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考上大学。这消息,就像那个夏天灼热的西南风,整天整夜在淮北平原某个偏僻的村庄里流走。

父亲突然喜欢赶集,乐呵呵地去,又乐呵呵地回来。夕阳西下,赶集回来的乡亲们说,你爹在街拐角上跟人拉呱呢。无疑,父亲又在为儿子作免费宣传。

父亲的腰仿佛也直了。被黄牛牵着走了大半生的他,田野里的背影总是弯曲的。而今父亲的腰直了,直在村前弯弯的土路上,和人头攒动噪声如潮的集市上。其中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他刚考上大学的儿子。

开学前一天,父亲坚持要把我送到学校。父亲乐呵呵地跟母亲说,坐火车啊,我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哩。

火车喘着粗气,如父亲夜里沉睡的鼾声,天不亮从蚌埠出发,下午两点就到站了。到了站,便是我求学的城市。下了火车,父亲长吁一口气,如犁过田头的老牛。离报到的时间还有一下午,父亲对我说,不急,时间多着哩。父亲边说,边把目光投向车站周围的饭店。父亲问,饿吗?我点点头。我听到父亲的肚子里,也一阵阵地敲着鼓。

从几家大酒店的门前穿过,父亲选中一家叫薄利小吃部的饭店,痛下决心似的说,就这家了。

小吃部摆设十分简单,几张对开的桌子和几条长椅组成的座位,稀稀落落散落着几个食客。也许是过了饭时,也许小饭馆的生意的确不是太好。除了从火车站传来的嘈杂声,还有时断时续火车的长鸣,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了。

父亲要了一盘红烧肉和一盘油炸花生米。这两个菜,都是现成的,从一个大盆里盛出来端上桌就行了。父亲递给我一双筷子,又夹一块肉给我,神采飞扬地说,补补身子,这是好东西哩。

老板是个粗壮的汉子,腮边布满黑黑的胡茬。老板手里拿着半斤老烧,走过来递到父亲面前,大哥,不喝两盅?父亲受宠若惊,而后翻然醒悟似的问:多少钱一瓶?那汉子回,两块五。父亲对老板的安排似乎十分满意,斟上酒,美美地嗞溜一小口。父亲喝酒的表情十分痛苦,双目微闭,龇牙咧嘴,而吃花生米怡然自得的神态,又显得十分幸福和满足。

一小瓶酒很快见了底,父亲夹花生米的筷子也摇摇晃晃。父亲语速放慢,结结巴巴地说,吃肉吃肉,不吃完可惜了。

就在父亲让我的时候,一粒花生米从他的筷头上脱落了,花生米先掉在桌子上,后从桌子的东头弹跳到西头,最后从桌子的西头落在我脚边。父亲红红的眼睛盯住那粒花生米,那是一粒十分饱满的东西。这东西要在地里长成,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而且从它的成色分析,应该是肥沃的地方长成的,还要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来到薄利小吃部这个地点,应该经过晾晒、去壳、运输、交易等诸多环节。父亲弯下腰,捡起,扔到嘴里,风生水起地嚼起来。

这一连串的动作,父亲完成得非常漂亮,不带一丝的犹豫不决。但这一切都被我,还有老板,和几个素不相识的食客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好像那半斤老烧都倒进我肚子里似的。

从薄利小吃部出来,我拒绝了父亲送我到校的好意。我以没有回去的火车为由,坚决打发父亲回去。

而后,我脑海里闪动的尽是一粒花生米弹跳的影子,还有父亲那串卑微的动作和神情。我无法接受父亲的那串历史,以致四年大学时光,他没能跨进儿子的学校一步。

去年,我下岗了,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在送儿子入学的火车站旁边的小饭馆,发生了和父亲当年相同的一幕。我要了一盘红烧肉和一盘花生米,还有半瓶本地老烧。

一粒花生米以同样的方式落在儿子的脚边。等儿子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弯下腰,捡起,扔进嘴里。片刻之后,我顺手抓起桌子上一团粗糙的餐巾纸,试图堵住从我眼眶里溢出来的辛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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