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日那天，按老家的习俗，去给父亲上坟。父亲养的四眼狗——黑子，照旧跟在我屁股后边，亦步亦趋，熟稔的像是回它的家。冬日的下午，荒草漠漠，干瘪的柿子挂在高高的枝头，枯败的沒有一点生气。父亲紧挨着爷爷的坟茔，在风里，摇曳着未腐的花圈上的锡箔纸。我知道，这是父亲最后的房子、最后的归宿。

　　 父亲的婚房，是家族最先的老屋，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房子，最早是个四合院，几乎囊括了全村子的老户。后来条件好些，大家先后搬出。剩下的北屋，最后成了爷爷为父亲准备的婚房。在我最初所有的记忆里，那房子除了院子里光滑的厚青石台，就是房子里的暗。

　　 大约我三岁还是两岁，父亲终于在村子最北边的荒场上，建起了三间茅屋。这三间房子，承载了我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甚至，我参加工作后，恋爱了，用自行车载着我的姑娘，好几年都挤在那逼仄的草坯房里。记忆最深的是，建房时，父亲挑了水，在石碾上碾石灰膏，碾累了，烦了，三两岁的我并不能体会大人的辛劳，竟然把桶里的水用手满天的洒。换来的是父亲的大手，在我屁股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五指印。那是记忆里，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挨打后，我去找爷爷告状，说"你儿子打我”。爷爷调侃说："我儿打他儿，活该。"我调对爷爷:"你儿打他儿不行”。从解放前就教书的爷爷大为惊奇，逢人便夸我的机辩，成为小村子里的一个传说。除了这次我引为豪的挨打，这三间草房子，带给我的，更多的是成长的欢乐。

　　 那时，父亲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杏树，一棵山杏，一棵麦黄杏。两棵石榴，一棵酸，一棵甜。一棵梨树。在那个水果匮乏的年代，那是全村孩子眼里的羨慕。杏树下，水泥抹面的长石条桌，村里第一台收音机，一壶茶，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民办教师的父亲带回来的旧纸，很是吸引左邻右舍，来听听《杨家将》，包上几支纸烟，讲一讲鬼狐神妖的故事。很令我自豪的，我家大门是用铁条和木框钉成的，和别人家的篱笆门不同。更重要的是，那铁条可以偷着折下一块，磨成小刀，那是发小中神兵一样的存在。

　　 日子不紧不慢的走着。父亲那几块钱的工资，越来越不够花了。有时为了带我看场电影，需要我去和爷爷讨两角钱。别人家的瓦房一天天建起来，我们还是蜗居在这三间草房子里。房子，成了父亲一块心病。盖瓦房，在农村是一种地位的标志。这是我以后读了《李顺大造屋》，《父亲的台阶》才明晰的。父亲执著于造屋，像所有的庄稼汉子一样，那是一种使命、一种尊严。放了学，便拎了锤，钎，锲，到屋后打石头。每年种高粱，攒秫桔。木料，有点钱就计划着今年买瓦，明年买砖。历时N年，在我工作几年后，终于把盖房子提上了两步走的议程。因为，我结婚要婚房，于是先接三间，留两间草房，缓口气再建。后来，终于五间瓦房建起来了，偏房，大门都有了。父亲才舒了口气。

　　 退休那年，父亲节的第二天，父亲查出了肿瘤。在他顽强的斗争下，从病魔手下讨来了四年的寿命。在他为之努力半生的房子里寿终正寝。然后，我亲手把他埋葬在爷爷在世时选好的墓地里。多年以后，那也是我的最终归宿。

　　 每个人的成长史，也是感情史，更是家族的发展史。想起，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