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大桥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大桥的建设在当时得到了前苏联政府的帮助。2011年6月6日，一艘万吨级油轮撞上长江大桥的7号桥墩，此次是10余年来，长江大桥发生的最大一起桥墩遭撞击事件。

　　桂”等，极具民族气息；在大桥两端是高约35米的桥头堡，从底层大厅至顶亭，共七层，桥头堡的堡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桥头堡内有电梯和扶梯供行人上下，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展列其中，供游人观看、欣赏，追忆逝去的岁月，感触英雄的博大气概。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平台，他们与武汉长江大桥相互依偎，碑高6米，重20余吨，南面镌有毛泽东同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观景平台则是游人赏长江、看大桥的最佳位置之一。[1]

　　幕后故事

　　50年前，一条饱含着喜悦的电波欢快地跳跃着飞向大江南北：“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数千年来长江天堑有舟无桥的历史，随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结束了。”

　　武汉长江大桥夜景(17张)50年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更承受了七十多次碰撞事故的考验。 专家最近检测得出的结论是：大桥的桥墩、钢梁等主体结构可使用100年以上。

　　设计团队

　　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是多少代人的梦想。清朝就曾有过设想，在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中有规划，但限于当时国力薄弱，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凸现，建造大桥跨越长江天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将武汉长江大桥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项目。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并成立“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开始大桥的筹建工作。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的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回忆说，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召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专家，调动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 大桥桥墩

　　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各地优秀桥梁专家、技术人员汇聚武汉。他们有的来自铁道部北京桥梁事务所，有的来自茅以升先生的中国桥梁公司；有的来自南方的广州铁路局，有的来自东北的哈尔滨铁路局……1955年2月成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 建桥所需的钢材等材料和设备，靠全国人民支援。 参战人员忘我工作，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大家把工地当成家，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为了修好这座桥，铁道部还请前苏联桥梁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西林等人组成一个28人的专家组，提供技术指导。

　　施工方法

　　方秦汉院士称，当年建武汉长江大桥，图的就是“百年大计”。大桥自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到1955年9月1日正式开工，筹建工作就开展了5年。从大桥的桥址线到桥式、净空、建桥材料，甚至是桥头堡的设计等等，都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试验。当时中央指示：“修建的长江大桥应当成为一个卓越的建筑，它不但应以现代化的技术解决国家巨大的经济课题，而且在建筑技术上还应以雄伟壮丽的外观标志中国的新时代。” 例如桥头堡的设计，为了寻求最佳方案，当时政务院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建筑设计院和各大学建筑系广泛征求美术方案，并邀请国内知名的建筑、美术、城市规划专家及桥梁专家，对已征集的美术方案进行评选后送政务院审批。 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是采用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这种技术工人得到深水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的变化，在长江这样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而且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得一种“沉箱病”。 前苏联专家西林提出了管柱钻孔基础的创议，就是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上，并在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再在上面修筑承台及墩身。这是一项完全创新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