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前我初进美国大学校园时所体验的生活印象，当与今日的留学生大有不同。那时，经过八年抗战后，我们初次出国的好奇心，远超过今日的年轻留学生。

那时密苏里州大学外国学生约有两三百名，欧洲籍、亚洲籍都有，奇怪的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特多。我还记得一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显然来自富贵家庭的阿拉伯男生，他交女朋友极为容易。多年后，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名叫里亚的学生，在叙利亚任了高级外交官。遥忆当年，他确有待人接物的礼貌与风度。在交谊会中偶然见到一位中年妇人(当地市民对不同文化有兴趣者)，他会弯腰吻女士的手，一副欧洲贵族男子气概，让那些出身中西部农家的妇女受宠若惊，乐不可支。里亚显然在学生时期已学会了一些外交手腕。

中国因为是战时盟国，留学生很受欢迎，常被当地社团与教堂请去演讲。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是战时来美国国会演讲的宋美龄。当时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国际时事三个最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内战、以色列立国，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学校经常邀请国际名人来演讲，某次中国著名教育家也曾被邀为论坛贵宾。

我在校园交的第一个女友名叫朱蒂，她年纪虽轻，对时事的看法非常成熟。某次，我与她在一咖啡室谈话，她问我中国有没有犹太人。我说有，多是来自欧洲的难民。她问我对犹太人的看法，我道出了当时的一般成见，说犹太人大都吝啬、只爱赚钱，不太诚实。她听了，好似受了创伤的动物，轻声说：“你可知道我是犹太裔?”我一时窘住，说不出话来。这一次教训令我学得：不要随便听信成见，不要随便胡言。

朱蒂和我因为对时事的兴趣与思想相似(都是左倾)，很谈得来，我们成为好友。1948年夏，我初到纽约，她陪着我乘地铁到她家用饭。她的父母都是和善的知识分子，谈吐与我在哥伦比亚城所遇到的当地居民毫不相似。后来我才发现，朱蒂的父亲原来是格林威治村有名的艺术家。

朱蒂在密大只待了两年，即回纽约新闻界找寻工作，后来失去联系，我一直记挂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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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学生身份，我每学期至少选读两门课。美国虽被咒骂为“美帝”，但其救济世界灾祸的慷慨，也为世人所乐道。当时，中国政局的改变，立时引起国会参议员的注意：如何处理留在美国没有金钱来源的数千中国留学生?国会终于通过法案，施与我们“难民”身份，在校时有经济补助，离校时可获得绿卡。所以，我虽留校五年没有家庭接济，生活尚过得去。

我在校期间，曾交过好几个女友。值得一提且交往时间较长的一个女孩名叫丹娜。她是附近史蒂芬斯女子学院的学生，来自印第安纳州，父亲开殡仪馆，相当富有。丹娜当时年仅十九岁，女子学院开周末舞会，学生常不得不到密大来找寻舞伴。经朋友介绍，我与丹娜初次约会即一见钟情。她褐发蓝睛，甚为秀丽。我发现她天真又善良，开始对她产生爱情。那个夏季，她放暑假回家，把我的照片放在卧房书桌上，被她父亲看到，大为震怒。秋季回校后，她把父女对话详情告诉我，说她对我的感情不变。我们仍照常约会，但是根本不谈婚姻。毕业后，她去弗罗里达当小学教员，我曾自纽约乘飞机去看她，两人共度了一个星期，玩得很痛快。次年她来纽约见我，也相处约一周，感情开始淡化。分手后，我们只偶然通信而已。我后来想，她来纽约的初意是想嫁我的(当时美国少女都惧怕成为老处女)，后来大概发现我们之间热情已减，于是终于听信了父亲之言，决定与我分离。她的父亲无疑存有对异族的偏见，但我不能怪她。丹娜若嫁了我，我们绝不会百年偕老，走到我目前已享有的四十七年的美满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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