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四岁，生有三个子女，均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来喜，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被纳为妾，生有六个子女，均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了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的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他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儿女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两代人常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当时梁启超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他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

思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科，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截至今日，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取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思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后来，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有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信中说：“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年内尚非其时也。”

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九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忠心报国。梁启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