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暗淡几分;又争強好胜不服输，眉头下从没写过“困难”二字。外公生前逢人就说：这丫头投错胎了，要是个男娃就刚好！

　　我家在贵州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十年前，我姐到沈阳工作，那时家里穷，坐火车属于巨额花费，爸妈想去看看女儿很不容易，一般春节才能团聚。后來，我姐在公司当了领导，收入涨了，想让爸妈直接从贵阳坐飞机到沈阳，爸晕车很严重，不知道晕不晕飞机，大家都不敢打包票，便让我妈当探路先锋。

　　我妈爱女心切，出发前一个月便开始发愁，愁怎么才能把家里那么多好东西都搬过去。腊肉、辣椒面、干香菇、千层底布鞋、盐酸菜、鲜花椒，都是我们那儿的特产。

　　我妈有一手好厨艺，对外面的吃食从来不屑一顾，去看女儿肯定也想尽可能多地带些自制美食，这非常符合我妈的倔牛脾气。我姐呢，又有强烈的江湖气，好东西从来藏不住，一定会到处嘚瑟，一被问起，马上就说是我妈种的、我妈做的……想来我妈也一定有借此炫耀一下的小心思。

　　坐飞机去看女儿是大事，亲戚朋友闻风而来，每家都让我妈捎去些礼物，聊表心意。一件两件便罢了，但二三十家的“心意”放在一起，甚是壮观，这让我妈愁上加愁。爸提议说：“那就只带些要紧的吧。”我妈臭骂了我爸一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女儿离家的悲苦。我妈手里抓起这个问：“沈阳有吗？”又抓起那个问：“沈阳有吗？”我爸想想说：“估计没有。”我妈瞪他一眼，越说越坚定了自己的见地：“那儿什么都没有，女儿这些年受苦了！好东西必须都带过去，让她享受享受！”

　　“再累也要带过去！”这是我妈的原话。家里没有足够的袋子，连买菜的塑料提篮都用上了，仍然不够。还是我爸思路开阔，想到一个法宝——床单，这东西的容纳量相当可观，老家亲戚送来的土布、大楠竹笋、河鱼干，通通收入囊中，四个角一收，系上结结实实的疙瘩，搞定！

　　收拾完一看，傻眼了，大包小包堆了半屋子。

　　后来我问爸妈怎么把这些东西搬上火车的，他们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单车推几趟嘛。”我想象不出，但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到了贵阳，大舅和他的朋友过来帮忙，把半屋子行李运到机场，办托运的场面想想也知道有多壮观。

　　登机时出了点意外，因为大舅也没坐过飞机，不知道飞机上提供餐食，也忘了飞机远远快过火车。他一想到长路漫漫，便给我妈准备了一大袋子吃的喝的，结果过安检时全被拦下扔掉了。至今说起这件事，我妈还心疼不已。几年前大舅去世，这更成了永远的遗憾，我妈一想起来就开始掉眼泪。

　　除了几个大包，还有很多无法办理托运的零碎物品，多到一个人根本拎不过来。但我妈是身体棒，又特别能吃苦的中国妇女，她用麻绳把好几个买菜篮子系在一起，随身带上了飞机。

　　我姐联系了两辆车接机。她说，当时妈就像一个移动的杂货铺，手上拎着各种篮子、袋子，肩上扛着箱子，左右胳膊上还都挂着晃来晃去的皮包，圆滚滚的一堆，嘀里嘟噜就出来了。我妈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东一片西一缕地贴在脸上，根本顾不上，只是四处张望着找我姐。整个机场的人都在看……我姐赶紧扑过去帮忙，其中有两件行李硬是拎不起来，谁也想不到装了什么——是糯米粑粑，两大袋！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搬上飞机，又怎么弄下来的。我姐顿时眼泪奔涌，跌坐到机场的地上哭了起来。我妈莫名其妙，问她是不是拎东西伤到手了，我姐一听，哭得更大声了。

　　和我姐一同来的几个同事被惊得愣住，隔了好一会儿，才忙不迭地接过行李，搀扶起我姐。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停车场，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两辆车根本塞不下，不得已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后来这事在我姐公司传为美谈，一说到我妈，人人都竖起大拇指。

　　现在我姐一说起那场面就笑得前仰后合，我一想我妈那爷们儿性格，脑补了一下场景，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心酸。

　　（余娟摘自《四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