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①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欢喜把文艺和实用分开，也犹如他们不欢喜离开人事实用而去讲求玄理。一个人的第一要务是效用于家国；没有机会效用于家国，或是于效用家国之外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才去弄文学，所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国语》《离骚》《孙子兵法》《史记》以及许多诗文名著，据说都是不得志的“贤者”的“发愤之作”。

　　②这并非说中国人不尚文，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尚文的民族，不过中国人尚文，不是看重它本身的美，而是看重它的效用。最浅显的效用是动听。“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话要说得漂亮，人家才相信你的道理。孔子劝人学诗，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虽学诗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仍是无用。

　　③孔子袒护诗文，全从道德政治着想，以为诗文是道德政治中所必须有的一个节目。两汉时期，文人和诗人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阶级。多数作者对于道德政治本没有什么兴趣或创见，因为要维持他们的职业的尊严，便硬说他们的胸中原来有一番大道理，他们的作品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与汉开始以后帝王“尊经”有关。文学的最高的理论既是六经，而六经的主旨既在启发微言大义，则继起的文学自不能“言之无物”。持此说最早的人是扬雄。他说：“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必学经，所以他把自己的《法言》比《论语》，《太玄》比《易经》。魏晋时风气稍转变，文学逐渐离开经学的束缚，几乎要走上独立自主的路。一时代表文艺思想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与吴质书》，以及陆机的《文赋》之类，都很少汉人的道学气和经学气。陆机的《文赋》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纯粹地从文学观点去讨论文学，丝毫不拿道德来装饰门面。桓范的《世要论·序作》篇里有这一段话：“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宏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理，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这还是扬雄的老话。齐梁时有两部重要的批评著作，恰好代表当时文学上两种相反的倾向。一部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代表传统的“文必明道”的思想。另外一部是锺嵘的《诗品》，代表重纯文学的倾向。就大体说，在六朝时，纯文学的势力比较浩大，诗文都比较少经学气和道学气，但是六朝文学①后来为世所诟病，也恰在这一点。唐人菲薄六朝文学，不是说它“采丽竞繁，兴寄都绝”，就是说它“绮丽不足珍”，意思只是说它除漂亮说话以外，没有什么道德的教训。韩愈的最大的功劳，据一般人看，就在挽救六朝的绮靡，恢复文道的一贯。其实他继扬雄之后，开了一般中国文人的恶习气，就是本来只是一个玩弄辞章的文人，好为大言以欺世，说他自己是周公、孔圣人的继承者。从韩愈以后，“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就成为一般文人的门面语了。清朝桐城派文人把学问分成考据、义理、辞章三项，以为无论是学者或是文人，这三种功夫都不可缺一。所谓“义理”仍是从前人所说的“道”。

　　④“文以载道”说经过许多文人的滥用，现出一种浅薄俗滥的气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过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俗滥学说实在反映一种意义很深的事实。就大体说，全部中国文学后面都有中国人看重实用和道德的这个偏向做骨子。这是中国文学的短处所在，也是它的长处所在。中国伟大的诗人如屈原、陶潜、阮籍、杜甫、李白等都是要极真诚地把他们的忧生忧世忧民的热情表白出来，绝对没有想象虚构的俳优气。在中国文学中，道德的严肃和艺术的严肃并不截分为二事。这一个优点不是“文以载道”说所能包括，也不是对于“文以载道”说的厌恶所能抹煞的。

　　【注】①六朝文学：指魏晋南北朝文学。

　　（选自《文艺心理学》，有删改）

　　14．简要概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处理文艺与道德关系的各自特点，并联系唐以后文艺与道德关系的走向，总结中国古代文艺的价值倾向。（4分）

　　15．结合文本内容，指出第④段中“短处”、“长处”的各自内涵是什么。（4分）

　　参考答案：

　　14.（4分）

　　特点：①两汉时期，文人注重“言之有物”，作品含道德教训。（1分）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出现两种相反倾向，一时纯文学与“文必明道”思想并存。（1分）中国古代文艺的价值倾向：“文以载道”是中国文艺的主流倾向，虽然纯文学一度兴起，但无法替代中国民族重实用和道德的国民性倾向。（2分）

　　15.（4分）

　　①短处指的是：中国文学注重实用和道德，箝制想象，阻碍纯文学的发展。（2分）

　　②长处指的是：中国文学注重实用和道德，使得文学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