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府。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见此情景，陶渊明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之后，他又出来为官，任彭泽令。之后又再次辞官。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水岭。之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他为人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鄙视出仕，只是不肯同流合污。

正因为他的隐居生活，可能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都认为陶渊明肯定非常醉心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从不去想其他的事情。其实不然，在家教问题上，他也是很务实的。

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陶渊明非常喜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夙兴夜寐，愿尔斯才”。长子阿舒出生时，他一口气写了10首诗，以此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在这组诗中，他从远古的陶唐氏开始追述显赫的家世，希望儿子能继往开来，再显重光；从妻子开始怀孕时，他就占嘉日、卜良时，算计给儿子取个好名字；待儿子出生时，他也忘了“闲饮东窗”的潇洒，而是忙着用磨石生火，烧水做饭。一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道出了他对孩子多么殷切的期望。

在隐居乡村之后，陶渊明产生了不少生活的烦恼，其中，孩子成长的烦恼则是他最大的一种。作为一个诗人，他需要拒绝现实；但作为一个父亲，理性告诉他，必须要和现实达成一定的妥协，尽量让孩子学会一些有用的谋生手段和智慧。

陶渊明觉得：自己的归隐成为儿子们成才的致命障碍。在乡村隐居，陶渊明一方面可以像农夫一样自耕自食，另一方面则有高蹈的心灵将他引向精神的彼岸。这种对乡村生活的审美超越和反观能力是他成为田园诗人的重要因素。

但是，他的儿子们却不可能具有这种才能。如果不加以改变，他们将会从肉体到心灵都属于乡村。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制约了他们精神的成长。

作为父亲的他，对此负有责任。一天，他的好朋友颜延之去看他时，发现他却正在忙着为儿子做官的事情而写信到处求人呢！

颜延之非常不解：“你是一个豁达之人，自己都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如何还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件事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陶渊明大笑：“我的确正在为此事到处求人呢，你有办法也不妨替我想想！”

看他这副认真的样子，颜延之不免更加迷惑了：“俗话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你现在两样都修全了，况且你已经做了多年的官，深知做官就像喝酒，一不留心就会醉倒，你竟然还让自己孩子再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陶渊明正色笑答：“不为别的，我本人虽然看破名利二字，那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了繁华，所以现在我才能够如此淡然！可我儿子还不知道繁华是什么样呢，就让他们这么过一辈子，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得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重补人生这一课才行呀！”

生活中总有某种经历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必须要当事人亲自去体验经历才行。一个从没有端起过生活之杯的人，是不可能知道人生这杯酒到底是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