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非资深记者，一路走过了好奇、惊奇、惊吓、心惊肉跳一系列业内考验……

　　 1

　　 刚进报社的时候，作为新人我主动承担了打扫卫生、端茶倒水的活儿，往往是一到上午九点后，前辈们一个个拎着包出去采访，我就被剩在办公室里负责接电话。

　　 偶尔有电话打来提供新闻线索，我便屁颠屁颠地跑去练手，捡个小新闻发到第二天的报屁股，领导赞许的目光让我像吃了蜜一样甜。

　　 那天我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热线响了。我激动地抓起听筒还没说话里面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嚎啕声。

　　 好家伙，这一顿哭诉，我愣是没有听懂一个字，那方言夹杂着嚎啕煞是瘆人。我边安慰她边努力地辨别她的话，最后听出来了——“我要——离——婚！”

　　 我小声地说：“大姐，咱这是报社，不管离婚，你应该找民政局啊！”那边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的情绪“哇”一下子又爆发了：“你们不是媒体吗？别人都说解决不了的事找媒体准能办成，今天你就得给我解决这事！”

　　 我嗫嚅着说：“要不我给你找民政局的电话你打打试试，他们专门管这事儿。”大姐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不知道是不是骂我，不过她还是同意打个电话给民政局。那大姐挂断电话后，我拍拍胸口顿觉一室清明。

　　 半个小时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我边翻《新闻采访与写作》边用脖子夹住电话：“您好，这里是热线部，请讲。”

　　 ldquo;你个瓜娃子哎，民政局让我去法院起诉，法院又让我先找律师，律师说要想快刀斩乱麻就要找报社，你让我把电话打来打去耗了那么多电话费，你给报销吗？”

　　 这大姐知道我听不懂她的话，倒是用上了方言版的普通话，“我老公现在出轨还不同意离婚，这事你麻利儿地给我写个新闻，曝光他，看他离不离！奶奶滴——”

　　 那大姐巴拉巴拉的我直蒙圈，等她说累了我已经趴在桌子上。她听我这边没有了声音，试探着问：“那个谁，你在听吗？”我轻轻的嗯了一声，“老天爷啊——我的命可真是苦啊，我上伺候老下伺候小，到头来却落了个这下场……”又来了！

　　 我无奈地说：“大姐，你们家这事儿我真管不了，我挂电话了啊。”“你要是敢挂电话，我就投诉你，投诉你们报社不为民做主！”

　　 接下来，我用各种坐姿听大姐苦大仇深地诉说从结婚以来种种经历，我以葛优瘫的姿态有气无力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足足两个小时了，还没完……

　　 ldquo;大姐，你想不想离婚？”“想，非常想。”“我给你个电话，保准管用，但是你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我窃笑着把我们社民生部的热线电话给了大姐后轻轻地把电话挂断了。

　　 十几分钟后，隔壁民生部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后来又响了起来，再响了起来……我办公室的门被“砰”一下子推开了，民生部的刘姐声嘶力竭地骂我：“死丫头，是你把那个离婚案安排给我们部门的？！”

　　 我尴尬地“吱溜”一下从她胳膊下面钻出去遁了。

　　 2

　　 白驹过隙，眨眼我在报社奋斗了三载有余，对工作已经游刃有余，但也不乏一些突发的事件发生。前年，领导说：“你去副刊吧，那里需要你！”

　　 初进副刊部，感觉鼻息间有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萦绕，我被投稿邮箱里那一篇篇精美的文章所折服，当然也有很多不成熟的来稿。

　　 有一位老年作者很执着，定期投送诗歌稿件，但是水平实在是差强人意，一直没有被采用过。被他的诚心感动，我会在邮箱回复他“谢谢老师支持，再接再厉哟。”

　　 这位作者发来一封邮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是本市一位资深老教师，自幼就喜欢文学，非常想在副刊发表诗歌作品，要求加我微信好友。我欣然把微信号发给了他，加上了好友。

　　 此后，这位作者便直接把作品粘贴到我微信上了。他的诗歌质量不高但是数量高啊！吃饭也是诗，睡觉也是诗，连洗澡唱歌抠脚丫子也是诗。

　　 他还把每期副刊发表的诗歌和他自己的诗对比，问我：“差哪儿了？我的诗差哪儿了？为什么就是不给我发表呢？”我感觉这位作者很偏执。

　　 那段时间副刊部人手少，我要编要审还要初步校对，所以对这位作者的微信不能及时回复。他便质问我，作为一名编辑为什么怠慢作者？久而久之，我被他叨叨的不胜其烦，索性不回复他的信息。

　　 那天，这位作者发来语音通话请求，我接通后，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是不是对他本人有成见？我哭笑不得地指出他一首诗的不足，他在那死犟，我一看秀才遇见兵，索性挂了电话。

　　 随后他发来一串让我心惊胆战的话：“你就是文学界的蛀虫，我要为民除害，要是我这首诗明天见不了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不信走着瞧。”

　　 随后发来一张图片，一包四四方方的炸药！是真的炸药，不是p图的那种。我心里一紧，脑补了一条第二天的新闻《一首诗引发的血案》。

　　 我把聊天记录截图，赶紧发给了主编。领导们不敢排除这位作者真的会把报社炸平的可能，让我赶紧报警。

　　 那位老作者在派出所里说，他只是吓唬我一下而已。看他涕泗横流我心里暗暗内疚，他不就是喜欢文学、想发表一首诗吗？何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呢！

　　 后来，我帮他联系了一位诗人，帮他修改了一首诗，发在了我的副刊版面。老人家感激涕零，说这辈子也算是完成了心愿了。

　　 我问他：“那我们报社是不是保住了？”他老脸通红，羞涩地说：“别提那出儿了行不？丢死人了！”

　　 3

　　 前年报社领导一句：“社会新闻部需要你！”我便又拎起照相机、带着录音笔去了一线采访，高昂的像一名战士。

　　 当年7月中旬，一场洪水把河岸摧毁，万亩良田被淹没，庄园浸水，老百姓沉浸在悲伤当中。报社记者全体出动，烈日下到受灾群众家里拍摄记录受灾情况，留存影像资料。

　　 当时受灾的群众情绪很激动，有颇多怨言。他们一时间把记者当成了救星，看见我们便大倒苦水，希望能得到救助。

　　 这时候有一些无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故意歪曲事实，把逐渐平静的灾区群众的情绪再次点燃起来，并误导群众和当地媒体发生误会和冲突。在屡屡被指责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光着脚踩着泥泞到各个村里拍照片、做文字记录。

　　 在一个村子被冲垮的河道边，河岸毁于一旦，下游的庄稼被冲得七零八落，我和同事西西唏嘘不已。站在河道里的泥浆中，扭着身子找角度给冲毁的桥拍照片。

　　 同事西西一边用污水冲洗着脚丫子上的泥巴一边回头张望着，她有点紧张地说：“姐，那边有一伙儿人过来了，看样子不妙。”那伙人来到我们身边来者不善地打量我们俩。

　　 西西看看我小声说：“咱走吧姐。”一个声音说：“再不走照相机给她们砸了。”一个大嫂骂骂咧咧说：“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揍她们。”西西拉着我撒腿就跑。

　　 我们俩跟头把式地护着手里的照相机边跑边摔跤，光脚板被小石子硌得鲜血直流，一身一脸的污泥，那一刻真特么不想干了，我看见西西委屈的眼泪洪水般泛滥，拍了拍她的肩头说：“来，姐给你依靠！”

　　 我的正面报道引来了大批的救助，捐款捐物，企业、兄弟市区、爱心人士的捐助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

　　 等我再次来到那个村子的时候，村民们把熬好晾凉的绿豆汤捧给我解暑，孩子们拿着雪糕硬塞到我们手里。

　　 那个撵得我和西西飞跑的大嫂远远地站在村口，她扭捏地把两顶草帽交到女儿手里一推孩子，小姑娘跑过来把草帽往西西手里一掖，扭头就跑了。

　　 我们知道群众们不会说什么矫情感激的话，其实，他们能这样对我们，知足了！

　　 历数这些年的经历，有苦有甜、有泪有笑。

　　 总之吧，记者生涯，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