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医院参加医学会议，主题是怎样疗养晚期癌症病人。会后，我们又巡查了病房，所到之处，总引来一片企盼和希望的目光。

在一间重症病房，一位老年病人甚至颤巍巍地下了床，在护理小姐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向我们走过来。同行们纷纷迎上去，向他伸出手。他一概不理，坚持着径直走到我跟前，低下头，很认真地把右脚放到我的右脚旁，轻轻碰了一下，然后抬头望着我，孩子般地笑了。

“弗兰克!”我抓住他的双肩，失声大叫。他不能够回答，这我知道。每次见到我，他只会这样用脚轻轻亲一下。

我的思绪立刻穿过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回到战火正盛的1941年。那时我在伦敦读大学，因为每天都有空袭，我们常到防空洞避难。有天夜里，又是长长的空袭，我和其他百余名市民又躲进了防空洞。正睡意矇眬时，我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在眼前一闪。他们也是这间防空洞的常客：威斯特夫人和她的儿子弗兰克。

我一向很关注弗兰克。威斯特夫人说他已经27岁了。但看看他的脸：一派懵懂，如初生婴儿一样混沌无知。他天生弱智，其心智远不及一个小孩子，凡事都靠母亲照顾。他甚至不会说话，高兴了或者愤怒了，就呜噜呜噜叫几声。那年威斯特夫人已经年过六旬，却依然硬朗能干。有个像弗兰克这样的儿子，做母亲的理该如此吧。

就在那夜的空袭警报解除后，有警察过来告诉威斯特夫人，说一个500磅的大家伙正好落在她房顶上，将她的家夷为平地了。那个时期。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威斯特夫人并未哭泣，她只是紧紧抓住弗兰克的手，怜惜地看了他一眼。在场的人赶紧解开随身带着的包裹，从里面拿出些生活用品送给他们母子。我一个穷学生，除了书之外身无它物。看到弗兰克脚上的鞋子已经支持不了多久，我想下次就带双鞋给他吧。

第二天，我果然又在防空洞里见到了威斯特母子。我走到弗兰克身边，把右脚放到他右脚旁比了一下，真巧，一样大。我从包里掏出那双半新的球鞋递过去，这在当时差不多是顶好的鞋子了。弗兰克接过鞋，笑了，孩子般纯洁的笑容。然后，他也把他的右脚放在我右脚旁边，轻轻碰了一下。可怜的弗兰克全不明白我刚才这个举动的用意，大概以为这是一种问候吧。

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每次他都欢天喜地地跑过来，用只有我们俩懂得的这种方式问候我。

可是，我永远也不能想象，当五十多年的岁月漫漫走过，我的脸已不再年轻，已经病入膏肓的耄耋老人弗兰克还能认出我，还会隔山隔水地走过来，用脚轻轻亲我一下，而且记得是用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