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陈寅格，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下面是生活日记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陈小从女士，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923年7月27日出生，2017年5月7日去世，享年94岁。我与小从女士相交二十多年，感念于她对我研究义宁陈学的鼓励和支持，特撰此文，为老友送别。

　　 1994年，我和陈小从结识于共同出席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期间。她是陈宝箴的曾孙女、陈三立的孙女、陈寅恪的侄女，头顶着这些光环，自然备受关注和追捧。老人家毕竟见过世面，眼看着陈学研究日渐兴隆，内心满是欢喜、兴奋，眉宇间却只有慈祥、热情。那时她已经耳背得厉害，每次面对着登门求教、半路寒暄的陌生人，总是双手相握，扬着脸，侧着耳，笑眯眯地认真听。我那年25岁，虽已成家，远未立业，较之现在更不熟谙人情世故，最终是修水陈菊虞大姐(陈小从的族侄女)帮我牵上线，去房间拜见了老人。会散，她回武昌，我返广州。隔了一段时间，为了编写《陈三立年谱》，我写信向她求教，这才真正建立联系，未再中断。承她不弃，视我为忘年交，人前人后称呼我“小张”。

　　 2001年，汪叔子老师约我合作编纂《陈宝箴集》，我才知道汪老师手头那份陈宝箴文稿是从陈小从那里复制而来，而这份文稿最初是由她的六叔——陈寅恪先生——托人从险境中带出，命她永久保藏的。后来被我们收进《陈宝箴集》的那篇《先曾祖右铭公遗稿之摭忆与考略》，尝试着站在陈小从的角度将陈宝箴文稿的来龙去脉理出个头绪，以便强化这份珍贵文献的可信度。这个问题过于繁复，至今还不敢下结论，当时确实是给她出了道难题，于是，我在汪叔子、冯宝志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帮她修改了这篇考证文章。因为是外人，我的改稿里留下了两个不该有的错误——陈小从(谱名“封玖”，未用)在义宁陈氏“封”字辈女性中年龄最长，六叔的长女流求被她称为“流求妹”是准确的，结果被我妄改成“流求姐”(《陈宝箴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1843、1846页)。事后，老人家拿着书指点给我看，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并未见怪。

　　 随着交往的持续，我对陈小从的了解也在加深，她对义宁陈氏研究所作的努力和付出，也越发赢得了各地研究者的敬佩和称颂。而今，盖棺论定的时间最终还是来了。在她生前，研究界早已公认她对义宁陈学贡献最大，相信陆陆续续会有后辈学人撰文回忆、评述，以下仅就个人所知所见，对她为陈寅恪研究作出的贡献稍作梳理。

　　 贡献最大的，还要算接力护存陈寅恪保管的陈宝箴文稿。上文提到的《先曾祖右铭公遗稿之摭忆与考略》，首次发表于2005年。在这之前，1981年初版、1997年再版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均未提及陈小从的这件功绩;在这之后，2010年出版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没有收录此事。因此，有必要将陈小从的这件大功德再作一次宣扬：

　　 陈寅恪藏有祖父陈宝箴的文稿32篇、诗稿6篇，估计是承继于父亲陈三立的旧藏——1937年，陈三立病逝于北平，陈寅恪一直侍疾在侧。1941年，陈小从随父母避居江西萍乡，其父隆恪在世交李怡盦处发现张裕钊、郭嵩焘等五人对陈宝箴文稿的评语，遂命小从以小楷恭录;一同移录的，还有陈宝箴诗稿11题22首。1956年，陈小从父、母相继弃世，次年夏，陈寅恪委派次女小彭到沪，嘱将原由兄长隆恪保管的家藏文献带至广州，移交给他保存——据介绍，这也是陈家相沿多年的惯例。

　　 1968年，陈寅恪、唐筼夫妇为家藏文献免遭不测，分两次将其中的陈宝箴遗稿托付给晚辈姻亲肖迺兰。次年，肖迺兰将遗稿带到武汉，转交给陈小从，完成了六叔六婶的嘱托。这位勇敢的肖迺兰女士，正是陈小从的“伯嫂”——肖迺兰的丈夫彭旭虎，时任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陈小从的丈夫彭旭麟，是彭旭虎之弟，时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数学系教授。彭氏兄弟是江西清江人，父亲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彭素民，父亲早逝后，兄弟二人苦读有年，各自成就不俗。

　　 陈寅恪夫妇未能等到“时局平静”(《陈宝箴集》下册，1844页)，同于1969年辞世。延至2005年，陈宝箴遗稿才得以面世。大约在2003年前后，陈小从将这份家族文献交还给六叔的小女儿——堂妹美延。

　　 陈小从的第二件功绩，是为蒋天枢撰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提供了大量可贵的素材。

　　 陈小从“小时候因随父母经常迁徙，没有系统上过学堂，但在祖父和父母的传授下，掌握了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使她的学问超过了学历很高的同代人”(刘经富《百年乡思一肩挑》，此据陈小从著《吟雨轩诗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304页)。这大概也是陈寅恪选择侄女作为遗稿传承人的原因之一，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只有她还能懂得一点，知道这份文献的价值”。(《陈宝箴集》下册，1844页)

　　 在将祖父遗稿托付给侄女之前，1964年夏，陈寅恪乘弟子蒋天枢来粤贺寿之际，“将为自己编辑出版一套文集的工作，郑重地托付给蒋天枢”。(朱浩熙著《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83页)从此，蒋天枢“把自己宝贵的衰年时光，毫无保留、心安理得地献给了一生最崇拜、最敬重的陈寅恪先生”。(同前，240页)为了帮助人们“不仅从文品而且从人品上了解陈寅恪先生”，(同前，236页)蒋天枢特意撰写了等同于年谱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陈寅恪文集》的附录。

　　 据朱浩熙《蒋天枢传》介绍，为了顺利进行陈寅恪生平资料的抢救工作，蒋天枢分别给陈寅恪的三位女儿、助手黄萱、学生刘节写信，请他们赶写回忆材料;陈流求姐妹不仅自己写回忆录，还动员了解陈氏家族的有关人士和父亲的故旧提供有价值的资料。(《蒋天枢传》，236-237页)朱浩熙的这段概述确实没有问题，遗憾的是忽略了另外两位重要的材料提供者——陈小从、陈封怀——的重要贡献。事实上，陈小从、陈封怀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黄萱、刘节，甚至不在陈流求姐妹之下。尤其是陈小从，除了贡献《陈小从记录稿》之外，《陈封怀回忆录》也是1980年春初在广州“封怀口述，小从笔录”而成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21页)而蒋天枢多次引用的陈隆恪诗集《同照阁诗钞》，其时只有手稿，自然只能来源于陈小从——“蒋先生嘱我抄寄先父有关遗诗，以备选入书中，因之对同照阁诗大加赞赏，愿为出版作将伯之呼”。(陈小从著《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182页)

　　 不仅如此，从留存于世的蒋天枢写给陈小从的六十余通未刊信札来看，蒋天枢在编辑《陈寅恪文集》、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过程中，还曾和陈小从商议过整理《陈宝箴遗集》、汇刊《义宁陈氏五先生诗集》、邀请俞大维为《同照阁诗钞》作序等事。蒋天枢一秉忠厚之风，爱屋及乌，或竭力襄赞，或直言劝阻。对于与陈寅恪遗著整理直接相关的若干问题，如专集名称何以用“文集”而非预设的“全集”，如对于陈寅恪身边诸人文史功夫的评价等等，蒋天枢也在信里留下了第一手史料。这60余通书札完成于1978年至1985年间，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得以保存于其中。假以时日，这批信札终将面世，陈寅恪研究界对一些人、事的看法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

　　 陈小从助推陈寅恪研究前行的第三件事，相比之下，可谓亦谐亦庄、亦小亦大。这件事，要从一个关于陈寅恪的传闻说起：

　　 2010年5月，我和胡文辉等广东学者应邀到京出席“梁启超、陈寅恪年谱长编出版学术座谈会”时，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傅斯年再三邀请陈寅恪奔赴台湾，陈于是给傅寄去一箱书，表明自己随后就到。想不到的是，打开书箱，里面竟然是裹着报纸的砖头、石块!当时，我从转述者的话中听不出传闻的源头，惊骇之余一直持怀疑态度。其后，获读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一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00卷第3期)，将陈寅恪夫妇细心筛选私人文物跟随史语所搬迁到台一节与此传闻反复对照研判，让我愈发认为此传言当属不实之词。

　　 再往后，当我读到张少鹏的论文《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才知道这个传闻早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张文“抗战后的关系转折”一节，转述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之言：“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随胡适由北平飞到南京之后，被傅斯年纠缠不过，出于应付，便先寄了一个木箱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说内有自己的重要手稿，而自己也随后就到。傅、陈二人先后弃世许久，史语所始把木箱打开，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旧报纸和砖头。”张文而且交代了王汎森之言的原始出处——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载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3月出版)。至此，我恍然大悟：关于此事的各种传闻，其母本大概都是王汎森的这段话。王氏长期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且担任过该所副所长、所长，他的描述自然可信。

　　 可是，陈寅恪的这个举动，的确让人大跌眼镜。再度震惊之余，我还是不敢妄加评断，故而在拙文《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中添加了这样一条注释：“殷切期盼史语所当事诸君尽早披露详情，或可与陈寅恪后人之追忆相互验证、相互补充，共同还原当时之情景。”2013年6月，我带着这篇文章参加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事有凑巧，当时已年届九十的陈小从居然认真翻阅了研讨会的论文集，看到了拙稿的这条注释。会议结束后，她特意在6月27日夜间从武汉给我打来电话，称此事她也有所耳闻：“当时，我在北平读中央美院，做旁听生。据我了解，六叔确实让家中子弟寄过箱子到台湾，结果被家中某不肖子孙偷梁换柱。六叔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背了一辈子黑锅。因此，有必要说一说，还六叔一个清白。”陈小从的回忆，那时候并不足以完全说服我，抱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心态，我把王汎森的孤证、陈小从的忆旧一同写进了文章(载郑翔主编《陈寅恪学术研究(2013)》，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81页)，希望引起更多人继续关注此事。

　　 等到了2017年4月，终于有一位义宁陈氏的姻亲通过电话告诉我：知道此事的亲友其实很多，“我起码听过五位前辈聊过此事”。据这位不便公布姓名的人士透露，陈小从所说的“某不肖子孙”并非陈家子弟，而是陈寅恪的一位晚辈姻亲，其人长相俊美，能言善说，在陈、俞、喻、文等戚友圈中走动颇勤，人缘颇好，这才有机会帮助陈寅恪办理托运之事。可惜的是，这位公子哥儿平日里花销太大，难免捉襟见肘，兵荒马乱之际竟动了邪念，最终玩了一招偷梁换柱，箱中物变卖为钱，悬疑片播映至今。

　　 陈小从对六叔的三次贡献，唯独最后这次暂难定论，但也不应该抹杀或湮灭其功绩，理由有二：其一，陈小从维护六叔形象、助推陈学发展的勇气和信念可谓一以贯之，令人钦敬。其二，口述史料的真伪，历来毁誉参半，用与不用、如何使用最考验功夫。至少有这样两个例子让我对口述史料刮目相看。一个例子是陈三立与泰戈尔的合影。陈小从不止一次告诉我：祖父卧室的墙上有一幅他和外国大胡子老者的合影，祖父的眼睛是闭着的，好像在“闭目养神”，我听了之后将信将疑。直到我帮她在《申报》影印本翻拍了这张旧照(见《图说义宁陈氏》，57-58页)，才彻底打消了疑虑，对老人家的记性佩服不已。另一个例子是“郑叔夜”(陈三立影射名)耽于吟诗误入弟媳房中的笑话。陈三立的这个笑话在南京早有传闻，后被龙公写进了《江左十年目睹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25-26页)。我的朋友李开军编撰《陈三立年谱长编》，为陈三立弟媳张氏目盲找到了一条可靠的材料：光绪六年(1880年)，张修府(张氏之父)在《赠别陈公子三立并示女婿三畏》诗中有一处自注：“予女病目，久不瘳。”可证张氏系因久病而失明，并非先天目盲。因此，我在给开军此书作序时才会有感而发：“由此进而言之，私家口述、小说家言，往往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区别只在是否敢用、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