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站是一个公益性部门，可在南昌，这个组织每日接待的骗子居然比需要救助者还多。一些人以需要救助为名骗取火车票后，再到售票窗口退票或低价卖给乘客。这些人已结成帮派，跑票者为“马仔”，上有“老大”组织控制。每个“马仔”每月须完成800元跑票任务，多余的“利润”才归自己。新闻说，这个地方的救助站跑票者竟占到了被救助人数的60％。工作人员虽明知对方不属于救助对象，但如果不给车票，对方动辄大吵大闹，严重的甚至毁坏公物，打伤工作人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将票给出，以防其进一步纠缠。

确实很无奈，现在以换取别人的同情心而行骗的太多。一次，我与一位外地来京的朋友约在车站见面。等人的时候，面前走过一个弯腰拄拐、表情痛苦的男人，拖着一条残腿依次向路人乞讨。这样转了一圈之后，他缓缓蹭到路边，我的目光本来对他只是无意识跟随，却突然被刺了一下。这个男人回头看看，见无人注意，猛然直起腰来，将那根用来支撑身体的木拐夹在腰间，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就在接近对面车站的时候，他又重新弯下腰，找回了刚才的姿势和表情，仍像一个伤残老者呻吟乞讨。

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导演，属于仗义行侠的人。为帮助两个边远山区的孩子上学，按月给这两个孩子寄钱已坚持了几年。这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兴奋点，每有朋友聚会他总要提起。并不为炫耀，而是两个孩子确实争气。不仅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还常常写信向导演“恩人”汇报各自的学业与进步。更让他欣慰的是，村委会有时也会在信后附上“证明”，对导演的“高尚行为”表示感激。两年前他去那个省的省会出差，特意要了朋友的车，兴冲冲带了一大堆衣物文具一路奔驰去看那两个孩子。风尘仆仆地找去一问，才得知两个孩子根本不存在，名字成绩均为造假。几年来他按月寄出的学费与生活费都由村干部领取，那一封封汇报学业的信也由他们安排专人定期写好寄出。这在当地并不是秘密。村里人说，这样的捐款还有好几笔。导演目瞪口呆，回来后发誓再也不做任何捐助。

乞讨并不是只在我们国家才有。我曾到过美国的一些城市，在热闹的街区和旅游景点也见过乞讨者。他们往往默默地站在街区一角，手持缸子或底朝上的帽子。他们表面上看也都衣着普通，甚至算得上整齐干净，并没有通常中国人概念中的可怜相。之所以行乞，只因为流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愿意这样活着。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提高许多，俨然进入了大国行列。但我常有另外一想：为了那些高楼大厦，为了当下某种数字的增长，中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仅从道德层面上来说，许多人不再相信求助者的眼泪，面对乞讨者伸出的求助之手，他们选择默默走开。

这或许并不能责怪人们缺少善心。当报上披露一些恶人强制孤残儿童上街乞讨行骗时，当那些屡见报端的救助款被挪用、救济物资被贪污时，人们的善心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

善意与爱心常常很强大，可以创造许多奇迹。但善意与爱心又很脆弱，经不得任何欺骗和打击。扶助弱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所以有面对求助者的冷漠，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对善意爱心的制度性保护的某种缺失。当一个人献出爱心时，知道自己的爱心未被亵渎，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