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资本论》的第一次阅读完成于大约07年6月，“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缺乏，并不妨碍理解这样的文本。但是哲学素养的缺乏显然成为极大的阻碍，文本谈论了太多抽象的“形态”、“形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当时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曾迫使我不得不转而开始阅读一些辩证法方面的材料。时隔4个月，在依然缺乏自信的情况下，我想稍微检验我在此前在两个方面的阅读。部分地，也可以作为年终时重读《资本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

　　作者写道：“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又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

　　此前我的理解却是：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虚拟资本，所有这些属于价值形式的范畴。柄谷行人在《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讲理解“价值形态论”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我的第一次阅读没有给“价值形式”以足够的重视，更未发现什么“价值形态论”。这将是我的第二次阅读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作者写道：“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近于一些琐事。”指的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这样的“经济的细胞形式”。柄谷行人在他的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表面的同一性和本质的差异性同在，后者是关键的。琐事并非琐事。

　　作者写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并不是作者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作者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刻画事实，而不是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喜爱或者憎恶。作者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是对苦于发展和不发展的解释。

　　作者接下来写道残酷的剥削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在有着统计数字的英国，也在于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紧接着写道“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由于欧洲工人受到激励从而起来抗争，首先是英国发生明显的变革，这“已经十分明显”，作者认为将“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资本家是逐利的，“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并非统治阶级由于某些思想家的启发而领悟到了更为人道的形式，统治阶级随时都可能领悟，时机取决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因此”，作者紧接着写道，“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无疑，这里是说希望借助于叙述(使得统治阶级采取较人道的剥削形式的)英国工厂法的之所以发生，来启发其他国家的工人去采取相似的斗争。“一个国家”、“其他国家”这里指的当然都不是笼统的整体，不是统治阶级，而是指工人阶级。我认为，作者本可以明说，但是他莫不是没有摆脱泛灵论的影响?一个“国家”怎么能是进行“学习”的主体的呢!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里的叙述上继续着文学式的、泛灵论的缺憾，一个“社会”怎么能是进行“探索”的主体呢，作者无疑是应该说工人阶级(或其思想家)探索到了社会运动的规律!认识到了规律无法但是无法改变它，却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分娩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作者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固然在感情上，革命者马克思憎恶剥削者，但是具体的剥削者个人，在他看来却仅仅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种认识造成一个豁达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也导致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唯有消灭“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才能消灭剥削者;只消灭生产关系，而不消灭肉体。

　　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是暴力，但绝不能同于血腥的屠杀。工人阶级的革命者既憎恨敌人，却可以毫不矛盾地爱着敌人。

　　“…… 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奴隶制得以废除以及资产者为什么废除奴隶制，其缘由在于他们主张一种于资本主义有利的变革。其次，尽管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辩护者黑格尔)惯常于反对变革(主张稳定)，但统治者的反对变革也无非也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而不因为任何抽象于利益之外的理念本身的正确。

　　篇二

　　记得以前看到某个西方政治著作家的话，说集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集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专制，而极权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它深入人心，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心里认同这种专制独裁。而现代社会，正是一个资本所统治的极权社会。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资本家用一定量的预付资本，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从而以工资的形式取得自己劳动的报酬。这一过程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资本家和工人，分别作为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平等的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的交易;资本家可以选择雇佣这个工人，也可以选择雇佣那个工人，工人可以选择受这个资本家雇佣，也可以选择受那个资本家雇佣。表面上看来，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

　　但是，在这表面之下，掩盖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资本家所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秘密，就隐藏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差别之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比如，在一个10小时工作日内，工人以10000元的原料，生产了20000元的产品，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10000元(20000元减去10000元)。劳动力的价值，是指劳动力的维持费用，即：一个人要保持正常的体力和脑力，在一天之中所要消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比如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了一天，获得5000元的工资，那么，这5000元就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10小时，创造了10000元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小时劳动创造1000元价值。而他实际上获得的工资却只有5000元，也就是说，他只有5小时在为自己劳动，而剩余的5小时，全部是无偿的为资本家劳动。这剩余的5 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的利润的来源。——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不可能增殖，资本家不可能获得利润。

　　在雇佣劳动中，劳动者(工人)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自己的劳动;他为资本家提供的无偿劳动(剩余劳动)掩盖在他的工资的面具之下。在奴隶劳动中，奴隶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奴隶主的劳动;即使是奴隶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表现为奴隶主的财产。在徭役劳动中，农民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内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在另一段时间内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即服徭役。

　　在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点仅在于，雇佣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的财富，而奴隶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奴隶主的财富;前者是隐蔽的剥削，后者是赤祼祼的不加掩饰的剥削。在徭役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

　　典型的奴隶劳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内战以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在奴隶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和其他的劳动资料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的一部分。在雇佣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自由、平等。我在稍后会论及，为什么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落实到现实中，会成为它的反面，甚至形成现代社会中资本的极权统治。

　　通过对雇佣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平等的商品交换规律，会演变为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买方和卖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换，起初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当交换的商品变成劳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时，异变便开始了。劳动力的使用形成劳动，而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劳动力便可以与资本进行交换。(劳动力本身不是价值，它不可以与代表价值的资本进行交换。)这里的欺骗性在于，工人天真的以为资本所购买是他的劳动，他得到资本所付的工资，他与资本间的交易就算完成了、两者就扯平了。而实际上，工资所购买的，并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只是他的劳动的一部分，即他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而他在自己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之外所创造的价值，则无偿的为资本家所占有了。

　　因此，在劳动(劳动力)的买卖这一特殊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拥有资本的一方，日益富裕，享受着社会进步的果实，而拥有劳动力的一方，日益贫穷，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一切历史必然性的悲剧皆落到了他们的头上。正如在奴隶劳动之中，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血泪都是奴隶的血泪一样。

　　命运是否真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有命运的。奴隶不能摆脱他作为主人工具的地位，(注意，不要把个别奴隶的解放，甚至跃升为奴隶主，等同于奴隶地位的改变;横扫罗马本土二十年的汉尼拔，也曾是奴隶哩。)这是奴隶的命运。而奴隶的现代后裔，雇佣工人，则再也不会重复祖先们那种直接隶属于人、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命运了。他们变成了隶属于资本的奴隶，但在面对他人时，他们可以有权宣示自己的独立了。

　　宗教把命运神化为永恒，正如资本把它的剥削权力神化为永恒一样。在基督教，现代的资本家打上了上帝选民的印记，而雇佣工人，则等待着末日审判那未知的命运。说白了，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其性质而言，是排斥多神教的。一元化的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的宗教。

　　顺便提一下，关于财产继承权的问题。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饱含人类同情的善意关怀，说过这样的话：政治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权力的继承是否也有一天会消失呢?父亲把政治权力传给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父亲把经济权力传给儿子，又为什么是合法的呢?罗素说，我看不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或者说他希望，经济权力的继承，也终有一天会消失。

　　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二者之间的对比，他找不出本质的区别外，罗素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一直以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经济权力的继承会走政治权力的继承那条老路，走到最后全社会都认为它是非法的。 ——除了惊叹罗素这种天才的类比和想象力外，就是一串问号了。

　　但在马克思这里，我找到一点线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资本家和工人，一个拥有资本(劳动资料的所有者)，一个拥有劳动力。劳动不再像文明初期那样，是劳动力对劳动资料的主动、自觉的占有，而异化为了后者对前者的强制的、有计划的压榨。资本家把财富传给子孙，实际上是把剥削他人的权力传给了子孙。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改变，“财富的继承直接意味着剥削权力的继承”这一规律便不会改变。资本从父亲的手中传给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更易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资本把自己的代表从父亲换成了儿子;人的生老病死丝毫不会影响资本的增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继承权背后所隐藏的真相，那就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资本所有者变化的过程，就像A把手头持有的股份转让给B一样，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即使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定废除继承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有丝毫影响。

　　但是，历史的来看，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时，继承权才会消灭;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继承权就会自然随之消灭。在现代社会，要强制的消灭继承权，只有带来反面的效果，正如罗刹国曾经搞的集体农庄、老毛曾经搞的人民公社一样。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政治权力传承模式，可以在古时候获得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实行选举制、规定领导人任期的古罗马，在其灭亡之后的一千年岁月里，其民主制会被西欧人弃之如敝屣。

　　即使有传说中尧舜禅让制的光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没对皇帝的家族继承问题提出过疑问。不要据此断定中国古人愚昧、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水平，连民主都没人提。今人笑古人政治权力的继承，而后人也将笑今人经济权力的继承。今人笑古人不知政治领域的民主，而后人也将笑今人不知经济权力上的民主。某些借此贬低中国文化的所谓教授学者，只不过是落在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角落里坐井观天的可怜虫罢了。

　　当然，从马克思(1818-1883)的时代到今天，虽然仅仅一百余年，但现代社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曾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看来，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马克思的估计有点儿乐观了，他低估了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促进。

　　20世纪的技术进步，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技术进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有人说二战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二战可以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反应物本身。)而技术进步反进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焕发青春活力。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是得益于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其总的劳动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大大的加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量上有巨大的增长。即是说，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相对的增长了，但绝对的减少了。

　　要更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机器对人类劳动的保存(只有在大工业中，在机器生产中，人类才得以保存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这里暂不打算涉及。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中很大篇幅便是对大工业生产的研究。绝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只是他当年看到的技术进步，相比起20世纪的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否定19世纪马克思的研究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真的阅读过马克思。观察一个人对另一个论著的批评是否恰当、水平有多高，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需要翻看另一个人的论著，只看看这个人的批评本身就够了。大部分人的批评是自说自话，连对手的观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瞎掰。比如，把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理论直接对立起来的人，一定就是在玩盲人摸象的把戏。

　　在本质上，现代社会并没有变。虽然它自19世纪以来在生产力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的。

　　关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水平最高的。比如马尔库塞写过《单向度的人》，提示现代人的所谓自由的虚伪性，一方面是自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限制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整的阅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虽然大学里曾十分钟情于他们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属于社会文化批判，与马克思的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批判不同。但是，正是有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才有可能。要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是不可不读的。理解了《资本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就更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