脚的，抠脸的，二姑娘最厉害，揪住父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扯下一块肉来，鲜血渗湿了衣裳。
父亲疼急了，胳膊用力一甩，腿一蹬，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都被甩开了。
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可气坏了，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父亲"哎哟"一声，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顿时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已被人抬回家里了。原来刘妈是个寡妇，平时就对他有意，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
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高高的身条，大颧骨，尖下巴颏，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物质的资助，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
过了些天，父亲伤势渐好，能下床扶墙走路了，但从此成了残废，落了个跛脚。
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一来为了还债，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仅仅十二块大洋，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那时我才九岁。
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卖主康延亭，因家穷难以度日，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小奴一身俱属刘家，打骂处罚，婚丧嫁娶，老弱病死，概无权干涉。特立此据。
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
含冤的丫鬟
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刘家公馆"。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教训"，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坏枣"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
冷酷的家庭
从警察局逃出来，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伯母家再不能去了，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想起那位瘦骨嶙嶙、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温暖，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眷恋，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天下穷人是一家，抓起灰来比土热，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依附在她的身边。想到这里，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
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门口。只见一圈破土墙里，有六间草屋，这里住着三户，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房院比过去好多啦!
推门进屋，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父亲、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我一是心里激动，二是肚中饥饿，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此时只觉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看我被打成这样子，不由大吃一惊。后妈端茶送饭，显得非常同情。
几天以后，我的伤势渐渐好转。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不同的是，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父亲也变了样子，发狠戒烟了。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更加卖力的、忘我的劳动，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
可是，略懂世故的我，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后妈根本不喜欢我。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重男轻女，况且我来的晚，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妈对我形同外人，总是隔着一层。我还发现，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
住处虽然好了一点，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我们一家四口，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盖着那个破棉被，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这年冬天天寒，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不过变了位置，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我和哥哥在一头。晚上睡得冷了，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把被子全拉成大窟窿小窟窿的。后妈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挑唆父亲打了我一顿。我遭到亲人的毒打，心里比什么都难过，不由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当我们的被角被拉走时，她却不声不响地把我抱在怀里。想到这里，我只觉一肚子泪水在心里流淌。
我家院里喂着二十几只小兔，夏天，我除捡垃圾外，还要打草喂兔。后妈整天价吹毛求疵，今天说我捡的垃圾少，在外贪玩啦；明天说我打的草少，喂不饱兔子啦。一到吃饭她就开始嘟哝，鼓动父亲打我，我经常没等拿起筷子就被赶出院子。
我站在当街，饥肠辘辘，眼泪汪汪，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有了后娘，也就有了后爹"。我又想起母亲在世时，向我偷偷叙说的隔壁发生的一件事：
我家在大阳沟居住时，东邻就是那个前头说的不肯做证的赵大妈，她也是一个续娶来的后妈，男人整天外出做活，跟她在家的是前妻撇下的一个名叫丽花的七八岁的女孩子。
每天深夜，只要赵大妈的男人不在家，就会听到那女孩子失腔变调的哭声，呆会儿就没动静了，只听见抽抽噎噎的低泣。
那天我睡得很早，第二天一觉醒来，只听东邻家人声鼎沸、哭声震天。原来，和我年纪相仿的丽花姐夜里突然得急病死去了。我心里很纳闷，昨天，丽花姐还好端端地和我们一起捡垃圾呀!
过了好多天，母亲才偷偷地告诉我这个秘密：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两家只隔一层篱笆，透过剥落的泥片能看清邻居屋里的情景。每天深夜，当邻屋传出丽花的啼哭时，母亲就隔着篱笆去看，只见赵大妈让丽花脱掉衣服，在她的肚脐上露出一截扎进去的螺丝钉，赵大妈按住螺丝钉，狠狠往里拧进几下，丽花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不敢大声啼哭。就这样，过了好多天，终于把孩子折磨死了。哎，没想到，我也处在丽花的境地，尝到后妈的滋味了。一想到丽花的下场，我就不寒而栗。
这天中午，我给兔子拔了满满一背兜草，扔给兔子，只觉头晕眼花，肚里辘辘乱响。我家现在也和伯母家一样，吃的是拾来的菜叶做的稀粥。今早吃饭时，后妈又找毛病嘟哝了一阵子，惹得父亲火起，将我赶出门去，这会儿，我还没吃饭哩。
我推开屋门，屋门倒锁着，心里可着了急，不知后妈是有意还是无意，晌午了也不回家。我饿得实在忍不住，壮了壮胆子，硬着头皮，把那把长铜锁拨开了。
我掀锅一看，傻眼了，锅刷得干干净净的，一颗饭粒也不剩。我只觉两眼发黑，怎么办?
我在屋里转悠了半晌，终于下了决心，走到那个盛米的小瓦罐前，掀开那只盖瓦罐的破碗，只见里面有半瓦罐大米。我贪婪的用鼻子闻了闻，喷香喷香的，米香强烈刺激着我的脾胃，馋得我流出了口水。
我慑手慑脚走出屋外，瞅瞅外头没人，就抓了一把大米，不顾一切地填进嘴里，"咯崩咯崩"嚼起来，好香!吃完了，又恋恋不舍地抓了一把。等咽了下去，我怕后妈回来发现了，忙小心地把米抚平，盖好。我又到水瓮前，喝了一气子凉水，这才觉得浑身有了劲。
今天拔的草多，虽说满载而归，我还怕后妈挑毛病，忽然想起拔草时河沟里有许多鱼虾，为了赢得后妈的高兴，我又拿起兜子，去后面河沟里捞鱼虾。
正捞着，远远听见后妈喊我，那尖利的喊声，如同夏日惊雷，吓得我像老鼠听到猫叫，连忙蹲在水里。末了，还是让后妈扯了回家。
进家一看，我不由傻眼了，我砍的那一大背兜草被兔子吃得只剩点根根梗梗，几只兔子吃得肚子圆圆的，都胀死了。
父亲回来后，后妈添油加醋，历数了我的一连串"罪行"--害死兔子，偷吃大米，还诬赖我偷了她放在床席底下的两块钱。十一岁的我，真是有口难辩。
父亲气得瑟瑟发抖，后妈在一旁火上浇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想方设法要挟父亲，声言"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说着，故做姿态地往外走。
在后妈的逼迫下，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再次把我赶出家门。
几经挫折，我那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急剧变化，渐渐失去了女孩的温柔多情，抛弃了同代儿童的稚气怯懦，像个丧家之犬，变得野蛮而倔强。富家容不得我，穷家也容不得我，我只好以社会为家，以天地为家，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自生自存。从此，我再没有踏进过康家的门。
患难相依
离开冷酷的家庭，我成了真正的孤女、流浪儿。
我走遍成都，开始了乞讨生活。从人身看我是自由了，可生活上更没有保障，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重要的一点失落感是，我再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
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是可怜的，没有家的女孩更是可怜而又可悲的。
我只穿一条破裤衩，光着脚丫子，沿着成都街道踽踽而行。一次，路过一个木货场，我见木屑、铁钉撒了满地，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可还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住了脚丫子，疼得我"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只见脚掌沾满了血污，看不见刺上了什么东西。一摸就疼得出冷汗。我这被抛弃了的孩子，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在脚下的血污处撒一些黑土，歇息一会儿再走。
此时已是深秋，一到晚间，北风凉飕飕的，吹得人打颤，哪儿是我的栖身之地啊!
一天晚上，我走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前，只见里面黑洞洞的，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我像溺海人抓住了救生圈，赶紧一瘸一拐地走进去，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情景：只见里面三个茅洞，中间隔着两块木板，茅洞里拉了半糟子屎尿，臭气熏天，原来是个厕所，我忙捂着鼻子跑出去。
北风呼呼刮着，冷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头上只觉滚热发烫，肚子饿得咕噜直响，我一天没有要到东西，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同时，那只扎伤的脚像被钉在地上，疼得一点也不敢挪动。冷、饿、疼、乏、困一齐向我袭来，我呆呆地望着这间令人作呕的排污所，为了苟延残喘，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我又一次走进厕所，把茅坑一边的木板掀倒盖好，便一屁股坐在木板上，身子靠着厕所的墙壁，很快就睡着了。
朦胧中，我觉得像是下雨，雨水浇了我一头一脸。不对!屋里怎么会下雨呀，这雨又怎么是热的呀?我忙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黑暗中有个人正站在厕所门口，冲着我撒尿。
一种奇耻大辱涌上我的心头，我气得往上一窜，没提防脚底下的伤，疼得"哎哟"了一声。那人听到声音，吓得提着裤子，拔脚就跑。
我沿着油漆马路牙子，一颠一跛地紧追。那人像头笨熊，似跑非跑，蹒跚地迈着步子。快要追上时，那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啊，原来是个满头白发、又黑又矮、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头。那人盯视了我一下，忽然说："喂，你是刘家公馆的那个小丫鬟吧?"这话把我问愣了，我忘记了跟他算帐，问他怎么认识我。他不再言语，却挽起裤腿，让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疤，噢，我忽地想起来啦：
一年前，我正给刘家小姐当丫头。这天，小姐上学去了，我在前厅擦神灯时，忽然听见门口狼狗的狂吠。
我急忙出去一看，见刘家那条半人多高的狼狗把一个要饭的大爷咬倒了，左腿上撕下一大块肉，鲜血如注，淌到了地上。
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血泊中的母亲和爷爷，睹景思亲，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忙喝住狼狗，撕下自己的一条衣襟，帮老大爷包扎好。包扎完毕，我又想："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于是让大爷等着，返身跑回后楼，偷了主人三元钱，塞给那个老大爷……想不到，今天我们又碰在一起了。
见是同病相怜的穷苦人，我的心松弛下来。这才感到说不出的疼痛和饥饿，便跌坐在马路边上。
老大爷见状，从他的脊背上拿下一个破背褡。背褡里面塞满了拣来的烂纸。掏出烂纸，下面露出一个带豁的粗瓷碗，里面盛着一个煮烂了的小兔头和半碗米饭。大爷把饭递到我手里说："孩子，吃吧，这是我昨天要来的。"
一见饭菜，我馋得涎水直流，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先给大爷叩了个响头。大爷一把搀起我，连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我应该报答的。"
我顾不得别的，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到一半，我才感觉出来，那饭比醋还酸，人家不知放了多久了，用手一扒，直拉长丝。再掰开那个兔头一看，只见里面有许多白芽芽，乱爬乱动，原来已经下满了蛆。我饥不择食，用手拨拉了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个兔头也吃下去了。不一会，连碗底也舔得精光。
老大爷问我为啥不在刘家公馆，我向他叙述了那桩冤案的经过，同时也问起他的身世，只见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他姓汪，原在少成公园附近开饭馆，有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几年前，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成都，狂轰滥炸，他的房子被炸平了，妻子儿女炸死在废墟里。一个小康之家眨眼间成了穷光蛋，汪大爷从此孤苦伶仃，靠乞讨为生。说起来，我们这一老一小，都是一个荒藤上的苦瓜，于是，我们患难相依，我叫他汪爷爷。
我们一起讨要了一天，傍晚来到他的住处。汪爷爷打开一个黑漆大门，院里长满荒草。迎面是几间青砖绿瓦的北屋。我心里说："这房子可不错呀，这哪像讨饭的住的地方!"
推开屋门一看，我吓得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原来屋里放着许多许多的薄木棺材。汪爷爷告诉我，这是刘镇生家的殡仪馆，刘家为了赚钱，专做这些薄木棺材卖给穷人。他为了有个栖身之地，就找刘家的管家要求，义务给刘家看棺打更。汪爷爷还告诉我，刘区长从不到这儿来，他根本没见过刘镇生，这才使我放宽心。
在停放棺材的墙角空隙里，铺着一层干草，放着两个青砖和一件破大衣，这就是汪爷爷睡觉的地方了。
晚上，我们爷俩合盖着这件大衣，身下铺着干草，枕着砖头进入梦乡。
半夜里，我只觉浑身滚烫，发起烧来，汪爷爷一摸我的额头，立刻惊得把手缩回来。他到底人老有经验，从上到下帮我检查，发现我的左脚上，大拇指已经发黑，肿得厉害。他问清受伤的原因，看完整小说添加扣扣一一四七四一二二四六，支持正版。打击盗版，谢谢支持。知道是因扎上东西发炎引起的发烧。可是，眼下没有一分钱，缺医少药，怎么办呢?
汪爷爷急中生智，他摸索到院里，找来一根竹篾，在石头上磨尖，用胳肢窝夹住我的脚，在疮口上狠狠一刺，顿时，流出许多白中透黑的脓水来。我疼得手脚乱蹬乱跷，出了一身大汗。
汪爷爷也不理我，又用嘴伏在我那又黑又脏的大拇指旁，用力吸吮起来。他耐心地吮一口，吐一口，直到把脓水一口口吸干。再看脚掌上，原来扎着个半寸长的铁钉子。汪爷爷用牙咬住，把那钉子猛地拔出来，鲜血流了满地，我疼得昏死过去。半个月后，伤口终于愈合，没有吃一点药，病奇迹般地好了。
"天下穷人心连心"，汪爷爷对我的感情，胜过父母，暖过家庭。后来，我很少再得到这种长辈的慈爱和温暖了。
光阴似箭，转眼进入寒冷的冬天，汪爷爷年老体弱，本来就有气管炎，到了冬天咳得更厉害，咳嗽半天才吐出一口痰。他白天要一天饭，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在屋里一边，一边咳嗽。终于，他病倒了，粘痰里带着一缕缕血丝。
这年我刚满十一岁。白天出去要两个人的饭，晚上回来替他打更，还要端屎端尿侍候他。我不停息地劳动着，我觉得这正是尽一个孙女儿的责任的时候了。
这年的冬天，成都格外的冷。我们住的屋里冷得滴水成冰，汪大爷躺在墙角不能动弹，我心疼得像刀子剜心。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爬上一棵树，折了一捧干树枝，在汪爷爷身边生起火来，屋里顿时暖和了。
汪爷爷病得昏昏沉沉，忽然看见火光，便吃力喊了一声，让我赶紧把火踩灭。当我不理解地把火熄灭后，他才有气无力地跟我解释道："咱住人家的棺材店，宁肯冻死，也不能点火，万一引起火灾，咱就成了罪人!"善良的汪爷爷呀，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老天为什么偏偏让恶人享福，让好人受苦哪!
没过几天，成都更冷了，寒风刺骨，雪花飘飘，汪爷爷饥寒交迫，奄奄一息。我彻夜不眠，守护在他身边。半夜里，他忽然轻咳一声，吐了一口血，就再也不动了。
我俯在爷爷身上，嚎啕痛哭了半宿。天亮后，我忍悲含泪，把爷爷背进一口棺材里。又拼尽全力，给爷爷盖上那薄薄的木盖。然后，叩了三个响头，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小丐帮
1934年初春，十二岁的我，又开始了孤身讨饭的生涯。
春熙路是成都市近年来最热闹、最宽畅的街道了，我经常出入在这里。我年纪小，又不会花言巧语，经常要不到吃的东西。饿急了，就低头在街上捡：地瓜梗、红薯皮、柿子皮都是我的美味佳肴。有时饿得心焦，拾起一块柿子皮，顾不得擦净，就填进嘴里，"咯嘣"、"咯嘣"嚼到许多沙子，也不去管它，一起咽进肚里。这里的茶馆、影院、戏楼、书场，都留下
了我的脚印。
这天，我在空空荡荡的"华迎大戏院"转悠，华迎戏院有一个川剧团，前几天在本院唱戏。这会儿剧团走了，正是我打扫战场的好机会。
我从后排到前排，挨着趟地仔细搜寻，我依仗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在座位下仔细查看，哪怕一个花生，一枚瓜子儿，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敏捷地把它们捡起来，迫不及待地填进饥腹。
忽然，我发现有个座位下扔着个油腻的纸包，忙一把抓起来，打开黄草纸一看，原来是包放臭了的酱牛肉。这真是老天赐福，让我开荤。我高兴得心里一个劲发抖，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纸包，一手拣了一片最小的牛肉往嘴里填。
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一刹那，只觉拿肉包的那只手一颤，肉包被人抢走了。我陡地一惊，定神看时，原来是个小男孩，因他拼命地往外跑，所以看不见他的脸面，只能看清他的背影：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半尺长，上身穿一件窟窿连窟窿的破棉袄，右袄袖没有了，赤着一只胳膊，下身只穿一条裤衩，光腿赤足。见是个横不讲理的小老抢，我气急了，在后面紧紧追赶。
那小老抢跑到侧门拐弯处，偏巧走过来一个茶房，端着一摞茶碗，两人正撞了个满怀。"哗啦"一声，那摞茶碗被撞落在地上摔碎了。
茶房气得怒不可遏，一把揪住那个小老抢，"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嘴巴子，那小老抢顿时满嘴流血。
奇怪的是，那个小老抢一点也不示弱，嘴里咕嘟了几口，冷不防冲茶房一吐，吐了茶房一脸血，同时，又把那包肉狠命摔在茶房脸上。
这下子，茶房气得脸色发紫，冲上去一把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起来，要往下摔，这一摔，少说也得摔个半死。小老抢失声地喊叫起来："救命呀!救命啊!"
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七八个赤脚光背的小男孩，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不过七八岁。他们把茶房团团围住，有的拽胳膊抱腿，有的拳打脚踢，很快把那茶房掀翻在地，然后一窝蜂地把那个小老抢抢走了。
看到这里，我忘记饥饿，忘记报复，同病相怜使我异常开心。
一连两天，我都没有填满肚子。
晚上，刮起一阵冷风，我只穿一条破裤衩(汪爷爷的大衣被我盖在棺材里了，我不能再让他的灵魂受冻)，肚子空空如也，冷得浑身抖瑟。怎样取暖御寒?我想出一个办法--逆风跑步。天越冷，我越顶着风跑，虽然累得有气无力，饿得饥肠辘辘，但毕竟身上暖和了。
为了长远打算，我又开始琢磨寻个过夜的去处。殡葬馆我是不能再去了。一来守着个正在腐烂的死尸害怕，二来如果被刘家人发现了，会老帐新帐一起算。我忽然想起宝全巷那边的护城墙上有个打仗用的碉堡，那里足可以做我的安身之地。心里一亮，疾步向那里走去。
我顺着宝全巷顶头砖彻的梯子，爬上城头，只见雄伟的碉堡里面火光闪闪，人声嘈杂。我把头伸进去一瞧，见一群孩子正在烤火，地上放着一包包牛肉、兔肉、鸡杂碎，有的鲜亮发红，有的腐烂变黑，还有两瓶酒，一堆烧饼。在火光映照下，我看清了，正是前两天抢肉打茶房的那群小子。
我本想躲开去，可是，经不住食物的强烈诱惑，不由自主地走进屋子。那个只有一只袄袖、抢我肉包的男孩见到我，首先站起来，其他的孩子也马上站起来了，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这时我心里却非常平静，坦然道："我是个要饭的花子，两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帮帮忙，给我一口吧!"
那群孩子会意地对看了一下，却把眼睛投向那个一只袖子的孩子，那孩子的眼光由敌意渐渐变得友好，说："我们也都是小花子，你要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就入了我们的小丐帮!"
啊，小丐帮，多么新鲜的名词。他们原来都是干这个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团伙。我想起对我体贴入微的汪爷爷，我深知患难相依的温暖。我可真是有福哇，没有了汪爷爷，我又找到了一伙小兄弟。我含着泪，连声说："愿意，愿意!"
打这以后，我加入了小丐帮的行列，彼此以兄妹相称。我们兄妹共十人，我排行老二。抢我肉包的是大哥，名叫闯二。大家白天乞讨，晚上把要来的东西凑到一起，吃吃喝喝、打打
闹闹，倒觉得轻松自在、乐乐和和的，真是吃着黄连吹横笛--苦中求乐呀!
晚上，大家凑在一起的食物，真是五花八门，好好歹歹，应有尽有。来路也不相同，有要来的，有拾来的，有抢来的，还有偷来的。小丐帮一无所有，一无牵挂，靠的是耍刁撒赖，软硬兼施，填饱辘辘的饥肠。
我们的十弟才七八岁，整天朦朦怔怔，老是哭他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了他的遭遇：
我们这伙兄弟，大都是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变成的孤儿，他们的家园被炸毁，父母兄弟被炸死，只好讨饭为生。
十弟的父亲是在一场轰炸中丧生的，剩下他们母子俩。为了生活，母亲带他到牛市口粮市去打扫撒落在地上的大米。这里，每当中午过后，粮食交易完了，就会留下一些踩脏的碎米。许多穷苦妇女都争先恐后，拿着条帚、簸箕去扫。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
在成都街头，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那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为了配合入侵，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飞机一来，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并把洞口封好。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等打开洞口一看，原来洞口密封缺氧，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一天功夫，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这一夜，成都市灯火连天，哭声震地。
没了慈爱的母亲，走了不成器的父亲，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经常带我上街，买一点小吃给我，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
伯母是个刻薄女人，凭空添了我这张嘴，整天冷若冰霜，常常指桑骂槐。尽管我努力干活，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
这样过了半年多，秋去冬来，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
那天，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上面摆着油盐酱醋。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
这时，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爷爷忙追上前去，说："长官，你还没有给我钱啊!"
那警察回过头，冷笑一声，反咬一口说："怎么?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我还没向你要哩，你倒跟我张起嘴来!"
爷爷气得面孔发紫，白胡子一颤一颤地，大喊道："胡说，你这是讹诈人!"
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他又盛了一碗豆腐，"扑"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嘴里说："谁吃你的臭豆腐，快还我钱!"
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他什么都不顾了，从挑子上撤出扁担，就要拼命。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当场吐了几口鲜血。七十多岁的人了，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等抬回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
伯父东奔西走，要为父报仇。一打听，那人是警察队长。他告到警察局、法院，无人受理，反污他欠债不还，跑了一个多月，这场官司不了了之。
爷爷惨死后，伯父四处告状，伯母主持着这个家。见了我，更是整天没好气，不是红眼珠子，就是白眼仁子。我在桌下吃糠咽菜，她在桌上嘟囔，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
一次，我饿得发慌，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我急中生智，搬过一只木桶，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刚刚摸到手，就见伯母走进屋，大喝一声："好哇，小贼妮子，你竟敢偷东西吃!"
这一声把我吓坏了，我"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脸擦伤了，板子掀翻了，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伯母更上火了，她拿起扁担，把我一顿痛打。不几天，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
回到家里，家里空空荡荡，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没过多久，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
父亲康延亭，三十来岁，四方脸，长得虎背熊腰。他经人介绍，进了陈家公馆。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那时官匪一家，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他有一妻一妾，妻有一儿一女，妾有三个女儿，雇着使婆丫鬟。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
陈家人丁众多，在人屋檐下当差，更没一点自由。陈营长出门用车，妻妾抬脚动手用车，儿女们上学用车，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
陈家主人抽大烟，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近墨者黑，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他全用来买了大烟。他连累带抽，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
一天晚上，他给陈营长点烟灯，烧烟泡，一直伺候到很晚。回到住的小屋里，他耐不住烟瘾，拿出买来的烟膏，一直抽到半宿。第二天，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刘妈着急地说："喊你半天了，你老醒不了，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
父亲二话没说，忙去准备车子。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康延亭，你过来!"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
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大女儿才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十来岁。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姓康的，你是有意慢待我们，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我就指派不动你。好哇，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你说该怎么办?"
父亲道："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我实在累了，也不是故意的。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我马上走!"
二姨太冷笑两声道："你还想要钱?你误了我女儿上学，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孩子们，给我上去打!"
母老虎一声号令，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一齐扑上去，抱脚的，抠脸的，二姑娘最厉害，揪住父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扯下一块肉来，鲜血渗湿了衣裳。
父亲疼急了，胳膊用力一甩，腿一蹬，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都被甩开了。
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可气坏了，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父亲"哎哟"一声，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顿时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已被人抬回家里了。原来刘妈是个寡妇，平时就对他有意，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
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高高的身条，大颧骨，尖下巴颏，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物质的资助，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
过了些天，父亲伤势渐好，能下床扶墙走路了，但从此成了残废，落了个跛脚。
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一来为了还债，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仅仅十二块大洋，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那时我才九岁。
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卖主康延亭，因家穷难以度日，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小奴一身俱属刘家，打骂处罚，婚丧嫁娶，老弱病死，概无权干涉。特立此据。
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
含冤的丫鬟
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刘家公馆"。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教训"，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坏枣"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
冷酷的家庭
从警察局逃出来，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伯母家再不能去了，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想起那位瘦骨嶙嶙、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温暖，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眷恋，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天下穷人是一家，抓起灰来比土热，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依附在她的身边。想到这里，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
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门口。只见一圈破土墙里，有六间草屋，这里住着三户，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房院比过去好多啦!
推门进屋，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父亲、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我一是心里激动，二是肚中饥饿，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此时只觉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看我被打成这样子，不由大吃一惊。后妈端茶送饭，显得非常同情。
几天以后，我的伤势渐渐好转。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不同的是，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父亲也变了样子，发狠戒烟了。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更加卖力的、忘我的劳动，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
可是，略懂世故的我，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后妈根本不喜欢我。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重男轻女，况且我来的晚，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妈对我形同外人，总是隔着一层。我还发现，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
住处虽然好了一点，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我们一家四口，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盖着那个破棉被，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这年冬天天寒，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不过变了位置，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我和哥哥在一头。晚上睡得冷了，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把被子全拉成大窟窿小窟窿的。后妈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挑唆父亲打了我一顿。我遭到亲人的毒打，心里比什么都难过，不由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当我们的被角被拉走时，她却不声不响地把我抱在怀里。想到这里，我只觉一肚子泪水在心里流淌。
我家院里喂着二十几只小兔，夏天，我除捡垃圾外，还要打草喂兔。后妈整天价吹毛求疵，今天说我捡的垃圾少，在外贪玩啦；明天说我打的草少，喂不饱兔子啦。一到吃饭她就开始嘟哝，鼓动父亲打我，我经常没等拿起筷子就被赶出院子。
我站在当街，饥肠辘辘，眼泪汪汪，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有了后娘，也就有了后爹"。我又想起母亲在世时，向我偷偷叙说的隔壁发生的一件事：
我家在大阳沟居住时，东邻就是那个前头说的不肯做证的赵大妈，她也是一个续娶来的后妈，男人整天外出做活，跟她在家的是前妻撇下的一个名叫丽花的七八岁的女孩子。
每天深夜，只要赵大妈的男人不在家，就会听到那女孩子失腔变调的哭声，呆会儿就没动静了，只听见抽抽噎噎的低泣。
那天我睡得很早，第二天一觉醒来，只听东邻家人声鼎沸、哭声震天。原来，和我年纪相仿的丽花姐夜里突然得急病死去了。我心里很纳闷，昨天，丽花姐还好端端地和我们一起捡垃圾呀!
过了好多天，母亲才偷偷地告诉我这个秘密：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两家只隔一层篱笆，透过剥落的泥片能看清邻居屋里的情景。每天深夜，当邻屋传出丽花的啼哭时，母亲就隔着篱笆去看，只见赵大妈让丽花脱掉衣服，在她的肚脐上露出一截扎进去的螺丝钉，赵大妈按住螺丝钉，狠狠往里拧进几下，丽花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不敢大声啼哭。就这样，过了好多天，终于把孩子折磨死了。哎，没想到，我也处在丽花的境地，尝到后妈的滋味了。一想到丽花的下场，我就不寒而栗。
这天中午，我给兔子拔了满满一背兜草，扔给兔子，只觉头晕眼花，肚里辘辘乱响。我家现在也和伯母家一样，吃的是拾来的菜叶做的稀粥。今早吃饭时，后妈又找毛病嘟哝了一阵子，惹得父亲火起，将我赶出门去，这会儿，我还没吃饭哩。
我推开屋门，屋门倒锁着，心里可着了急，不知后妈是有意还是无意，晌午了也不回家。我饿得实在忍不住，壮了壮胆子，硬着头皮，把那把长铜锁拨开了。
我掀锅一看，傻眼了，锅刷得干干净净的，一颗饭粒也不剩。我只觉两眼发黑，怎么办?
我在屋里转悠了半晌，终于下了决心，走到那个盛米的小瓦罐前，掀开那只盖瓦罐的破碗，只见里面有半瓦罐大米。我贪婪的用鼻子闻了闻，喷香喷香的，米香强烈刺激着我的脾胃，馋得我流出了口水。
我慑手慑脚走出屋外，瞅瞅外头没人，就抓了一把大米，不顾一切地填进嘴里，"咯崩咯崩"嚼起来，好香!吃完了，又恋恋不舍地抓了一把。等咽了下去，我怕后妈回来发现了，忙小心地把米抚平，盖好。我又到水瓮前，喝了一气子凉水，这才觉得浑身有了劲。
今天拔的草多，虽说满载而归，我还怕后妈挑毛病，忽然想起拔草时河沟里有许多鱼虾，为了赢得后妈的高兴，我又拿起兜子，去后面河沟里捞鱼虾。
正捞着，远远听见后妈喊我，那尖利的喊声，如同夏日惊雷，吓得我像老鼠听到猫叫，连忙蹲在水里。末了，还是让后妈扯了回家。
进家一看，我不由傻眼了，我砍的那一大背兜草被兔子吃得只剩点根根梗梗，几只兔子吃得肚子圆圆的，都胀死了。
父亲回来后，后妈添油加醋，历数了我的一连串"罪行"--害死兔子，偷吃大米，还诬赖我偷了她放在床席底下的两块钱。十一岁的我，真是有口难辩。
父亲气得瑟瑟发抖，后妈在一旁火上浇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想方设法要挟父亲，声言"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说着，故做姿态地往外走。
在后妈的逼迫下，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再次把我赶出家门。
几经挫折，我那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急剧变化，渐渐失去了女孩的温柔多情，抛弃了同代儿童的稚气怯懦，像个丧家之犬，变得野蛮而倔强。富家容不得我，穷家也容不得我，我只好以社会为家，以天地为家，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自生自存。从此，我再没有踏进过康家的门。
患难相依
离开冷酷的家庭，我成了真正的孤女、流浪儿。
我走遍成都，开始了乞讨生活。从人身看我是自由了，可生活上更没有保障，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重要的一点失落感是，我再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
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是可怜的，没有家的女孩更是可怜而又可悲的。
我只穿一条破裤衩，光着脚丫子，沿着成都街道踽踽而行。一次，路过一个木货场，我见木屑、铁钉撒了满地，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可还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住了脚丫子，疼得我"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只见脚掌沾满了血污，看不见刺上了什么东西。一摸就疼得出冷汗。我这被抛弃了的孩子，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在脚下的血污处撒一些黑土，歇息一会儿再走。
此时已是深秋，一到晚间，北风凉飕飕的，吹得人打颤，哪儿是我的栖身之地啊!
一天晚上，我走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前，只见里面黑洞洞的，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我像溺海人抓住了救生圈，赶紧一瘸一拐地走进去，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情景：只见里面三个茅洞，中间隔着两块木板，茅洞里拉了半糟子屎尿，臭气熏天，原来是个厕所，我忙捂着鼻子跑出去。
北风呼呼刮着，冷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头上只觉滚热发烫，肚子饿得咕噜直响，我一天没有要到东西，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同时，那只扎伤的脚像被钉在地上，疼得一点也不敢挪动。冷、饿、疼、乏、困一齐向我袭来，我呆呆地望着这间令人作呕的排污所，为了苟延残喘，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我又一次走进厕所，把茅坑一边的木板掀倒盖好，便一屁股坐在木板上，身子靠着厕所的墙壁，很快就睡着了。
朦胧中，我觉得像是下雨，雨水浇了我一头一脸。不对!屋里怎么会下雨呀，这雨又怎么是热的呀?我忙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黑暗中有个人正站在厕所门口，冲着我撒尿。
一种奇耻大辱涌上我的心头，我气得往上一窜，没提防脚底下的伤，疼得"哎哟"了一声。那人听到声音，吓得提着裤子，拔脚就跑。
我沿着油漆马路牙子，一颠一跛地紧追。那人像头笨熊，似跑非跑，蹒跚地迈着步子。快要追上时，那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啊，原来是个满头白发、又黑又矮、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头。那人盯视了我一下，忽然说："喂，你是刘家公馆的那个小丫鬟吧?"这话把我问愣了，我忘记了跟他算帐，问他怎么认识我。他不再言语，却挽起裤腿，让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疤，噢，我忽地想起来啦：
一年前，我正给刘家小姐当丫头。这天，小姐上学去了，我在前厅擦神灯时，忽然听见门口狼狗的狂吠。
我急忙出去一看，见刘家那条半人多高的狼狗把一个要饭的大爷咬倒了，左腿上撕下一大块肉，鲜血如注，淌到了地上。
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血泊中的母亲和爷爷，睹景思亲，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忙喝住狼狗，撕下自己的一条衣襟，帮老大爷包扎好。包扎完毕，我又想："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于是让大爷等着，返身跑回后楼，偷了主人三元钱，塞给那个老大爷……想不到，今天我们又碰在一起了。
见是同病相怜的穷苦人，我的心松弛下来。这才感到说不出的疼痛和饥饿，便跌坐在马路边上。
老大爷见状，从他的脊背上拿下一个破背褡。背褡里面塞满了拣来的烂纸。掏出烂纸，下面露出一个带豁的粗瓷碗，里面盛着一个煮烂了的小兔头和半碗米饭。大爷把饭递到我手里说："孩子，吃吧，这是我昨天要来的。"
一见饭菜，我馋得涎水直流，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先给大爷叩了个响头。大爷一把搀起我，连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我应该报答的。"
我顾不得别的，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到一半，我才感觉出来，那饭比醋还酸，人家不知放了多久了，用手一扒，直拉长丝。再掰开那个兔头一看，只见里面有许多白芽芽，乱爬乱动，原来已经下满了蛆。我饥不择食，用手拨拉了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个兔头也吃下去了。不一会，连碗底也舔得精光。
老大爷问我为啥不在刘家公馆，我向他叙述了那桩冤案的经过，同时也问起他的身世，只见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他姓汪，原在少成公园附近开饭馆，有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几年前，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成都，狂轰滥炸，他的房子被炸平了，妻子儿女炸死在废墟里。一个小康之家眨眼间成了穷光蛋，汪大爷从此孤苦伶仃，靠乞讨为生。说起来，我们这一老一小，都是一个荒藤上的苦瓜，于是，我们患难相依，我叫他汪爷爷。
我们一起讨要了一天，傍晚来到他的住处。汪爷爷打开一个黑漆大门，院里长满荒草。迎面是几间青砖绿瓦的北屋。我心里说："这房子可不错呀，这哪像讨饭的住的地方!"
推开屋门一看，我吓得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原来屋里放着许多许多的薄木棺材。汪爷爷告诉我，这是刘镇生家的殡仪馆，刘家为了赚钱，专做这些薄木棺材卖给穷人。他为了有个栖身之地，就找刘家的管家要求，义务给刘家看棺打更。汪爷爷还告诉我，刘区长从不到这儿来，他根本没见过刘镇生，这才使我放宽心。
在停放棺材的墙角空隙里，铺着一层干草，放着两个青砖和一件破大衣，这就是汪爷爷睡觉的地方了。
晚上，我们爷俩合盖着这件大衣，身下铺着干草，枕着砖头进入梦乡。
半夜里，我只觉浑身滚烫，发起烧来，汪爷爷一摸我的额头，立刻惊得把手缩回来。他到底人老有经验，从上到下帮我检查，发现我的左脚上，大拇指已经发黑，肿得厉害。他问清受伤的原因，看完整小说添加扣扣一一四七四一二二四六，支持正版。打击盗版，谢谢支持。知道是因扎上东西发炎引起的发烧。可是，眼下没有一分钱，缺医少药，怎么办呢?
汪爷爷急中生智，他摸索到院里，找来一根竹篾，在石头上磨尖，用胳肢窝夹住我的脚，在疮口上狠狠一刺，顿时，流出许多白中透黑的脓水来。我疼得手脚乱蹬乱跷，出了一身大汗。
汪爷爷也不理我，又用嘴伏在我那又黑又脏的大拇指旁，用力吸吮起来。他耐心地吮一口，吐一口，直到把脓水一口口吸干。再看脚掌上，原来扎着个半寸长的铁钉子。汪爷爷用牙咬住，把那钉子猛地拔出来，鲜血流了满地，我疼得昏死过去。半个月后，伤口终于愈合，没有吃一点药，病奇迹般地好了。
"天下穷人心连心"，汪爷爷对我的感情，胜过父母，暖过家庭。后来，我很少再得到这种长辈的慈爱和温暖了。
光阴似箭，转眼进入寒冷的冬天，汪爷爷年老体弱，本来就有气管炎，到了冬天咳得更厉害，咳嗽半天才吐出一口痰。他白天要一天饭，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在屋里一边，一边咳嗽。终于，他病倒了，粘痰里带着一缕缕血丝。
这年我刚满十一岁。白天出去要两个人的饭，晚上回来替他打更，还要端屎端尿侍候他。我不停息地劳动着，我觉得这正是尽一个孙女儿的责任的时候了。
这年的冬天，成都格外的冷。我们住的屋里冷得滴水成冰，汪大爷躺在墙角不能动弹，我心疼得像刀子剜心。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爬上一棵树，折了一捧干树枝，在汪爷爷身边生起火来，屋里顿时暖和了。
汪爷爷病得昏昏沉沉，忽然看见火光，便吃力喊了一声，让我赶紧把火踩灭。当我不理解地把火熄灭后，他才有气无力地跟我解释道："咱住人家的棺材店，宁肯冻死，也不能点火，万一引起火灾，咱就成了罪人!"善良的汪爷爷呀，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老天为什么偏偏让恶人享福，让好人受苦哪!
没过几天，成都更冷了，寒风刺骨，雪花飘飘，汪爷爷饥寒交迫，奄奄一息。我彻夜不眠，守护在他身边。半夜里，他忽然轻咳一声，吐了一口血，就再也不动了。
我俯在爷爷身上，嚎啕痛哭了半宿。天亮后，我忍悲含泪，把爷爷背进一口棺材里。又拼尽全力，给爷爷盖上那薄薄的木盖。然后，叩了三个响头，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小丐帮
1934年初春，十二岁的我，又开始了孤身讨饭的生涯。
春熙路是成都市近年来最热闹、最宽畅的街道了，我经常出入在这里。我年纪小，又不会花言巧语，经常要不到吃的东西。饿急了，就低头在街上捡：地瓜梗、红薯皮、柿子皮都是我的美味佳肴。有时饿得心焦，拾起一块柿子皮，顾不得擦净，就填进嘴里，"咯嘣"、"咯嘣"嚼到许多沙子，也不去管它，一起咽进肚里。这里的茶馆、影院、戏楼、书场，都留下
了我的脚印。
这天，我在空空荡荡的"华迎大戏院"转悠，华迎戏院有一个川剧团，前几天在本院唱戏。这会儿剧团走了，正是我打扫战场的好机会。
我从后排到前排，挨着趟地仔细搜寻，我依仗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在座位下仔细查看，哪怕一个花生，一枚瓜子儿，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敏捷地把它们捡起来，迫不及待地填进饥腹。
忽然，我发现有个座位下扔着个油腻的纸包，忙一把抓起来，打开黄草纸一看，原来是包放臭了的酱牛肉。这真是老天赐福，让我开荤。我高兴得心里一个劲发抖，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纸包，一手拣了一片最小的牛肉往嘴里填。
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一刹那，只觉拿肉包的那只手一颤，肉包被人抢走了。我陡地一惊，定神看时，原来是个小男孩，因他拼命地往外跑，所以看不见他的脸面，只能看清他的背影：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半尺长，上身穿一件窟窿连窟窿的破棉袄，右袄袖没有了，赤着一只胳膊，下身只穿一条裤衩，光腿赤足。见是个横不讲理的小老抢，我气急了，在后面紧紧追赶。
那小老抢跑到侧门拐弯处，偏巧走过来一个茶房，端着一摞茶碗，两人正撞了个满怀。"哗啦"一声，那摞茶碗被撞落在地上摔碎了。
茶房气得怒不可遏，一把揪住那个小老抢，"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嘴巴子，那小老抢顿时满嘴流血。
奇怪的是，那个小老抢一点也不示弱，嘴里咕嘟了几口，冷不防冲茶房一吐，吐了茶房一脸血，同时，又把那包肉狠命摔在茶房脸上。
这下子，茶房气得脸色发紫，冲上去一把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起来，要往下摔，这一摔，少说也得摔个半死。小老抢失声地喊叫起来："救命呀!救命啊!"
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七八个赤脚光背的小男孩，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不过七八岁。他们把茶房团团围住，有的拽胳膊抱腿，有的拳打脚踢，很快把那茶房掀翻在地，然后一窝蜂地把那个小老抢抢走了。
看到这里，我忘记饥饿，忘记报复，同病相怜使我异常开心。
一连两天，我都没有填满肚子。
晚上，刮起一阵冷风，我只穿一条破裤衩(汪爷爷的大衣被我盖在棺材里了，我不能再让他的灵魂受冻)，肚子空空如也，冷得浑身抖瑟。怎样取暖御寒?我想出一个办法--逆风跑步。天越冷，我越顶着风跑，虽然累得有气无力，饿得饥肠辘辘，但毕竟身上暖和了。
为了长远打算，我又开始琢磨寻个过夜的去处。殡葬馆我是不能再去了。一来守着个正在腐烂的死尸害怕，二来如果被刘家人发现了，会老帐新帐一起算。我忽然想起宝全巷那边的护城墙上有个打仗用的碉堡，那里足可以做我的安身之地。心里一亮，疾步向那里走去。
我顺着宝全巷顶头砖彻的梯子，爬上城头，只见雄伟的碉堡里面火光闪闪，人声嘈杂。我把头伸进去一瞧，见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