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一个政府小职员家庭。从记事时起，父亲就在奥里萨邦科拉普特县的就业处工作。父亲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我的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对成功的理解，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

政府配给父亲一辆吉普车，单位没有车库，车子就停在我家。父亲拒绝乘吉普上下班，他告诉我们这辆车是政府的昂贵资源，不是“他的”。他坚持只在工作需要时坐吉普，平时总是步行上下班。他不许我们乘坐吉普，只有停着时我们才可以坐一坐。这便是我们童年最早的管理教育——“公私分明”。

我们都很尊重吉普车司机，就像尊重父亲单位里其他人一样。作为小孩子，我们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不管是在公众场合或是私下里，提到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叔叔”二字。我成年后拥有了自己的车和司机，我也这样教育两个女儿。她们必须叫我的司机“拉珠叔叔”。这点不同于她们的同伴，他们通常管家庭司机叫“司机”。我铭记儿时的教育——对待那些小人物，要比对待大人物更加尊敬。同样，尊重你的下属比尊重你的上级更为重要。

在我童年时，我们家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全家人围坐在母亲的灶头边——不管搬到哪里，她总是用土坯砌灶来给家人做饭。那时候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炉。早上第一件事是喝茶。母亲煮茶时，父亲让我们朗读农村版《zz家日报》的社论——报纸总是晚一天才到。我们不太理解所读的内容，但是这个例行公事让我们懂得，世界绝对不仅仅是科拉普特县。读完后，我们要把报纸整齐地叠好。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说：“你应该把报纸和厕所保持原样，就像当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那样。”这一课教育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这简单的箴言。

小时候，我们总为报纸中的晶体管收音机广告着迷——家里还没有收音机。别人家里都有收音机，每次看到飞利浦、莫菲或布什牌收音机的广告，我们总央求父亲什么时候也买一台。父亲总是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收音机，他已经有5台了——5个儿子。我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因此不时地问父亲，何时我们也能像别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房子。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自己的屋子，我已经有5间了。”回答并不令我们满意，但我们还是学到不要通过物质财富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富有的道理。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开始自己生命的旅程。1992年我在美国工作时，得知退休后与大哥一起生活的父亲全身3度烧伤，住进了德里的一家医院。我立刻飞回来照料他，那几天他一直处于危险期，全身从脖子包扎到脚趾。这家医院蟑螂横行，卫生很差。由于人手紧缺，烧伤病房的护士们工作非常辛苦。一天早上，我陪床时发现输血瓶空了，空气可能进入父亲的血管，我请值班护士更换，她粗鲁地叫我自己去做。在父亲随时可能离开我们的恐惧中，受到护士这样的无理对待，我痛苦万分，变得十分暴躁。最后当护士心情好起来走过来时，父亲睁开眼睛喃喃地问她：“你怎么还不下班回家呀？”一个在病榻上濒临死亡的老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况，而是劳累过度的护士。我对他的克己感到震惊，从他身上我学到，对他人的关心和包容是没有止境的。第二天，父亲去世了。

父亲的成功在于他的自律、节俭、博爱和包容。他还教育我说：“成功是你拥有超越恶劣环境的能力。无论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你愿意，你的精神就可以超越周围的物质环境。”

成功不在于物质上的舒适，父亲从没买过晶体管收音机，从没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但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留给我们无形的财富，在于他的理念的延续，那些理念远远超出一个低收入的无名小公务员所能给予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