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我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是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麻袋穿过一望无垠的田地，那个妇女穿着男式马裤，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不时地回过头来对坐在麻袋上的3岁小男孩笑一笑。这一段记忆完整地概括了母亲当年辛勤的劳作，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方式带大我们兄弟3人的，因此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母亲生长在生活艰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田里耕作。而母亲所目睹、所经历的惟有贫穷。

母亲17岁便结了婚，而我父亲却是一个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男人。

那时父亲经常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弃母亲于不顾。1959年夏天，在父亲又一次离家而去时，我降生了。直到我快两岁时，我才重新回到了家，而5岁的哥哥山姆早已忘记了父亲的模样。

弟弟马克出生后，父亲便再一次弃家而去。最终在1966年2月的一个下午，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搬回了外祖母家。由于房子狭小，母亲只能睡在沙发上。

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母亲摘上一天的棉花只能赚上几块钱，而其他时候她去剥甘蔗皮、摘西红柿、捡山核桃，一年到头总是弯着腰辛苦地劳作，支撑着整个家。清苦、操劳的生活过早地夺走了她的青春与美丽。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母亲还要为别人熨衣服。我们的床上总堆满了要熨的衣服。有时我半夜醒过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仍在那里熨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熨一件衣服只有几分钱，母亲却依然日复一日地熨着。

母亲为我们申请了救济金与免费午餐，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她都会排队去领取政府发放的奶酪。有时我们兄弟几个也会到垃圾堆里去捡一些铜线、铝块和饮料瓶，拿去卖了钱，交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每天她上街也只是为了去买些食物。

我从来不记得童年时自己曾为母亲的相貌或装束感到羞耻过，但当我开始注意到异性，并和她们交上朋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希望母亲能多呆在家里，而不要常常上街，以免让我的朋友们见到她。

记得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我与一个出身显贵的女孩子的关系很亲昵，而对自己的家庭环境，我只字未提，我觉得她不会对此产生怀疑的。

突然有一天，那女孩带着女伴儿到家里来找我一起去野餐，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走进我们小得可怜的客厅，看到布满窟窿的沙发和破旧的地毯以及那连灯罩都没有、光秃秃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时的表情。而当她们看到穿着裤腿从膝盖处截断的旧裤子的母亲时．更是惊异无比。

我为自己生于如此贫困的家庭环境感到羞耻；而更糟糕的是我为母亲感到羞耻。

工作后，以前的那种窘迫感早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却为自己当年无知的虚荣心感到羞愧。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经常给母亲买些东西、帮她付医药费，而我真正想为她做的事情却远非自己的能力所及。

母亲从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因此我对她说，将来要为她买一幢房子，她只是点点头，认为那仅仅是个梦而已。

我所从事的工作是美国收入不高的职业之一——记者，但为了实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在银行开了一个储蓄账户。

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地区的小报社逐渐转到大城市的著名报社，后来我成为了美国十大报纸之一的《圣彼得堡时代报》的一名记者。

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母亲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稿子，就会剪下来精心地贴在一个本子上。我的文章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历经坎坷与磨难的人们，我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是因为我的母亲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她所教给我的道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

1994年我进入记者职业的圣殿——《纽约时报》工作，而报社所在的那幢大厦正是母亲以前曾经做过清洁工作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母亲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奖。我带她一起到纽约去领奖。

报社里的编辑纷纷走过来对母亲说，她教育出了一个好儿子，而吃饭时我们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坐在同一桌，他对待母亲的态度好像把她视为女王一样。

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因生活的艰苦、穷困与不幸而哭泣。但那天当我把领到的普利策奖放到她手里时，我第一次看到她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问母亲的感受时，她说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那种盛大的场面和那些大人物。

1996年，我终于实现了为母亲买房子的诺言，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找到了一幢母亲合意的房子。

“这是我在做梦，对吗?这只是一个梦!”

当我们正式搬进属于自己的房子时，母亲不敢相信地反复问着我。我告诉她这并不是梦，而是生活对她的报偿。

然而母亲却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没能使3个儿子过上优越的生活。

但我却始终相信凡事有因果关系，我自豪母亲靠摘棉花、熨衣服带大了我们兄弟3人，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才能获得新闻界的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