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周有光时常戏言：“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谈笑间，透出几分孩童般的调皮，更有参透生死之后的淡定从容。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有光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由此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语言学大师竟是半路出家，前半生都在从事经济工作，直到五十岁才正式改行。在此之前，语言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周有光早年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任职。1947年，他被派到美国工作时，有幸见到了爱因斯坦。交谈之中，爱因斯坦说道：“一个人到六十岁为止，工作时间只有十三年，除去吃饭睡觉，业余时间仍有十七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这句话对周有光触动极大，影响了他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怀着满腔热情投奔祖国，在复旦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身兼数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挤出业余时间，潜心研究语言学，终有大成。功成名就，著作等身，退休后的周有光并未赋闲，依然热切关注着世界，勤奋写作。在百岁高龄时，他又出版了新书《百岁新稿》，自序中写道：“希望这不是自己的最后一本书。”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这是周老的百年人生写照。

倪匡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有一天，倪匡刚好身上没钱，便问身边的黄霑借钱，“黄霑，哪天我死了，你肯定会送给我一个大花圈，至少要花400块钱，要不今天先预支给我吧？”黄霑二话没说，给了他400块钱。没过几天，黄霑忽然转过弯来，马上问倪匡要钱，“不对啊，如果我死了，你不也得给我送个大花圈吗？”倪匡只好老实还钱，互相扯平，两个老头抚掌大笑。

谈到老友黄霑的故去，年逾古稀的倪匡略有伤感，却依然不失老顽童的本性，“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我们为必然发生的事情而伤感，不是很傻吗？”在别人的葬礼上，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好几次被人用扫把赶出来。迄今为止，倪匡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但他戏称自己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勉强列第三。唯独一件事，他却毫不谦虚，“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字，就是给古龙写的讣闻，看过的人没有不叫好的，弄得好多人都要我将来给他们写讣闻。”说着，自己先大笑起来。 死亡，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笑谈生死，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不仅需要勇气，恐怕更需要充足的底气。周有光和倪匡在有生之年，都攒下了足够的资本，所以才敢拿上帝开玩笑，此生没有虚度，你奈我何？就像一部电影，当你把最精彩的故事奉献给观众之后，还会为影片的结束而忧伤吗？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我们如何度过。出生与死亡都是不治之症，这是人本身无法掌控的，但我们可以把握二者之间的生命过程。很喜欢李敖的话：“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的地盘我做主，大气从容，调侃中尽显人生豪迈。

每个人都会死，但并非每个人都真正活过，上帝其实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