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是一本由胡川安著作，聯經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 390，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读后感(一)：扯淡的胡川安

　　看到博客来上台湾省“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新出的《秦汉帝国与没有历史的人: 殖民统治下的四川》这本垃圾书的评分，终于放心了。

　　用西方殖民理论来解释四川三星堆文化的消亡。好家伙，四川人成了没历史的人了。不仅没历史，还是被中原汉人殖民了的“一国两制”下的亡国奴？把商周时代存在的古蜀文化的消亡，归结为秦汉时代中原人的殖民？但凡长脑子的人用脚趾头想都不会得出这么狗屁不通的结论来。商周是什么年代？秦汉是什么年代？敢情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在胡川安眼里就是弹指一挥间？ 书中处处处心积虑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连“一国两制”都直接用上了。枉顾基本史实去建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悲情叙事。弯弯绕扯那么多，不就是想影射大陆和台湾吗？不就是想说明对岸不属于中华文化，是自足的东亚另一种文化吗？不就想用夹在楚汉两大帝国之间的四川来譬喻夹在中美之间的台湾岛吗？还图穷匕首见地“来世不做汉家人”？不必等来世，数典忘祖，你今生就不配做汉家人。之前不少机构和专家在力推这本垃圾书，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纯粹学术上的蠢。 所谓海外汉学、台湾学术，切切不可迷信，不仅有屁股坐歪的人，还有狗屁不通的人，也堂而皇之出来丢人现眼。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读后感(二)：【轉】本書作者序、推薦序

　　胡川安，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曾於日本、巴黎、美國和加拿大生活過。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臺灣大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碩士，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葉山（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講座教授）

　　李峰（哥倫比亞大學早期歷史和考古教授）

　　「當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起源的看法，而這些文化卻是過去文獻當中所沒有記載的，在我們過去的歷史知識中所缺乏的，我們如何解釋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間的差異呢？究竟這群沒有歷史的人是如何消失的呢？」 ──胡川安，《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導論》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读后感(三)：真的是因为秦让三星堆消失吗？

　　文/徐谌辉

　　这本书讲述的是三星堆。

　　然而，作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消失乃秦至秦以后的殖民行为导致的。并且用了大量他认为的史实进行记录。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许偏颇。毕竟三星堆的信息实在是少，而其文化高度发展，却不留下只言片语实在是说不通。人类对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全球都没有缺少，越是高度文明越会对此发展。所以，这个胜利者书写历史，少数民族缺少文字的理由，实在用不到三星堆的身上。

　　同时，作者对于蜀地一词为汉人的蔑称，我看也未必。虽然此字有虫，但实际上，汉人文字能力极强，尤其展现在骂人上，什么匈奴，倭寇，女直野人……举不胜举。没必要用个不太显眼的蜀字出气。同时，汉人向来嫉恶如仇的很，这些撒气的称谓只会用于扰乱边疆之徒。既然说蜀地难进，其人与世无争，那汉人也定无乱骂之理。

　　所以此书提供的线索论据，我看倒不是殖民统治问题，而是秦开始的统一大业民族融合问题。而且，英发展的殖民文化根基在于工业发展，培养之后无限制抢掠。只是比过去的殖民烧杀抢掠进步了一点点。所以，秦后对于蜀地只是占领来说，我觉得这不叫殖民。

　　不过，虽说如此。本书还有大量三星堆的图片和描述，可以看看。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读后感(四)：从书名到章节大小标题，对很多中文读者构成了挑衅意味

　　无论能否接受将殖民和殖民主义运用到古代（这是一个在国际学界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古代中国，本书所致力于描绘的现象（秦汉帝国对四川的征服、治理、经济开发与移民、文化同化）无疑是历史事实，不过在我看来，本书的实证支撑不起散见各处的带有激进色彩的表述（但个人并不觉得这些表述辣眼，反倒是有益的警示，对于感到辣眼的读者，试问能比几十年前阶级斗争挂帅时期大陆历史论著中那些表述还辣眼不成？）

　　本书试图论证秦汉殖民主义，最大的问题却是难觅古代四川人的身影，殖民行动的核心是殖民他者，否则便是占据无主之地，批判也就无的放矢了。除了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以及扬雄的《方言》，我们看不到古代四川人对自我身份的群体定义和表述，而二人恰恰是脱离了广大无名群众的文化精英，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两个案例的说服力。现有的材料无法证明秦汉帝国对四川的zz统治、经济剥削、文化改造与东方的帝国核心地区有何区别，上述的帝国策略是普遍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地域或特定身份的人群，而近代殖民现象中常见的宗主国平民对殖民地人的普遍优势地位在秦汉文献中是缺失的，秦汉时期的四川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自己在统一战争和经略西南夷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牺牲，但秦皇汉武的压榨之鞭也没有放过山东百姓，秦汉四川人承受的所谓殖民之苦，普天黔首概莫能外，在家产制的古代帝国，某种意义上，所有平民都是被殖民者。

　　第六章试图将独特的葬俗解读为四川人的文化抵抗则完全站不住脚。两汉时期各地域的葬俗容有差异，视之为地域特征和当地文化传统的延续没有问题，但若阐释成有意识的坚守和抵抗，那么至少要立一个“靶子”——那就是汉帝国存在统一葬俗的运动，或是在川地之外，帝国葬俗高度一致，后二者都是不成立的，那么所谓的文化抵抗自然是无本之木。

　　本书考察的时期从青铜时代直至东汉，但并没有复原出某种在物质上或精神领域明确的“四川性”，加之前述的殖民叙事未能有力地建构起来，除了编年顺序，各章缺乏其他线索，全书更像是一部川地的先秦秦汉简史，只是价值评判上走向另一端罢了。解构大一统和国族国家叙事，为历史上失语者发声，这个理想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尚未充分起步。本书的尝试难言成功，但在遥远的将来或许值得在学术史上予以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