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的某个小山村,有这样三姐弟,他们没有了父亲,母亲躺在病床上,他们要怎么活下去?这时的大姐13岁,二姐11岁,小弟9岁。

9月的早晨已明显带着寒气,三姐弟依次坐在低矮破旧的土屋门槛上,都在沉默。只借到了一个人的学费,很显然,有两个人需要辍学。一群蚂蚁抬着一粒花生米从门槛的边缘一点点移过去,大姐注视它们安全抵达洞穴后,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要像蚂蚁那样团结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三姐弟中我年龄最大,理应辍学,既能挣钱又能省钱;二妹成绩最好,必须继续上学;小弟年龄最小,先休学,以后还能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姐说完后又很领导地加了一句:“我是你们的姐姐,我是头儿,这是命令,必须服从。”

相当沉重的选择,就这样以一个13岁女孩儿命令的形式斩钉截铁地得到了解决。

第二天,大姐去了村上的鞭炮厂做鞭炮挣钱;小弟留在家照顾母亲、做家务,中午还要走4里山路把饭菜送到鞭炮厂给大姐吃;二姐则背起书包去了学校,眼睛里闪着泪花,她很想争取留在家里,让弟弟去上学,可“领导”说了,这种决策是最科学的,出于爱的奉献也要讲究策略。

第一道难关居然就这样冲了过去,大姐在鞭炮厂挣的钱填饱了一家人的肚子,付清了母亲的医药费,还有少许剩余;小弟吃着粗茶淡饭也长高了不少,家务活逐渐做得井井有条,烧的饭菜也渐渐“可口”;二姐学习刻苦,考出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奖励了好多学习用品,大姐说她既挣了面子又节省了开支,真是好样的。

来年9月,三姐弟又依次坐到了门槛上,大姐作出新的指示:“现在有了两份学费,小弟也可以去上学了。二妹这学期上初中了,学校离家近,你现在必须接过小弟手里的家务,小弟学习落下一年,要多花精力补上去。”二姐和小弟几乎异口同声:“那大姐是不是明年就可以上学了?”大姐扑哧一下就笑了:“就你们那点儿知识,比我差远了,等你们赶上我了我再上也不迟。何况我现在既有工作又是你们的领导,滋润得很呢。”其实谁都明白,如果大姐去上学,谁来挣学费?

6年后,二姐以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小弟则考上了省里的重点高中,大姐依旧没再上学。姐弟连的“门槛会议”停开了6年,可是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召开,因为他们的生活又碰到了难以逾越的坎儿。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医药费急剧增加,二姐上大学的费用也相当于天文数字。

在本次会议上小弟被再次宣布辍学,让路给二姐,因为二姐考上大学不容易,离希望近了一大步。大姐说:“我们要合力顶住离太阳最近的那个,等待她把灿烂的阳光带回家。”

两年后,二姐把初缕阳光带回了家,她的奖学金与打工收入不但可以维持自己的上学费用,还能资助弟弟上高中了。于是小弟再次恢复学业,苦难姐弟连又顺利闯过了一关。

又是两年,二姐毕业上班了,大姐抱着她喜极而泣。门槛会议第四次召开,这次主持会议的是二姐。她说:“一直是大姐做出决策,这次我也想‘领导’一次。我现在可以负担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弟上学的费用,大姐你的手已被编织线拉出了无数的裂口,这双手再也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织了,你现在需要并且可以投入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了。是的,大姐,你终于可以了!”

于是,大姐在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她笑着说:“在文化知识方面我现在比你们差远了,做姐姐的不能落后,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这样,24岁的大姐边做生意边开始了自学。

接下来,小弟考上了中央美院,大姐的生意越做越好,到镇上开起了批发部;二姐朴素地生活,努力地工作,一心一意为这个家奉献着。但是在第五次姐弟连“门槛会议”上,大姐再次取消了二姐的奉献资格,她说她现在挣的钱多了,而二妹不能这样一辈子做个小职员,姐弟连的重点任务又变了,变成了送二姐去国外深造……

姐弟连的决策会议随着重点任务的改变总在关键时刻召开,只是由门槛会议改为了沙发会议。上上次的会议精神是为了小弟的广告公司,两位姐姐解囊相助;上次的决策重点是二姐的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为了大姐要进军汽车销售行业……每一次都是团结的分工,每一次都是心甘情愿地奉献,每一次都是亲情力量的凝聚,就这样一起攻克一道道难关,酝酿一个个梦想,收获一次次成功……原本是被苦难侵袭的弱小三姐弟,如今大姐是汽车销售行业的佼佼者,二姐拥有声誉与业绩都不菲的律师事务所,小弟的广告公司年营业额已上千万,在姐弟们的关心照料下,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好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故事,它真真切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姚宪章/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