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是一本由解玺璋著作，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1032图书，本书定价：196，页数：2018-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启超传》读后感(一)：一部传记勾沉半部中国近代史

　　初中时期，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必须全文背诵的文章《少年中国说》，文章辞采飞扬，音韵铿锵，气势磅礴。我记得当时读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由这篇文章，自然而然深刻地记住了梁启超这个名字。

　　后来，陆陆续续读了他的《变法通议自序》《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等多篇思想启蒙之大作，每一篇都具有真知灼见，才情丰沛，笔力雄健，让我有高山仰止之感。因此，对梁启超更增添了系统了解和深入学习的钦敬之情。近日，通读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解玺章先生著述的《梁启超传》，一了我多年来欲更加亲近梁氏学问的心愿。

　　这是一本结构独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它一改大部分传记按照传记对象活动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而是把主人公还原于他生活年代的大背景下，以严谨的考证复原其与同时代人物的交集，多棱镜般从多个视角和纬度，形神兼备，立体客观地呈现出了传记主人的神彩。传记的主人不再是一个罩着历史面纱，高高在上模糊不清的形象，读者也不再有一种隔着橱窗交流的隔阂感。

　　当然，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并且达到了立体可感地呈现人物的目的，首先在于梁启超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梁启超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期，他少年时期即以才情闻名，和老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并且担任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纪闻》报的主笔，“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对于多舛的国运倾注深切的目光和思考，对于旧中国之落后原因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批判，对于中国的出路从多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设想。其对国事之责任感，其学养之深厚，其思维之开阔，令人叹服。

　　梁启超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也作为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枢纽人物，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一时代的风云人物纷纷与他发生各种各样的交集。《梁启超传》全书分二十二章，除一至四章介绍梁启超的家世、婚姻、子女与兄弟和最后一章的总评外，中间十七章的篇幅，全部是以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胡适等等这些鼎鼎大名的历史风云人物的交往。因此，这本梁启超的传记，既是一本他个人的传记，让读者对梁勤勉的治学态度，诚恳的天性，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作为政治家的无奈和作为学问家的声望都有了生动形象有了解，同时，透过他与当时名士豪杰的交集，勾沉呈现了大半部中国近代史。这本身就不言不而喻地体现了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的最大魅力，在于他以极其饱满的激情和汪洋恣肆的才情对中国国民性、中国命运、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改造等时代问题深入的思考，并透过如椽巨笔发出国民教育的时代强音。《梁启超传》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珍贵图片，将梁启超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的深沉思考、慷慨担当呈现得淋漓尽致。读名人传记是走近名人，向名人学习借鉴的重要渠道。《梁启超传》就是这样一本读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人物传记。

　　《梁启超传》读后感(二)：珠帘的串线

　　中国的近代史像一张错落有致的珠帘，大珠是故事，小珠是人物，而把它们串起来的线，是梁启超。

　　与其说它是梁启超先生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一部以先生为线，贯穿中国近代史的的著作。

　　这本书的目录简单直白，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上各领风骚的人物，先生这一生本着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精神，在政治，文化，思想，改革等领域做出了很多尝试，进行了很多改变，有好有坏，有成有败，也导致他在世的时候名声毁誉参半。

　　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万人唾骂。死后又经受过嘲讽抹黑，批判谴责。

　　但，那又如何？

　　或许，他早已看透世间唯二不变的是变化和时间，正因为他可以很透彻的看问题，才会用行动去适应变化，让时间来给予答案。

　　且去做。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或许一些集大成者都有着相似的命运，梵高如此，梁启超先生亦如此。

　　乱世出英雄，又何止出英雄，有太多想做事的人，做太多想做的事。

　　梁启超先生就生在这个时代，也想结束这个时代。

　　他这一生所接触的很多人物都是有能力，有野心，有理想的弄潮儿。他们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历史上，不论好坏。

　　师从康有为，又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因为他不认可复辟帝制。

　　协助袁世凯，又对袁世凯倒戈一击，因为他不允许埋葬共和。

　　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总是做出不合理，也不合道理的事情，纵使千夫所指。但这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合理，又合道理的事情，不一定对。但反对这类事情的代价肯定大到难以想象，甚至无论生前死后，都要背负骂名。

　　列文森评价他：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他不在囚笼之中，千千万万的通报依旧饱受战火。总要有人再回到笼子里去做那些合理，合道理，又正确的事情。

　　“学其所用，用其所学，无负今日。”

　　知行合一，不外如是。

　　在我看来，梁启超先生这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一生，就像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缝补匠。

　　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国为民。

　　为后人遇山开山，遇水架桥，愿后世之人，人人有书可读，人人意气风发。

　　百年之后，只留其碑，不见其人。

　　却有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声音：少年强则国强。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谢梁启超先生以终生热血卫我中华。

　　《梁启超传》读后感(三)：一本书，读懂梁启超、读懂近代中国

　　坊间传言，当年李宗仁困居美国时，为维持生计，不得已著书为稻梁谋。其自传将出版前，原打算定名为《李宗仁传》，美国书商表示如此这般怕是卖不出几本去。于是果断拍板改为《他如何失去了中国》，可见“标题党”一物由来已久。

　　如果说到某人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这话未免说的过火。不过如果以类似形容词来描述梁启超，相信反对的声音不大。毕竟，每个人都会承认，梁启超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

　　我在读解玺璋所著的《梁启超传》时常想起亚里士多德，身为一位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与亚里士多德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同样是小城市出身，到大城市奋斗打拚，更是同样的博学多闻，同样的爱吾师更爱真理，也同样的生于乱世，对于自己当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不过，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虽有战乱，但绝难与梁启超所面临的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相比。同样的，要将如此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一生写清道明，绝非一件易事。

　　众所周知，梁启超不但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改革家。

　　从清末到民国，从戊戌变法到护国运动，梁启超作为处于近代中国历史变革漩涡的中心人物之一，几乎经历过了所有政治体制，并身在其中积极推动、更亲眼见证了历史的多个重大事件，同时也在各种瞬息万变的时代转折中，不断改变着他自己。

　　对于梁启超的“善变”，郑振铎是这样理解的：自大名鼎鼎的公车上书事件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他由拥袁变为反袁，最后又宣传社会主义。梁启起的一生，可称是不断求知求变的一生。陈寅恪曾言，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郑振铎更曾坦言，梁任公的最大特点，其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

　　以上这段话，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但说到人物传记上，对于这样一位与时俱进、屡变屡新的历史人物，如何写明其一生？不同作者不同写法的《梁启超传》已经给出过许多不同答案。

　　大体说来，在写人记事方面，中国的史书大抵可分为两种，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便是如时间管理达人柳比歇夫老先生的记录一般，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事，代表作便是幼时便懂得断舍离，有砸缸之智的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

　　纪传体则不同，以《史记》为代表作，不但首开人物传记之先河，对后世更是产生巨大影响。

　　近来读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感其颇受司马迁影响之余，又觉其作颇与坊间常见的名人传记有所不同。

　　所不同者，是不同于常见那种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式的起居注式写法。解玺璋《梁启超传》的起手式虽也是以其家世、童年为开篇，但在做过背景介绍后便直接转入“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式写法了。

　　为何采取如此全新的写法呢，作者曾坦言，“在准备阶段，我研究了梁启超的基本材料后发现，如果沿着梁启超个人的生平经历写下去，会忽略很多东西。因为梁启超的一生有一个特点，他与社会重大事件一直有联系，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通过写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不仅能反映他的生平事迹，也是对时代背景的反映。没有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梁启超这个人，因此要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背景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梁启超。另一方面呢，我有意避开以前的传记写法。我是一个业余的作者，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叙事角度。”

　　除前三章写明其家事，对其家世、子女、婚姻进行了介绍外，后面诸章所讲都是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以至孙中山、袁世凯、杨度、徐志摩等十四位近现代史上各领域名人的交集及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影响。

　　在讲述梁启超和朋友们的交往中，众多历史事件厕身其间，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推动五四运动到给徐志摩婚礼当证婚人，在阅读梁启超传记的过程中，对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有了一番新认识。

　　此书作者解玺璋虽谦称自己是位业余的作者，但其实他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者、文化批评家,也是一位传记作家。曾历任《北京晚报》编辑部主任，《北京日报》文艺图刊主编，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除著有《梁启超传》之外，还写有除此书外，解玺璋还是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的译者，也可称的上是一位梁启超的深粉了。

　　作者虽自承对梁启超爱的深沉，但在下笔时却惜墨如金，绝不肯一味以说好话、唱赞歌为能。我看名人传记时，最怕有一种看事迹录的感觉。近些年随着民国热、近代史名人传记热等多轮热潮，有些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在而今作家笔下硬生生体现出一副伟光正、高大全的惊世美颜，平生事业有如被美图秀秀精修过一般，无一事有谬误。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革命家儿时的一声婴啼都成了革命的呼喊。不过好在，本书作者经过认真搜集、仔细整理、通过列举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中正公允的写作态度，很好的规避了这一传记作家的常见误区。

　　说起来，查找资料这项工作，既劳心，又劳力。尤其是近现代领域，相较于先秦两汉的资料过少，近代民国的问题是资料过多。各种正史野史、传记笔记，共存于世。由此导致的结果便常是同一件事硬生生搞出五六个版本，在这种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如何去伪存真、多方比对，去粗存精，不能不说是个劳心费力的差事。有过撰写此类历史题材论文或文章的人都知道，有时经常是一个历史事件要查上几小时资料才能确定具体内容。

　　作者解玺璋也曾自承，写此书时每天工作、看书到夜里两点，四年间光是老花镜便换了两副。搜集资料用功程度可见一斑。

　　在阅读中，个人也感觉，此传一大佳处，是无一事无来历，每页上旁征博引之处不下凡几，作者本人则隐身其中，不做点评，只列实证。在创作如此复杂一位历史人物的传记时，作者能做到公允持正，便为一本好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现而今写名人传记的作家多矣，但舍得卖力气、肯下苦功夫者着实难得。而大量历史资料的查找、遴选，又是容不得一点偷懒，省不得一点功夫的。

　　但正如文火细炆的老汤与速溶汤块的区别一尝便知一样，真正下功夫写成的书与坊间那些复制粘贴速成的传记间的差别也是一看便知。

　　可能也正缘于此，作者虽一直谦称自己是位业余传记作家，但《梁启超传》甫一面世，便被出版商们誉为自梁启超逝世以来83年间“最客观、最详实”的一本梁启超传记。

　　对此好评，解玺璋也很谦虚的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时，投入的感情比较多，主观色彩比较强烈，为了避免“笔端常带感情”式的主观写法给传记造成太大影响，也着意用大量的原始材料来平衡客观性。

　　不过作者自己却在出书后自承，“决定写《梁启超传》时，是因为对他有很深的感触，想为其打抱不平。以前给梁启超的很多评价不公正，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贡献，仅仅是从政治化的概念给他定性为立宪派、改良派等，将其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认为他不革命就不好。这些年对梁启超不公正的评价导致他的闪光点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因此，我希望不再用概念化、定性化、道德化的东西来评价梁启超，希望恢复实际情况，通过大量引用原始材料，让读者看到梁启超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我想尽量恢复历史的面貌，于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研究他、写他。”

　　或者也正是缘于作者带着如此宏大的使命感来做这件工作，所以才甘于付出如此多辛苦，来写就这套书。

　　读《梁启超传》的过程，是一个重新认识梁启超、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梁启超其人，的确是件难事，即使是他自己也难以办到。梁启超曾在自励诗中自况：“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漱溟在其自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书中评价梁启超时，称“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梁实秋也在其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慨叹：“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或者，还是梁启超所做另一首自励诗中对自身的总结最为全面、恰切：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梁启超传》读后感(四)：他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大局

　　1. 文史学家吴其昌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梁启超先生则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梁启超，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学术家。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是贯彻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他是中国精神之父，他把西方的启蒙思想通过报刊等传播给民众，提高民族素质、救亡图强。

　　他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主编或参与的报刊有十多种，是他让中国的报纸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报刊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宣扬西方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得到解放，也推动了中国政论写作的发展和言论自由的进程。他认为，民族思想更关乎国强民盛的命运，国外友人称：梁启超是中国珍贵的灵魂。

　　梁启超博学广文，有“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的美誉。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贡献，以史学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在比较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学问时曾说：王先生的精深让人有钻之弥坚之感，而梁先生的博大觉得有“犹河汉之无极也”。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奔波，仍坚持平均每年写作39万字，其作品《饮冰室合集》40册约1400万字。

　　对于家庭梁启超说，给孩子的爱，永远不怕多。他的九个孩子，因为享用了“太多的爱”，个个成为杰出人才。满门俊秀其中，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前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他是孩子的良师益友，在注重性情、品格、眼界及胸怀等多个方面，他的家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浇灌收获硕果累累，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清末民初，中国所有的大事件都与他有关，让我们一起走进《梁启超传》。 2. 《梁启超传》由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所著，作者文史兼修，对梁先生研究有素，清晰、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的一生。

　　这本传记体，“以梁启超的平生经历为时代纵轴，从梁启超出生、求学、中举，与他的家族、子女教育等方面，以及他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孙中山、杨度、宋教仁、蒋百里、胡适、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纵横交错讲述了百姓民生、文化教育，特别是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变局中的担当、求索、变革与彷徨。

　　梁先生幼年时从师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八岁作文章，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取秀才，成为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的“童子秀”，17岁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他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而后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他一度加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而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又严词抨击，曾和蔡锷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成立讲学社，聘请文学大师罗素、泰戈尔等人来华讲学，培养新人才，开拓新政治。

　　3. 自欧洲游学归来，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最先提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其是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是五四运动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在书法艺术方面，他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师于康有为，学习宗汉魏六朝碑刻。他所著的《饮冰室合集》比较详备，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梁启超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加上敢想敢说、观点新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他的文风明白晓畅，自由奔放，不受约束，所以很受欢迎，在晚清和民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说梁启超是一代历史名流，谁都没有异议。但如何评定他的历史地位，却一直难有共识。因为他的一生，实在阅历丰富；他的贡献，实在建树太多；他的才能，实在光采纷呈；他的著述，实在涉及太广。不过，有一点公认无疑，那就是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一度曾无人匹敌，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宣传家。

　　梁启超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维新派，保皇党立宪派的代表。其实，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启蒙，在于新知识的传播，提倡伸民权、设议院。他学训渊博，著述丰富。他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第一人。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

　　从新会少年、青年才俊到书生报国；从家族深情、婚姻爱情到子女俊秀；与黄遵宪谊兼师友，与严复惺惺相惜，与谭嗣同肝胆相照，与孙中山近世双雄，与蔡锷志同道合，与胡适承前启后……也有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贬低与丑化，眼花缭乱的寂寞身后事。

　　梁启超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读懂梁启超，读懂清末民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称：梁启超与蔡元培的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

　　《梁启超传》读后感(五)：你一定要读梁启超——《梁启超传》编辑手记

　　—寻求1 1>2

　　2015年的夏天，解玺璋先生正在北京做关于《梁启超传》的讲座，当时这套书销量与口碑俱佳，已经拥有一大批粉丝，甚至有人为专门研究梁启超而组建了一批“梁学”的同好团体。我本人正好读过《梁启超传》，对解玺璋先生久仰大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朋友与解老师取得了联系，解老师当时提出了希望对《梁启超传》这部凝结了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进行全新改版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自2008年撰写《梁传》以来又已经过了7年，应该对其根据最新收集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了，亦可以根据学界同人、全国众多读者的意见反馈对上一版的部分内容做一些更正。对解老师的这个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很快便签下了《梁启超传》新版的出版协议。其实我们最初的想法仅仅是把版权接续过来，但是解老师提出的关于增修的建议，无疑令我们觉得是锦上添花。由于上一版的价值本身就很大，再加上一些新增补修订的内容，想必一定会起到1 1>2的效果，于是我们立即着手组建了新版《梁启超传》的编辑团队，启动了新版的编修工作。

　　2017年年初，解玺璋老师的修订、增补工作已全部完成。除了对上一版有争议的部分进行了更正和修订，解老师还根据梁氏后人最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以及马勇老师最新编撰出版的《严复全集》，特增补“梁启超与诸兄弟”“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宋教仁”3章，共计12万字，进一步增强了梁启超传记的全面性。随后，我们的团队开始忙碌起来，前后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这部皇皇百万字的巨著进行了整理和编校加工、装帧设计等工作。我们的这支团队有打造过众多畅销书的策划编辑，有工作经验十年以上的文史类专业执行编辑，有社内最权威的社科类图书编审把关老师，有最优秀的社科类图书装帧设计师。在我们的悉心打磨和与玺璋老师的反复沟通之下，从策划到编修共历时3年的新版《梁启超传》终于在2018年年中正式面世。此时的出版时机其实非常好，因为今年也恰逢戊戌年，120年前6月11日至9月21日，有一群年轻人救亡图存，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变法求新，所以我们的书在7月上市，正好在百日维新的时间段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算是对它的献礼和纪念。

　　—被翻烂的《现代汉语词典》

　　我常常和同事们开玩笑说，做梁启超的这本书期间，是我从业以来用现汉（《现代汉语词典》）最多的一个时期。这话可不假，书桌上的这本词典虽然已经破破烂烂，但是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见证，见证我在做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并快乐着”。

　　《梁启超传》的编修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的困难也是以前做其他书所没有遇到的，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对书中引文的处理。我在审稿的过程之中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也是查证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其中引文的内容。因为梁启超那个年代的人，往往会在他们的作品以及信件甚至话语当中，使用很多异体字、异形字，还有一些书面的文言词，如果对这些字词的理解不到位，或者没有现代文字对它们进行一个合理转化，读者可能对整个文章的理解就会十分困难。我在做编校加工的过程中，手中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派上了用场，当然不仅仅是现汉，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辞源》，几乎都是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用到最多的工具。而且可能是出于职业病，我在遇到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一定会去查，不停地查，这个是特别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举个例子，特别是严复这一章，因为严复出生的年代比较早，他生活的时代也要比书中提及的其他人物要早，其作品中的一些文字和对话就会有很多古字，甚至一些现在已经都不用的字，所谓“死字”，还有很多引文都出自四书五经。不过在看这些东西时，作为“第一读者”，我也的的确确是对古人感到钦佩，在今天看来那么复杂、难写的字词，他们都能运用的恰如其分，着实令人叹服。

　　—超越，融合，正当时

　　站在一名编辑的角度，我眼中新版和上一版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当然读者朋友们也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感受。这里我想说一点印象最为深刻，也是个人认为独具创新价值的，就是对这套书结构的一个整体梳理和改编，这相对上一版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超越”。

　　《梁启超传》本身是一部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叙述历史事件，但是一般人物传记更多使用的是纪年体，所以我们在做书的时候也在不断讨论，集思广益，寻求如何把纪年体的思维灌输到纪传体的作品当中，这也是我们对本书结构进行改造的一个重点之处。我们决定在原来独特的纪传体撰写方式上进行章节的调整，使传主个人经历的年代纵向性更为顺畅。简单来说，就是用年代线将整个内容贯穿起来。如果你纯粹看目录的话，会感觉比较凌乱，因为一眼看去都是梁启超跟其他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一个横向的东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纵向的东西，使书的结构更加丰富和立体。当然，如此修改的前提是首先得熟悉全文，所以章节和目录的调整其实是最后一步，是我们在完整看完两遍书稿之后再去调整的，特别是章内的有些内容，看完之后，你才能够去梳理，写谁在前，写谁在后，例如将原第三章“梁启超的婚姻”与原第二章“梁启超的儿女们”进行了调换。我认为作为编辑，最重要的是厘清书稿的脉络和思路，只有将其梳理清楚，才能够遵循作者的意愿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把书编出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开篇特意增加了一个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以使读者先期对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结构的改造，我们还花了近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旧报纸、文献和史料，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添了200多幅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传主本人及家庭、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状况的一些图片，进行了补充，力图做到图文并茂，让读者享受到一个更好的阅读过程，最终使之兼具历史研究参考资料及通俗历史类读物的双重市场特征。

　　在我看来，超越上一版的结构改造，纪年体与纪传体的融合，更加顺应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市场趋势，这便是新版《梁启超传》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

　　—为什么一定要读梁启超

　　除了整体策划外，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稿，而在审稿过程中，通常也带有一定的阅读兴趣，特别是看到有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或者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会觉得非常兴奋。例如，读到梁启超和蔡锷这一章，我才知道蔡锷曾是梁启超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梁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蔡锷投到了他的门下，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在学期间，蔡锷颇得梁启超、谭嗣同的赏识，并且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而蔡锷当年为了躲避袁世凯对他的特别“关注”，假装与小凤仙厮混，而他暗中与云南的通信机关就设在梁启超家中。后蔡锷借赴天津治病之由逃离北京，而他第一个投奔的就是老师梁启超。这样两个著名的人物能有如此的关系和联系，也是我原来没注意到的事儿，细细品来的确有趣。再说徐志摩，他也是梁的得意门生。但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却用堪称“史上最毒的证婚词”将一对新人当众痛骂了一番，这也表示了他的一个明确态度，所以当时对徐志摩来说，这也就成了一个遗憾。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可能是以前人们的研究中遗漏的，或者重新被发现的一些东西，例如书中还用两章的内容专门写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被重视的，书中也将他们之间的融合、互助，直到分道扬镳的经历描写的十分动人。梁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由此可见，梁启超率真、无惧、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的确是一个为那个时代而生的人。

　　其实抛开书而单论梁启超这个人物，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仅仅来自于维新变法，其实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所处的年代和他本人所具备的学识，注定了很多历史事件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三十自述》里，梁启超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了解了这样一个人，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也有很大的帮助，再加上无论是从学问思想也好，为人处世也好，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也好，梁启超确实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新版《梁启超传》正是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黄遵宪、谭嗣同、孙中山、杨度、宋教仁、章太炎、蔡锷、蒋百里、胡适、徐志摩、汪康年以及子女、兄弟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以梁启超为中心再现了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担任这样一套重量级作品的策划者和编辑者，我深感荣幸又诚惶诚恐，只希望竭尽所能，帮助读者通过这样一套传记全面而清晰地把握梁启超的一生，同时能为国内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进行填补和更新，这也是本书策划的初衷和祈愿。

　　王冬军 2018年7月于化学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