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张是我国全面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被国内学界称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下面是小编收集的“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刘源张的故事，快来看看吧!

　　 “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刘源张的故事

　　 2011年9月28日，亚洲质量网组织的“石川馨-狩野奖”颁给8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

　　 这个奖项是亚洲质量网组织为表彰在质量管理理论及实践上对亚洲质量推进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而设立的国际性奖项。获奖的这天，距刘源张1956年回国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已经足足过去半个多世纪。

　　 被日本宪兵抓去“学习”

　　 1941年9月，16岁的刘源张考入燕京大学机械系，原以为可以从此圆他成为一名工程师的梦想。

　　 没想到，入校三个月后，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学校，刘源张被迫回到家乡山东青岛，在一家药厂里当学徒。

　　 1942年，青岛经营橡胶工业的一位日本企业家将他强制派往日本长崎就读，当时日本宪兵队来抓人，说只去半年，但一去就是15年。

　　 他被送往日本长崎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

　　 在长崎读书的两年间因一些爱国举动，刘源张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两次,罪名是“共产党分子”，其中一次还坐了近半年的牢房,腿上至今还留有一个大疤,成为那次坐牢的永久“纪念”。从宪兵队出来后,校方要求刘源张转学。因为长崎是日本的军港，刘源张被认为是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心怀不满的“危险年轻人”。

　　 1946年，刘源张考入日本京都大学改攻经济学专业。1949年毕业当年年底，他的导师青山秀夫推荐他去东京大学拜见石川馨教授，请教统计方法的应用。1950年，刘源张加入石川馨的讨论班，第一次接触到质量管理。

　　 同年，青山秀夫介绍刘源张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经济，学习如何把统计学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上。一年后，导师青山秀夫到美国访问时，问起刘源张的学习情况和未来的打算，刘源张流露出学成回国的想法。青山秀夫虽感到意外和失望，但还是给刘源张提了新的建议。他说一个国家的建立，总要有工业和商业，他转入工商管理的学习比较适合。根据刘源张的学业基础,美国当时的新学科——运筹学(综合数学、工程学以及经济学几个学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向，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就是质量控制。这样,刘源张选择了运筹学专业,直至在这个专业领域获得博士学位。

　　 钱学森亲笔信相邀

　　 拒绝了美国移民局高薪和房贷的诱惑，1956年8月25日，刘源张从日本舞鹤港乘坐“兴安丸”抵达天津新港，刚开始的想法是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搞质量管理。没想到，9月11日钱学森来信邀请他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新建的运筹学研究室工作。

　　 1957年,我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诞生，刘源张任该组组长，致力于管理科学的研究、应用与普及。1958年，他响应国家“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到北京国营第一棉纺织厂去实践锻炼。那一年，棉花收成不好，质量下降，厂里提出要“用低级棉纺优级纱”。

　　 厂里的棉花来自全国各地，棉花纤维的长短粗细都不一样，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各地棉花的长短粗细程度确定下来。各地棉花样本的测量数据出来以后，刘源张根据所学公式算出来的棉花纤维的长短粗细的范围，引来工人师傅的哄堂大笑。一位老工程师说，他干了一辈子棉花检验工作，从没见过“这么长、这么短、这么粗、这么细”的棉花。后来刘源张才明白，他搞错了公式的适用范围。

　　 从那以后，他就非常注意向工人师傅请教。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1976年，“文革”结束后，刘源张去清河毛纺厂搞质量管理。进厂一开始，就提出跟班劳动，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一年多以后厂里出了个质量问题，生产出来的涤纶面料有“纬印”，即横向颜色一道深一道浅。已对工序谙熟的刘源张经过调查，成功解决了问题。

　　 清河毛纺厂在质量管理上所做的科研和技改受到关注，刘源张的讲座在各地受到欢迎，《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在头版报道了他在清河毛纺厂的工作。

　　 此后，刘源张成了“工厂大夫”，许多企业纷纷要求刘源张担任质量管理顾问，并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始采用这一新的质量管理。一年12个月，他有10个月的时间都在出差。

　　 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刘源张的一生，用“坎坷”二字形容，可能都不够。十年浩劫中他被戴上“特嫌”的帽子，入狱八年零八个月，监狱的高墙和电网消耗了他41～51岁这一生中黄金的年华。

　　 可刘源张身上，你看不到沉重和沧桑，他会给你讲的都是他所经历过的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讲述中流淌着吹笑。对于刘源张，这是一种生存的必需，他说要是没有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他恐怕过不了那么多的沟沟坎坎。

　　 要是用“进步”的观点来看，刘源张的“思想”不免有点“落后”。他自嘲地说：“从小就不考第一第二，只考第三，第一第二得罪人。”他哈哈大笑说，这可能和他父亲有关。小时候，周围的亲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记得父亲对他说：“咱们都信，谁都不得罪。”

　　 可是这种不钻牛角尖的生活态度却在以后救了他。

　　 刘源张在“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什么都做不了，监狱有个图书馆，可以借马恩列斯毛的书，他就把45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册一册借来看。

　　 还有时间就用来锻炼身体，心算三位数以内的乘法，在心里默默推导以前学过的定理，在10平方米的牢房里模仿京剧的步法走圆圈，在放风场上跑步……以致他出狱后，《健康报》的记者来采访，让他谈谈在狱中的八年零八个月是如何保养的。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研究所zz部对刘源张还有偏见，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刘源张都没有工资。

　　 一天，刘源张走在中关村大街大华衬衫厂前面，看见有张招募临时工的小广告，一打听，是需要人剪去半加工衬衫上的线头。他借了辆大板车，和妻子把衬衫拉回家里，两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剪线头。一个晚上或一个下午能赚一两元，他说：“我们没有觉着苦，反倒很欢喜。过去妻子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现在我们两个人来干。”

　　 因为当时所里也没给刘源张分配工作，他就对所里的年轻人说可以教他们英语，有两个年轻人报名，同时他还搞起了中文翻日文。当时宣传部门要出一种面向日本读者的杂志，把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刘源张还完成了两篇小说的翻译。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两种活动，我的‘劫后’日子并不寂寞。在家里，两个女儿都很用功学习。我看着她们复习功课的样子，看着她们的同学来找她们的光景，看见妻子为她们缝制衣服的情形，心中感到异常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