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和空气。”精明的浙商发现：与其进口农产品，不如直接去当地生产农产品。

在澳大利亚、巴西等地，买一亩永久所有权的土地只要花费人民币1000元左右，而每年，我国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大量农产品。

截止2010年6月，浙商已在全国各省承包5000万亩土地务农开发，面积已超浙江省耕地，产业规模超过浙江全省；在全球范围内，50万浙商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余万亩，而有的浙商一人就拥有数十万亩巴西良田……

在全国“种田”

2010年新春前夕，正当大多数人忙着筹备过年时，永康农民俞健宁却驱车赶赴千里之外的江西省宁都县，查看当地两片面积分别为430亩和1600亩的脐橙园基地情况。

曾经开过副食品店的俞健宁2008年承包下这两个基地。经过精心管理，这些曾在2008年遭冻害的脐橙园，如今已经进入收获期，2009年底，他收获的5万多公斤橙子销售一空，价格比普通橙子贵出近一倍。“如果不走出去，省内想租到这么多地根本不可能；即便能租到，租金也肯定比江西要高出很多。”俞健宁说。

俞健宁是浙江农民走出浙江，开发农业的一个缩影，在全省各地，像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将近20万名务工经商的浙江老板在跳出“农门”之后重新回到田野，将目光投向一度受冷落的农业，像经营其他产业一样经营农业。

浙江人多地少，户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属于典型的“耕地资源短缺型”省份。这群经营思想敏锐的浙江农民积极“走出去”，到资源有优势、市场有潜力的地方投资开发农业，也就不奇怪了。

至2008年底，浙江省已有1200多家农业企业、40多万农户在省外建立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2400多万亩，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802家，开设专卖店等营销窗口3600多家。2010年这个数据又明显增加，外出农户数超过50万户，在外承包土地逾3000万亩，超过了浙江全省现有耕地面积。

什么来钱“种”什么

与早期外出单纯以包田种粮、种经济作物不同，如今，浙江农民“走出去”的方式已逐步从传统的市场开拓、劳务输出向资源利用、技术合作、资本运作等多种商业模式转变，投资领域更加丰富，经营范围涵盖农林牧渔各行各业。

1993年，地处浙南丽水山区庆元县的一批菇农因当地土地紧缺、香菇售价不够理想，合伙到上海郊区租地种香菇，香菇全部供应上海市场。靠着精湛的育菇技术和出色的销售手段，他们的香菇售价比在家乡时高出一倍多，成本却没有增加多少。目前，绕着上海城种香菇、养淡水鱼、包农田的浙江人已不下万人。他们既为上海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也通过务农经营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浙江粮食总产量不高，每年要从外地调入大量大米。浙江人瞄准了这一潜在市场的优势，纷纷前往东北承包黑土地，在东北土地上种粮食，产品返销到浙江。曾经支边北大荒的岱山人郑明珠，看到农业升温，种粮也有了效益，于2000年来到东北鹤岗市承包土地种粮，如今已建成一个拥有5个大米加工厂，年销售额4亿多元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12年前，浙江温岭的“西瓜大王”彭友达开始带着几户瓜农南下种瓜，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现在，彭友达领导下的温岭市箬横西瓜专业合作社已经在全国14个省拥有19个西瓜生产基地，2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多年来利用纬度差异进行反季节种植西瓜。彭友达的种瓜路线汇成了一支支“向南追太阳”的“大箭头”。

由于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了150多个专卖店，在20多个省、26个大中城市设立“玉麟”西瓜销售网络，凭着这个巨大的销售网络，他们的西瓜从来没有滞销过。当初与彭友达一起种瓜、卖瓜的农民谁也想不到，种西瓜居然也赚了大钱，合作社社员平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高的甚至一年能赚30多万元。

在全球遍地开花

不仅走出浙江，敢为天下先的浙江农民还纷纷走出国门。

眼下，浙江农民外出包地的足迹已经遍布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阿塞拜疆点一盘蔬菜沙拉一般需要8欧元左右，非洲苏丹喀土穆的大米平均要卖到2美元／公斤以上，西红柿单价则要卖到6美元左右。正因为看到了这中间的巨大利润差，不少浙江人跨出家门国界，种田种到了国外。

青田人王加建就是其中一位。王加建到阿塞拜疆当菜农缘于一次旅游。2006年他和几个朋友到当地一家饭店用餐时发现，在这里点一盘蔬菜沙拉最便宜的也要8欧元，即使向服务生要一个西红柿也要加收折合人民币约5元的费用。虽然当地石油和天然气等工业十分发达，而农业却十分落后，这让他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

2007年他在当地找到一块40余亩的土地，建起立体式农业快繁基地，采用无土栽培和计算机全自动化管理，种植10余个品种的瓜果，农业技师均来自国内。事实上，仅在阿塞拜疆就至少有四五个浙江人承包种植的菜场，一般都雇请省内的农民进行田间管理，总人数在100人左右。

除此之外，浙江人还把西瓜种到了东南亚，把农场开到了澳洲和南美。

2006年，彭友达带领50余位社员组成了跨国种瓜队，在缅甸租下6000多亩土地，成为第一个走出国门吃“螃蟹”的瓜农。这一年，彭友达为温岭瓜农净赚了100万元。目前，彭友达正打算在越南、韩国等国家发展。

旅澳20多年的陈伟在介绍澳洲的情况时说：“澳大利亚农业很先进，如杂草控制使农场达到跨季节的平衡，低压滴灌等科学灌溉方式及系统可抵御干旱，牛肉加工实现产业化经营。另外，几百元人民币就能买一亩地，获得的是所有权、永久使用权。而当地不少农场主厌倦了农村生活，有卖出农场的意向，有一定设施的农地也仅标价不到1000元／亩。”通过他的牵线搭桥，浙江瑞安不少人纷纷扎根澳洲农业，搞起了小麦种植。

一位叫朱张金的浙江人则在巴西南大河洲拥有20万亩土地的农场。

“我已经投进3000多万美元，养了3700多头牛，还有大片的良田。”海宁市华丰村的朱张金进一步说，“巴西是个资源大国，领土面积8．547亿公顷，其中可耕农地1．525亿公顷，是中国的三倍。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优质的水源，搞农业的先天条件比中国一些地方好得多。”

乘飞机到巴西要40个小时，而到东北只要3个小时。但朱张金说，到巴西种大豆成本比东北便宜，东北1公顷土地的大豆产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气候条件也比东北好，东北适合大豆播种的时间每年只有7到10天，巴西是70天，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划算。在运费方面，巴西大豆到中国要50美元／吨，与东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费用基本持平。

朱张金表示，他在巴西生产粮食主要是运往国内，中国缺什么他就种什么；而牛肉及皮革则进入国际市场。

后来，朱张金又带领全村1008户出资554万元到巴西种大豆。这个村只有3000亩左右的耕地，人均年收入仅1．2万元，排在浙江倒数几名，然而在巴西购地搞种植业后，当年人均收入立即翻一番。

朱张金说，在巴西买一亩永久所有权的土地只要花费人民币1000元左右，国际四大粮商都在巴西买地，要与四大粮商比拼，首先就得在买地上竞争。

“浙商”启示录

在中国历史上，相继有“晋商”、“徽商”，随着晚清沿海开放，“浙商”渐渐成为一股新势力，并反映了国家的风向。

浙商之所以涌现，并且执一时之牛耳，最根本的是省内的内发因素，浙江人多地少，4600万人口，只有10．18万平方公里，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特别是温州，几乎全部是山区。

温州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穷，甚至不如山西一个小县城。正因为穷，父辈无力抚养，就找机会把孩子遣往海外，而最初大多是从餐厅打工、工厂搬运等底层做起。也正是这种苦难，磨练了温州人的精明、团结、吃苦精神，在迅速积累起第一笔资金后，温州人开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纵横捭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第三是时运相济，赶上了好时代，尤其是1980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出国限制。

除此之外，浙商具有的冒险精神非比寻常，比如投资山西煤矿，前期许多资金进入这个行业，的确赚得盆满钵满，但后来为防安全事故，山西政策大变，浙江人仍旧敢向山西注资，与政府对弈。

正因为这些与众不同的商业特质，浙商只用30年就实现了成为“资本”大省的抱负，而且他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是全国最好的，同时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质量也是风中翘楚，常常借此纵横国内国际。

如今，浙商已经成为全国的投资风向标，在众多领域左右出击，比如2004年左右投资煤矿，后来煤炭大涨；2006年进入房地产，结果房价狂飙；2008年炒大蒜，玩出了“蒜你狠”……浙商是一股“野蛮生长”的力量，但是从资本回报的角度，浙商的确效益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