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空由绛红变为墨黑，清凉的夜风便带来青草和甲虫的气息。夏天的夜晚我总能嗅到山里的味道，仿佛全世界都充斥着夜游的生物。年过花甲的老人轻摇着蒲扇眯着眼睛念念有词，躺在旧靠背椅上的妇女们拉着家常比长比短，蹒跚的孩童撅着屁股在路灯下啃着西瓜，街边巷口的野狗则吐着舌头喘着粗气。每种生物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熬过炎炎夏夜。我擦干头发上的水珠，套上单衣纱裤，踏上自家的楼顶背，踩着屋面管路三下两下攀上屋顶水箱。在自家停电后这个所有电器都成为摆设的夜晚，我只得在这片城镇的最高处心怀妒忌地偷看对面楼里播放的无声电影和另一个窗口中一男一女打情骂俏的现场直播。我曾忆起许多年前躺在散发着太阳气息的屋顶上做我的仲夏夜之梦却被凌晨的山风吹成了仲夏夜惊魂。我正想重温少年时望月冥思的时光，却被突如其来的震天音乐败了兴致。果然是江湖卖艺的。主场的是一个年近五旬的中年男人，蓬乱的头发半谢了顶，穿着一条布满泥点子的黑色灯笼裤。他蹙了蹙沧桑的面容，自称“耍把戏的”，只是奉老师父的令巡回收徒，因此表演免费。说罢，走过来一个穿着黑红相间略带乡土特色衣裤的女人，皮肤黝黑，同样沧桑的脸。各种道具在中年艺人手中玩转如飞，女人则拘谨地伫在一旁递换物品。他把三个棉球在碗中来回变动，一手“三仙归洞”耍得神乎其神。手艺不错，可人们却摆着理所当然的神情，轻摇着蒲扇不发一语。中年艺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摞起袖子打算露绝活。他沉稳地借过一件小孩的短袖塞入一个神秘的空筒中。筒子两头开口，中年男人从一头塞过短袖，在筒中捣鼓了一阵，竟从另一头摸出一件粉红色的女式内衣。展示木筒，筒中空空如也。人群中发出轻轻的“哇”，妇女揶揄地张大嘴巴却在下一个瞬间把“情理之中”挂在脸上。那些双手粗糙，满脸沟壑的，平日里穿着粗布短衫的，在田中耕种的，在作坊里做活的，此刻却成了上个世纪大上海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摇着扇子满脸清高；成了古时候年方二八的大家闺秀，半遮半掩满目矜持；成了民国时家财万贯的阔老爷子，摇头晃脑地呼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嗯——”我大喊了声“好！”，鼓了鼓掌，却在震天的音乐中格外刺耳。四面八方丢过来奇怪诧异的眼神，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烧。世上令人尴尬至极的并不是见识浅陋，贻笑大方，而是一个大学生在一群“贵族乡民”面前成了没见识，没素质，没内涵，没修养的四无乡巴佬。一个高及吾腰的小屁孩如个小老头般瞥了我一眼：“这~~算什么，人家刘谦比他牛多了。对啊，你不知道刘谦吧，就是春晚那个……“我顿时被雷得里焦外嫩，正如许多年前听说韩国的水果店老板捏着一坨黄黄橙橙的东西饶有兴致地问中国女留学生：“知道这是什么吗？嗯，哈哈，不知道了吧。这是芒果。没吃过吧，在中国见不到吧，哈哈哈……”我猛然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中悠然自得，竟然是那个比诸葛亮还要难请的电工师傅。想到家里漆黑一片，我就对那个电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那混账东西拿了把大钳子把我家的相线零线“咔咔”一剪。断电了，好了，他第二天就“生病”了。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悠闲地搓着麻将，刚走到他家门口就听见他震天地喊了一声“和了！”待他见着了我，便成了霜打的小白菜，如一个将被糟蹋的良家妇女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无奈地转身走到门口，只闻其大喝一声“碰！”可怜我险些碰上门外的花坛。水泥工，木工都如他手中的二五八万，谁叫这镇子就只有这么些个手艺呢。请到他们仨，比打麻将摸个财神会还难。眼下这位半谢了顶的，也该是外来的“手艺人”吧。他将外边的衣裳一脱，丢给那个放音乐小伙子。我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和我一般年龄的男孩子道了声“爸。”我为之一颤，曾一度将那个干净大方的少年看做是一个好心帮忙的观众，也不想他那种和周遭人群一样的玩味的瞳孔里究竟埋藏了多少难以言传的情感。“各位父老乡亲，我们耍把戏的难免有个跌伤碰伤。我这里有老师父传下来的跌打药酒，效果好不好，大伙儿试上一试！”卖艺又卖药的把戏我也不是头一次见，女人从一个白色大桶里取出一束又一束叫不出名字的药草和一条又一条骇人的毒蛇。她舀起一碗药酒伸向人群：“有个跌伤碰伤，风湿关节痛，腰疼脖子酸的都来试上一试哩。”人群中伸出林林的手臂，那些枯槁的老人仿佛年轻了二十岁，拼了命地把枯瘦的手伸向那碗药酒，仿佛贫民窟里的饿汉。“骗子！”人群中发出轻弱的乡音，我打心底里赞同这种说法。“是不是骗人的”，“没受伤怎么知道有没有用”……轻弱的乡音如天上繁星闪烁。中年艺人的脸上闪过一丝黯淡，随后接过女人手中的钢条：“各位父老乡亲说得对！这药有没有用不是我说了算，我让大家亲眼瞧一瞧。”随后甩起钢条往自己的肋骨击去。一声闷响紧接着一声闷响仿佛大铁锤一般砸在我的肋上。我看见那片皮肉已是青紫青紫的一块。围观的人们踮着脚尖睁大了眼，将场子围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只剩我和那个干净的男孩默默扫视着躁动的人群。一声又一声闷响。他的眼神平静而自然，仿佛眼前的只是一场见怪不怪的闹剧。我看见人群中高高举起的钢条，意识到他在砸自己的脑袋。母亲在身后叫我，塞给我十块钱淡淡地说了句：“等下买瓶药，早点回家。”便转身消失在漆黑的暮色中。人群又重新退回成一个大圆圈，中年艺人晃了几步总算站稳了脚，随即指着自己的肋骨：“这一片紫不紫？”“紫！”又指着头顶：“这个包大不大？”“大！”“我现在涂上药酒，五分钟便有效果。”真是一个残忍又伟大的骗子，我默默地说道。药酒正好十元一瓶，围观的人们掏着口袋揉出一张张皱巴巴的纸钱和一枚枚五毛一元的硬币兴高采烈地冲到前台。我在口袋里捏着那张十元，似乎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在单位工作，看多了卖艺乞讨的人。许多年前，在菜市路口来了一对卖艺的姐弟，姐姐九岁，弟弟七岁。母亲带我经过那里时，早已围满了熙攘的看客。姐姐用口咬着支座倒立在空中，弟弟则围着场子翻着跟斗，他们的身躯纤细而羸弱，眼神哀怨而坚强。母亲和几个女同事凑了一点钱塞给弟弟，在周遭诧异的声音中离去。母亲说她看到那对小姐弟时仿佛看到了我，而当我看到中年艺人折磨自己的时候仿佛看到了我老去的父亲。二十多瓶药酒很快就被抢空，我依然捏着纸币站在原地。女人拿着大刀架在男人的肚皮上，再用大木棒重重一砸，夹在大刀和肚皮间的竹筷子应声折断，留下肚皮上一道深深的暗红。男人把木糠和烧红的木炭塞进嘴里，吹出长长的火花划开苍茫的夜。他像是孤独的演员走上没有掌声的舞台。我不知道他辗转过了多少个城市多少个乡村，不知道他看过多少种眼神，听过多少种声音。看戏的人们揣着“老师父传下来的神药”看得愈加平静，愈加坦然，仿佛在很多年前已经看过许多这样的手艺。他捧出了观音菩萨的塑像，说在外卖艺的人总是要有菩萨的保佑，这些开过光的坠子就五元一个吧。在佛经的颂唱声中，人们一个个接过他手中的坠子，满心虔诚。我走到他面前递过十元钱，道了声：“我喜欢你的演出。”便要转身离去。中年艺人的脸上浮出一丝欣喜和感谢，却在下一个瞬间布满了复杂与愠怒：“我只是奉老师父的令巡回收徒，演出不要钱。两个坠子，拿去！”说着便将两个坠子塞到我手中。他用两个坠子维护住了身为手艺人最后的尊严。我凑到那看热闹的男孩子身边问了一句：“你爸爸？”他看着自己满身伤痕两鬓霜花的父亲嘴里“嗯嗯啊啊”了一通便敷衍着躲进人群，可他时髦的装束和周围的乡亲们格格不入，和他穿着破旧灯笼裤的老父亲相比全然不像来自同一个家庭。我不知道他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看着父亲拿着钢条一下一下砸在自己的肋上，但当我看他躲进人群的时候我能感到这个为了生计沿街卖艺的男人丢了他的脸。我跻着拖鞋走过昏黄的路灯，走进没有灯光的家里，只能看到月光下被电工胡乱修剪的电线如长在天花板上的蔓藤。我看不清木工师傅精巧的木艺，看不清泥水师傅安上的瓷砖。我睡意全无，又跻着拖鞋折回了卖艺的场子。看戏的人们早已散去，卖艺的卡车也已经发动。我看见那个衣着光鲜的少年在卡车背面的阴影里和父亲争执。他摊开手，像个索要玩具的幼童用脚瞪着地面。中年艺人抹了把汗，从破旧的布兜里拿出花花绿绿的零钞。那少年抓过钞票，就如瞬间长大了十多岁一般老练地数了数，麻利地把钱塞进口袋。我踏上楼顶背，攀上屋顶水箱，把星空当成一条大大的毯子。夜游生物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老人摇着蒲扇重复着期期艾艾的经文，妇女们坐回躺椅又开始新一轮的唠嗑，孩子们则蹲在街边无聊地啃着寂寞。那瓶十块钱的药酒被母亲收走，出现在了厨房的垃圾桶里。我躺在这片城镇的最高处，仰望那对晶莹的坠子。卖艺的卡车已经发动，将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驶向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年艺人，助手女人，还有那个干净的男孩子终究是我人生的过客在仲夏夜的山风中飘向远方。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个卖艺人两肋的青紫，他展示伤口的时候仿佛卖艺的舞女褪去衣裳。那个廉价的坠子被我放进抽屉底层，和我写过的文字一同尘封。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卖字为生的手艺人。我穿着破旧的衣裳，用手指在键盘上献艺。我不会三仙归洞也不会隔空换物，只会用文字编织成的绸缎让人欢喜让人恼怒。当妻儿在家中挨饿，我数着米缸里的米粒过日子的时候便明白了那个男人当年的辛酸。如果可以，我又何尝不想像他当年那样对着那些见怪不怪的人们拿起钢条吆喝道：“走过路过的看一看。读我文章包治百病啦！”然后挥起钢条死命地往自己头顶击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