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进行。比赛时间在6月初到7月初。

我从1978年第十一届世界杯开始，跟着爷爷和父亲守着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看阿根廷世界杯，1982年在14寸彩色电视机里看西班牙世界杯，到1986年时，已经是第三次看世界杯了。

可是，世界杯这一个月，就是高考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父亲在世界杯开幕那天，跟我郑重地谈了一次。他说：“知道你很想看世界杯，我也相信看几场球并不会影响你的高考，甚至觉得到这个时候，该下的功夫已经下足，没必要整天想着高考高考，搞得心理压力过大。看看球，调剂一下，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状态。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看球的时间场次，合理安排起居时间和学习时间。你已经18岁，可以为自己负责了。万一你高考不理想，也不要后悔，更不要跟世界杯联系上，大不了重考一次。”

当时，我简直觉得我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我表示看球绝不会影响高考复习，并和父亲一起选了一些小组赛，等进入淘汰赛阶段再选择自己想看的重要对阵。

1982年的世界杯使我成为巴西队的拥趸，我甚至认为意大利队的快速反击式打法像个小偷。那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3：2的复赛，保罗·罗西的帽子戏法令我至今耿耿于怀。

1/4决赛，我崇拜的普拉蒂尼带领的法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我喜爱的巴西队，两队联袂奉献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具观赏价值的一场比赛。巴西队在我的眼泪中留下一片模糊的身影，远去了。

另一场1/4决赛中，一个影响我终生的人，用一种震惊世界的方式出现。在他连过五人踢进那个球的时刻，爷爷和父亲完全忘记了邻居们都在凌晨的睡梦中，爆发出我从没听到过的吓人的持续的呼喊，把母亲和妹妹都吵醒了，以为家里闯进窃贼，发生了激烈搏斗。

马拉多纳，一个终生的偶像，一个类似于信仰和准则的人，就这样在那个夏日的凌晨，远隔万里，素昧平生，却结实地、顽固地、永久占据了我心灵的一角。

每次熬夜看球后，父亲都帮我撒谎欺骗班主任，说我在家熬夜用功，白天会起得晚一点，早自习就不要强求我准时到校了。我每天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球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比赛，那架势颇有一点说评书的意思。后来回想，这也许是我阴差阳错的“体育解说前传”吧。

7月初，世界杯决赛来了，高考随后就到。

7月5日，高三年级考前动员。三百多名学生和几十名老师集合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里，黑压压一片。大黑板上，红色楷书大号的粉笔字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气氛之肃杀，令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

就在教导主任讲话结束、校长的“战前”动员开始时，一个男生出现在门口。他迟到了，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现场鸦雀无声，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声都可以听到。

这个男生分明感觉到各种轻重火力在自己脸上来回扫射，几乎要把他吞噬。来自教导主任和年级主任老师的火力简直就是火焰喷射器，温度高得可以立即熔化任何金属。估计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他们不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恐怕连想也没想过，会有一名高三学生，以这样的态度面对高考动员这样神圣庄严的时刻。

这个男生快步走到台阶处，迅速向高处的最后一排座位走去。那里有死党们预留给他的位置，他们都在等候他带来的“早间体育新闻”之《世界杯快报》。

借着上台阶的机会，他巧妙地略略低头，躲过四面八方射来的交叉火网。走到最后一排，弟兄们的目光如同接应突围的救援火力一样，一个个满眼的企盼和兴奋。

“快说快说，谁赢了？谁是冠军？”声音小得根本不是听见的，而是看口唇动作看见的。

“阿根廷3：2胜，马拉多纳没有进球。比赛很精彩。”男生用最简洁的新闻语言发布了核心要点。一堆凑过来的脑袋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和位置。

多年以后，这个男生干起了体育解说。当年凑过来的那些脑袋都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不干这个，干不好这个，才叫奇怪。后来，这个男生又不干了，那些脑袋又说，他不干了也不奇怪，一定是不快乐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这样。

这个男生就是我。那一年，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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