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曾用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注：“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本作“钟”，故本应称“钱钟书”，但锺，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锺情”，“锺爱”等。钱锺书周岁抓周时，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锺爱读书”。锺字简化后与钟(古代打击乐器)意义混淆，根据钱老生前意愿，故作“钱锺书”。)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先生悄然走了, 留下遗愿: 不用任何悼念仪式, 恳辞花篮、花圈, 连骨灰也不保留。他的走, 也正如他的生, 都是淡泊世欲, 脱俗超尘。

　　 1960 年秋季, 笔者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钱先生曾来授课, 又指导笔者个人学习与撰写论文。课余假日, 常去先生家问难献疑, 直至“文革”之后, 还曾去求教。至于平日来信指导, 更是不少。先生的风范, 尤其是为人与治学方面, 给自己的感受是深刻的。

　　 一

　　 钱先生温厚可亲、平易近人。记得初次去见他, 一进门先生便倒茶让坐, 促膝谈心, 十分亲切, 而自己来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境转瞬间转为宽松自然。心想像钱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 怎么竟像一个普通人? 联想到某些专家, 恃才傲物, 威势赫人, 真是天壤之别。对先生的敬慕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

　　 此后, 或见面, 或通信, 先生均亲热和气。他还曾郑重其事地表示: “我们之间应该称同志”, 来信亦以同辈称呼。钱先生对后辈有一种至真至情, 他先后两次赠书于笔者, 一是《宋诗选注》, 另一是《人·兽·鬼》与《写在人生边上》合在一起的重印本, 而且都签名、盖章; 而关于后一书, 钱先生在另一封信里还专门有赠言:

　　 少作两种, 被坊间擅自再印, 即呈一册, 聊作纪念品。

　　 1994 年5 月, 钱先生已罹重疾, 来信说: “去年大病动手术后, 衰颓愈甚, 恢复艰难。八十已过,残年唯以对付病魔为务。”但他对笔者仍是关怀不已, 在来信中写道:

　　 近况想安善, 但已过中岁, 亦望保重。无病无灾, 至祝至愿。

　　 钱先生对待自己的生命却很豁达, 在另一封信中说:

　　 衰朽之躯, 康复不易, 生老病死, 事理之常, 安心任运而已。

　　 “安心任运”, 真可谓是古人所称扬的“达乎生死之分”的“达士”了。

　　 二

　　 钱先生给我的教导, 更多的自然是治学方面, 常常萦回于脑际的, 主要有两点。

　　 一是, “你要想做学问, 就不要想着做官。”我接着他的话头, 曾表示过: 如果“想做官”, 就要分散精力, 也要耽误时间。钱先生说: “是这样, 但不仅是这样。”对此, 钱先生并未有正面解析, 但与

　　 我谈了一些学人的事例。如某某, 写的文章不实在, 缺乏实事求是之意; 又如某某, 写的文章翻翻覆覆, 常有180 度的急转弯, 一下子说宋江是个光辉的形象, 一下子又说宋江是可耻的叛徒。这些人中有些就是“想”到了官的缘故; 尚未做官的想做官, 做了官的想保官。

　　 我曾笑着问他: “钱先生, 您不是也当了中科院的副院长吗?”钱先生莞尔一笑: “你不太了解, 那是别有缘故, 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想当, 你看, 我去坐堂吗?”钱先生还曾带着一种揶揄的口吻, 说:“当今学会很多, 有些人当不了官, 便想挂个会长之类头衔, 或者理事也好, 过过官瘾。”钱先生本人则什么会长、理事之类都不当, 就是请他临时去坐坐主席台之类, 也是请他不动的, 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治学、看书写文章。

　　 二是, “你要做学问, 就不要怕别人。”大意是说, 有些人衣冠楚楚, 肚皮挺大, 但里头未必都是学问。你要想超过他, 也并不难。我深知自己的浅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