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鲜学生们
发布时间：2022-10-08 13:50:20
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我们的朝鲜兄弟是在1985年的北京语言学院。那时，我刚刚在该校来华留学生一系执教一年，是一个对各国学生都充满了热情和好奇的青年教师。开学时，教研室主任郑重地对我说，这个学期你要带一个班，学生主要来自于朝鲜。朝鲜，那不是七十年代我们常常在电影和新闻简报中看到的阶级兄弟?身材魁梧的金日成；赤脚站在雪地上衣衫褴褛手臂和脚都被铐住的钢铁战士，他为了不至在敌人的阴谋中泄露机密不惜咬下自己的舌头；还有卖花姑娘，整个电影院的人都为她流泪，甚至呜咽……
郑重而又模棱两可
主任通知我时郑重而又模棱两可的态度，十几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因为当时对于这个兄弟般的近邻我们已看出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两国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就像我们对邻居需要爱护又要很能把握分寸一样。当时接受了任务的我非常沮丧，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在中国大地徐徐吹起，我们已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先进，那一切好似一缕曙光，每个人都渴望被沐浴，希望接触和认识来自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学生，那些黄头发和白皮肤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以此来缩短我们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反而对和我们长相基本一样的朝鲜兄弟，除一些传说中的友谊和人为的阶级情结，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好像有些“有去无回”，不然主任告知我时为什么表情那么凝重。
朝鲜的高干子弟
首次见学生时，我和另外一个带班老师走进教室，全体学生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我们鼓掌，然后鞠躬。他们不是钢铁战士也不是卖花姑娘，而是十六个身高几乎一致的男子，穿着整齐的西装，头发都修得特别整齐，好像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我微微一惊，感觉他们比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更讲究：头发都用摩丝整理过，西装皮鞋好像工作装一样整齐划一，甚至连老师进教室学生起立都好像是一人喊口号，大家一同站起一样。
第一次上课时，我问：“你们来中国以前学过多长时间的中文?”学生们毫不犹豫，好像战士一样异口同声回答：“三个月。”但从他们对语言的反应和对老师提问的回答上，我觉得他们好像在一个汉语的语境中生活了很久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批来华的朝鲜留学生基本都是高干出身，他们很多从中学时就开始每周学习汉语。
要面子、讲纪律、有国格
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出国做访问学者的大学教授和讲师都从我们学校的教育部留学管理中心办出国手续，他们知道有置装费，外出补贴等国家政策，所以看到这帮朝鲜留学生整天穿一套一模一样的西装不久后，我就琢磨出那整齐划一的西装是置装费办来的，后来得到验证，他们的服装是出国时国家定制的，每人一套。
朝鲜学生很勤俭，但是对自己的勤俭他们并不自豪，反而总试图掩盖。当我知道每个学生修剪得非常整齐的头发都是由班级的一个同学负责，备加称赞时，他们却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理发师能否理我们喜欢的发型。其实为了节约又整齐划一，他们出国前就在学生中培养了一个处理全班同学理发业务的专管员。他们很少去留学生食堂吃饭，总是在宿舍里自己关上门吃饭。有一次中午由于有紧急通知，我跑去他们的宿舍，敲门好久，只有回答，但门迟迟不开，后来终于门开了，我看到一个两人的宿舍里挤了十几个人，他们尴尬地说，我们刚才在吃饭，“老师吃过饭了吗?”我环视一下房间，吃饭的痕迹几乎没有，几只碗集中在书架上用报纸盖着半掩半露。班长好像看出了我的狐疑，他说：“我们中午吃得很简单，因为要赶时间，而且我们不喜欢吃肉。”后来我知道因为朝鲜给留学生的伙食费很低，所以他们每天只吃紫菜白米饭团。学生们都很爱国，也爱面子，不愿意别人说他们国家的标准低，所以吃饭就变成了一种地下活动。但对老师他们又表现得很慷慨，不论大节小庆，他们都会请老师去很好的餐厅吃饭，有时还会请到使馆，很是隆重。
我的十六个学生每人胸前都佩戴慈父金日成的头像，只是形状不一，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问了才知道，党员是戴长方形的，团员是方形的，还有是普通群众戴的圆形。我的班上没有戴圆形的，因为普通群众的“觉悟不够高”，是不能代表国家被派出的。
朝鲜学生还有一个特点——荣誉感特别强。在学校，如果老师批评一个同学一次，这个同学要在全班召开的小组会上做自我检查，两次批评的要报告到使馆，上了三次就要被遣送回国。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再也没有勇气批评他们了。
这些西装革履的朝鲜留学生在中国呆了半年以后，他们的衣服就不再那样挺拔。每人一件的服装只有在周末才能换洗，材质又不好，所以不久后就像泄了气的球瘪了下去，头发依然整齐干练。为期一年的学习很快到期，回国前，他们在北京五道口的自由市场大包小包地买线织高领衫，那种质料和样式的衣服当地市民已渐渐淘汰，学生们十件十件地买去。由于朝鲜学生对于任何人对他们的兴趣都表现出一种闪烁其词和惊慌失措，所以我也再没有去问这些非常不保暖的线衣他们到底要送给谁。这些学生中有一个人的家长在1985年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跟随在金首相的观礼车上。由此可见朝鲜当时的经济情况。
立场坚定，斗志强
一个美国学生rick告诉我，他在韩国旅行时到三八线上参观，看到边境另一边扛枪的朝鲜战士，他对他们友好地说了声“哈罗”，他说对面的战士看到这个黄头发、大鼻子的美国人对他打招呼非常震惊，继而表现出相当的愤慨，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愤怒，于是猛吸一口，然后朝大鼻子的方向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上世纪90年代后，大批的韩国公司入驻中国，在北京，大批的韩国公司高薪雇老师到他们的公司为高级管理人员教授汉语，我有幸在三星和金星(lg的前身)都做过客座老师，每天在学生们上班前从七点到九点给他们授课。这些学生跟我从前教的朝鲜学生从长相上来说非常相像，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完全不同，气质和风度就差了很远，最大的差别在于韩国的学生比较平和，没有刻意掩盖的东西。他们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好几个学生听说语言学院有朝鲜来的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曾多次央求我：“老师，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我也怀着同样的欣喜和热诚跑到朝鲜学生的宿舍，找到班长对他们提出韩国学生的热忱邀请，然而好像rick在三八线上的冷遇一样，朝鲜的学生对我这个他们平时尊敬无比的老师，字正腔圆地说：“没门，让他们见鬼去吧。”
发展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他们彼此见面会怎样?
郑重而又模棱两可
主任通知我时郑重而又模棱两可的态度，十几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因为当时对于这个兄弟般的近邻我们已看出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两国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就像我们对邻居需要爱护又要很能把握分寸一样。当时接受了任务的我非常沮丧，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在中国大地徐徐吹起，我们已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先进，那一切好似一缕曙光，每个人都渴望被沐浴，希望接触和认识来自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学生，那些黄头发和白皮肤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以此来缩短我们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反而对和我们长相基本一样的朝鲜兄弟，除一些传说中的友谊和人为的阶级情结，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好像有些“有去无回”，不然主任告知我时为什么表情那么凝重。
朝鲜的高干子弟
首次见学生时，我和另外一个带班老师走进教室，全体学生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我们鼓掌，然后鞠躬。他们不是钢铁战士也不是卖花姑娘，而是十六个身高几乎一致的男子，穿着整齐的西装，头发都修得特别整齐，好像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我微微一惊，感觉他们比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更讲究：头发都用摩丝整理过，西装皮鞋好像工作装一样整齐划一，甚至连老师进教室学生起立都好像是一人喊口号，大家一同站起一样。
第一次上课时，我问：“你们来中国以前学过多长时间的中文?”学生们毫不犹豫，好像战士一样异口同声回答：“三个月。”但从他们对语言的反应和对老师提问的回答上，我觉得他们好像在一个汉语的语境中生活了很久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批来华的朝鲜留学生基本都是高干出身，他们很多从中学时就开始每周学习汉语。
要面子、讲纪律、有国格
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出国做访问学者的大学教授和讲师都从我们学校的教育部留学管理中心办出国手续，他们知道有置装费，外出补贴等国家政策，所以看到这帮朝鲜留学生整天穿一套一模一样的西装不久后，我就琢磨出那整齐划一的西装是置装费办来的，后来得到验证，他们的服装是出国时国家定制的，每人一套。
朝鲜学生很勤俭，但是对自己的勤俭他们并不自豪，反而总试图掩盖。当我知道每个学生修剪得非常整齐的头发都是由班级的一个同学负责，备加称赞时，他们却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理发师能否理我们喜欢的发型。其实为了节约又整齐划一，他们出国前就在学生中培养了一个处理全班同学理发业务的专管员。他们很少去留学生食堂吃饭，总是在宿舍里自己关上门吃饭。有一次中午由于有紧急通知，我跑去他们的宿舍，敲门好久，只有回答，但门迟迟不开，后来终于门开了，我看到一个两人的宿舍里挤了十几个人，他们尴尬地说，我们刚才在吃饭，“老师吃过饭了吗?”我环视一下房间，吃饭的痕迹几乎没有，几只碗集中在书架上用报纸盖着半掩半露。班长好像看出了我的狐疑，他说：“我们中午吃得很简单，因为要赶时间，而且我们不喜欢吃肉。”后来我知道因为朝鲜给留学生的伙食费很低，所以他们每天只吃紫菜白米饭团。学生们都很爱国，也爱面子，不愿意别人说他们国家的标准低，所以吃饭就变成了一种地下活动。但对老师他们又表现得很慷慨，不论大节小庆，他们都会请老师去很好的餐厅吃饭，有时还会请到使馆，很是隆重。
我的十六个学生每人胸前都佩戴慈父金日成的头像，只是形状不一，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问了才知道，党员是戴长方形的，团员是方形的，还有是普通群众戴的圆形。我的班上没有戴圆形的，因为普通群众的“觉悟不够高”，是不能代表国家被派出的。
朝鲜学生还有一个特点——荣誉感特别强。在学校，如果老师批评一个同学一次，这个同学要在全班召开的小组会上做自我检查，两次批评的要报告到使馆，上了三次就要被遣送回国。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再也没有勇气批评他们了。
这些西装革履的朝鲜留学生在中国呆了半年以后，他们的衣服就不再那样挺拔。每人一件的服装只有在周末才能换洗，材质又不好，所以不久后就像泄了气的球瘪了下去，头发依然整齐干练。为期一年的学习很快到期，回国前，他们在北京五道口的自由市场大包小包地买线织高领衫，那种质料和样式的衣服当地市民已渐渐淘汰，学生们十件十件地买去。由于朝鲜学生对于任何人对他们的兴趣都表现出一种闪烁其词和惊慌失措，所以我也再没有去问这些非常不保暖的线衣他们到底要送给谁。这些学生中有一个人的家长在1985年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跟随在金首相的观礼车上。由此可见朝鲜当时的经济情况。
立场坚定，斗志强
一个美国学生rick告诉我，他在韩国旅行时到三八线上参观，看到边境另一边扛枪的朝鲜战士，他对他们友好地说了声“哈罗”，他说对面的战士看到这个黄头发、大鼻子的美国人对他打招呼非常震惊，继而表现出相当的愤慨，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愤怒，于是猛吸一口，然后朝大鼻子的方向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上世纪90年代后，大批的韩国公司入驻中国，在北京，大批的韩国公司高薪雇老师到他们的公司为高级管理人员教授汉语，我有幸在三星和金星(lg的前身)都做过客座老师，每天在学生们上班前从七点到九点给他们授课。这些学生跟我从前教的朝鲜学生从长相上来说非常相像，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完全不同，气质和风度就差了很远，最大的差别在于韩国的学生比较平和，没有刻意掩盖的东西。他们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好几个学生听说语言学院有朝鲜来的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曾多次央求我：“老师，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我也怀着同样的欣喜和热诚跑到朝鲜学生的宿舍，找到班长对他们提出韩国学生的热忱邀请，然而好像rick在三八线上的冷遇一样，朝鲜的学生对我这个他们平时尊敬无比的老师，字正腔圆地说：“没门，让他们见鬼去吧。”
发展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他们彼此见面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