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篇著名的小说，描写的是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心情美好的公务员在剧院里不小心在打喷嚏时将唾沫溅到了前排的将军级文官身上。惟恐自己的“不慎”被视为“粗野”，“小公务员”一而再再而三诚恳地向“大公务员”辩白、申诉和道歉，终至让后者由哭笑不得到大发雷霆，小公务员一命呼呜于自己的“唾沫星子”。

比这部一百多年黑色幽默小说更为黑色幽默的是，现在，举国的年轻人，正拼尽所有的努力、智力和才华，将自己转变为一位“小公务员”。比起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在当下中国倍显金贵的收益，契诃夫所揭示的那种官僚机器对人的扭曲和异化，可能只会被嘲讽地归入到“不懂得去看心理医生”的层面。甚至，我怀疑，有多少人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大学最后一年的青春，乃至于毕业后几年的青春，现在已经被“国考”自动地重组了。曾经的“万般皆下品”充其量只是一个有用的门槛，曾经风光自得的“外企白领”在3000:1的刺激性对比下也日渐边缘。村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公务员，一个近乎封闭的系统，成了多少大学生社会流动自我定位的唯一坐标。《年轻人，到体制内去！》，读了这篇《南方周末》的报道，一位不想到体制中去却不得不去国考的年轻人，短信给我：我心酸地看到自己的青春已经披上了厚厚的铠甲。

最优秀的精英进入到公务员之列，原本没有错，“科举”如此，西方也如是。法国最精英的巴黎高师就是培养公务员（“教师”也是），只是，相比那里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已经是个空洞的概念，在选择的标准里，既没有什么“公（共）”、也没有什么“（服）务”，有的只是一种盯着当下的功利权衡和平庸的享乐主义：稳定、安全和实惠，自然还有高人一等的权力感。

曾经有个年轻的教师在课堂上问：年轻人到体制中去，有多少是为了“改造”它？结果，哄堂大笑。没有人去问：这样的问题，为何成了可笑的问题？

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为年轻人开脱。例如越来越剧烈的社会变动，越来越严迫的职业危机，越来越高的生活目标和越来越重要的国家权力……还有越来越疏离的现实感和越来越犬儒的心态，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我们在热闹中拥挤着跳跃着前行，没有人知道“纠结”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拆解，甚至，没有人愿意再去想想这个问题。

其实，即使不打那个喷嚏，小公务员之死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内心有着巨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