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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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由www.telnote.cn整理]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状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个性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务必“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资料。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能够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务必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用心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但是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之后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个性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一样，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务必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到达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构成了颇有建立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务必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就应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就应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一样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此刻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务必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此刻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潜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务必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务必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取，无绝对的选取，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取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用心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构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大学，仍有必须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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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健全人格”。中国旧式教育崇尚“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在于读书做官。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从立国立民的角度提出，新教育的目的乃是“养成健全人格”。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师范学会章程》中就已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礼貌之人格”。1915年，他在提交给巴拿马万国教育会议的论文《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又明确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循此思想，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要“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要“敬爱师长”，“砥砺德行”。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词中，蔡元培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由此可见，养成健全人格，是蔡元培持之以恒的教育主张。蔡元培先生“养成健全人格”的教育主张源自于其深沉的爱国热情，他说：“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目睹外敌入侵、清廷无能，戊戌变法夭折等变
乱而产生的救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先从教育着手的深刻反思，这样的反思对我们这天的大学教育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大学教育的资料为“五育并举”。旧式的教育资料以儒家文化为主，而蔡元培先生将中国的教育放置于世界教育中来看，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既是养成健全人格，则大学教育的资料就就应“五育并举”。1912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个方面。“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一也。”在谈到五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其中体育能锻炼学生体魄，智育能使学生明事理，美育能陶冶情操，而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因而德育为五育并举之根本。为贯彻“五育并举”的方针，蔡元培执掌北大时，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上的改革。他曾对大学生提出过明确的要求，要求学生们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狮子样的体力”，即为强健的体魄，“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他大声疾呼：“外人以我国
家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罢！赶快回复你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即为快速的行动，要求学生精进学问，奋起直追，实现国家民族的振兴；“骆驼样的精神”，即为对学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这些要求投射出蔡元培先生对青年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一位爱国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
（三）大学教育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蔡元培先生立志用教育救国立国，期望透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等品质的健全青年，从而挽救时弊，并由此赋予大学教育以“服务社会”的功能。蔡元培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而从良好的教育到培养出良好的个人乃至建设成良好的社会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他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此刻，而志为将来。”为长远计，大学就应从平时入手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看到北大学生存在不少陋习，于是“推广进德会”，“助成书法研究会”，“助成《新潮》杂志”等，以改良学生陋习，从而养成他们研究学问、服务社会的习惯。蔡元培将大学生看作是未来的社会栋梁，提倡大学生就应关心社会的进步。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生应“力矫颓俗”，“以身作责”，要求学生从培养日常的服务社会的习惯入手，进而培养担当改良社会风俗之职责，促进社会的进步。
蔡元培先生以其饱满的爱国热情，立志教育救国立国，构成了包括“健全的人格”、“五育并举”和大学教育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等丰富的教育思想，并大力付诸实践，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状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个性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务必“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资料。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能够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务必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用心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但是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之后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个性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一样，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务必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到达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构成了颇有建立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务必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就应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就应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一样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此刻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务必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此刻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潜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务必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务必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取，无绝对的选取，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取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用心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构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必须好处。
阅读精选（3）：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蔡元培5岁入私塾读书，16岁（1883年）考中秀才，而后在家乡“设馆教书”，22岁（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会试告捷，但未参加殿试。25岁（1892年）补殿试，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27岁（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努力学习西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方面感到要推动中国的变革，务必广泛培养革新人才，另一方面，认为清政府已“无可期望”。于是作出了超乎常人的抉择，毅然辞去翰林院编修之职，南下从事教育，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总理）、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校长等职。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常在课内课外向学生宣传爱国民权思想，学生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同时与蒋智由、叶瀚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组建爱国学社等。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被推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赴德国柏林，次年秋，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涉猎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在陈其美的催促下回国，1912年1月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7月辞职，再赴欧洲，先后留学德国和法国，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与法国友人一道发起“华法教育会”，任中方会长，这些组织直接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
1916年底，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使北大由一所痼弊缠绵的旧式学堂一变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型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尽力于教育学术”，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蔡元培的文字有不一样的集本，如：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卷，中华局出版1984至1989年版；《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
二、“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初，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一样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文章系统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
军国民教育主张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必须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强调学生生活的军事化，个性是体育的军事化等。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但在中国仍有提倡的必要。他提倡军国民教育，对外有凭借武力收复“历年丧失之国权”，对内有寓兵于民，对抗军阀拥兵自雄，捍卫民主共和的用心。
实利主义教育即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使教育能发挥提高国家经济潜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实利主义教育也是蔡元培对当时流行欧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概括。
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资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亲爱”）等，但蔡元培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个性是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其内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相通的。如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自由之谓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之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同情、关怀和扶持弱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古人谓之“仁”，“仁”就是博爱。蔡元培尊重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因此能在摒弃封建道德的专制性和等级性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道德的养分。
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蔡元培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现象世界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实体世界超越于经验之外，只可直观感悟。现象世界中的人，由于存在人我差别的意识，追求幸福的意识，而纠缠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实体世界中，人们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种种矛盾，能实现意志的完全自由和人性的最大发展。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
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联系。由于美感已超越利害关系和人我之分界，“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要引导人们具有实体世界的观念，不是靠简单的说教，不是靠“旦旦而聒之”和“枯槁单简之言说”而能够实现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透过美感教育，利用美感这种超越利害关系、人我之分界的特性去破除现象世界的意识，陶冶、净化人的心灵。
蔡元培认为“五育”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根据当时流行的德、智、体三育的说法，蔡元培认为上述“五育”中，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能够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学校中每种教科虽于“五育”各有侧重，但又同时兼通数育。
三．改革北京大学，实践大学教育思想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充满封建官僚气味的学校，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之受袁世凯复古教育的影响，校内民主因素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著。表现学生求官心切，学术气味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菲薄等。
蔡元培没有采纳许多人对他的劝阻，毅然赴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其改革资料如下：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就应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仅为混资历谋官位，蔡元培认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具体做法有：
改变学生的观念。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强调，学生从此以后，必须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所，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潜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
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长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他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个性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充实。
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蔡元培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他还将“敬德会”的组织引入北大，对些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加以约束。
（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认为“无论为何种学问，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此刻教师的聘任上，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新派人物中也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一样。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当年即主持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务必经过评议会审核透过。之后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学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教授会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职责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
（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学术”一词代表两方面：“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术”之别，实即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之别。学与术的关系是：“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调整合并，北大由原先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在北大实施废科设系，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原先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不代表一级机构。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透过，决定在北大试行。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潜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能够发展个性”。北大1919年陆续推行选科制后，1922年起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生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四、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为维持教育的正常进行，教育界发起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进而构成资料广泛的教育独立思潮，其基本要求可大致归结为：（1）教育经费独立。政府指定固定的款项，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作他用。建立独立的教育会计制度等。（2）教育行政独立。设立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不附设于政府部门，由懂教育的专业人士主持。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3）教育学术和资料独立。教育方针应持续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能自由修改、出版、选用教科书。（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蔡元培一贯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教育的使命是帮忙受教育者发展自我的潜力，完成自我的人格，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尽到一份职责，作出一份贡献；而不是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个性的器具，给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去使用。他认为教育与政党、教会在目标、性质上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教育要完成自我的使命，就应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持续其独立地位，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1）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是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2）教育是求远效的，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思考眼前的利益。（3）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教会与教育之间也存在无法相容的矛盾：（1）教育是进步的，而教会则是保守的。（2）教育是共同的，它促进不一样国家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和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而教会之间由于宗派之见，是相互排斥的。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还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
教育活动务必理解社会的物质支持并传播必须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它也因此依附和反作用于必须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它不可能也不就应完全独立。不能完全独立不等于不能相对独立，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他在教育活动中有自主选取的潜力和自由。在军阀政府对教育或横加干涉，或任意摧残，或视如草芥的状况下，蔡元培等人突出教育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维护教育的基本生存，有其合理性。另外教育独立思想在推进收回教育权运动，抵制殖民教育方面也起到了用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