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

　　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

　　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

　　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大历史的发展，这也是《史记》与其后二十四史相比的伟大所在。

　　可以说，司马迁依靠他的个人能力，一定程度的克服了体例带来的缺陷，使《史记》脱离了流水账历史的黑洞。

　　正如司马迁在《自序》中言“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具有对大历史观的良好关照和深刻的责任感，而本纪则因其地位之重要，天然成为他洞察王朝兴替，展现历史发展线索的前沿阵地。

　　在本纪的记述中，对于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重要而有利于对刻画其他人物发挥功用的事件，司马迁通常将其归至其他人物身上，以便于减少干扰。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史实极强的把握和梳理能力。同时，也因为本纪的特殊性质，所以将本纪缀连起来，这就是将历史缀连起来，成了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司马迁在本纪的写作中着眼于构成历史线索的大事件而并不纠结于帝王家史，着眼于历史的真正主导者而并不纠结于名义上的虚君。因此，帝王虽然作为本纪的主人公，却只是司马迁用来展开历史的线索和纽带。

　　世家的主人公，或称霸一时，或割据一方的掌权者，例外则是孔子。孔子无权无势，却也进入世家之列，正是司马迁看到了孔子对于后世思想文化的深远作用。

　　列传所叙之人，贤臣名相，诸子百家，武功大将，奇人异士，风云人物，奸佞酷吏，应有尽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类人：一是以医救人者，如扁鹊仓公；二是坐拥千万的富商大贾，如陶朱公；三是以武犯禁者，如剧孟郭解；四是慷慨悲歌之义士，如专诸聂政；五是东市卜者，如司马季主；六是戏谑优倡，如优孟。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司马迁力在刻画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活动，展示社会各侧面。而细究起来，太史公志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志刺客“义不为二心”，志滑稽“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体现了司马迁对慷慨悲歌之士的颂扬和赞美。而《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则是为了“纪风俗，志迷信”，保存社会风气习俗。从这些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视，因此使《史记》有血有肉，饱含热情。

　　司马迁《史记》的灵魂，则在于其批判精神。在《史记》中我们随处可见太史公快意恩仇，贬帝王，退诸侯，斥卿相，鄙奸佞，痛酷吏，轻商贾。而各篇之后的“太史公曰”，则成了他“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别嫌疑，明是非”的审判法庭。

　　《史记》极少整篇引用他人文字，贾谊的《过秦论》是一个例外。司马迁对这篇文章的引用，代表了他与贾谊相同的历史观点。他批评秦时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这也体现了司马迁对政权兴替，王朝盛衰的深刻思考。

　　而对于本朝君主，他也毫不留情，说高祖“谋计用兵，可谓尽之”，说文帝“赏太轻，罚太重”，对于武帝更是讥讽。这种历史批判精神无疑给当代史学家树立了标杆，也率先挺起了史家的腰杆。

　　那么，司马迁是不是没有喜欢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太史公爱项羽，歌陈涉，崇义士，惋英雄，扬循吏，赞豪侠，好不快哉！

　　综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善何善，恶何恶，贤何贤，贱何不肖。也不难看出《史记》一书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简单记述，更是历史的批判与思考。正如司马迁借贾谊之口所说：“鄙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