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别身体》是一本由游鉴明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一)：对了解女子体育运动发展历程有帮助

　　书中有大量旧时女子体育发展的珍贵照片，对于了解几十年前女性体育的坎坷之路很有帮助。二十世纪来，女性从裹足的大家闺秀到响应“健身强国”的口号，再到解放自由，为提高身体素质而健身；从限制女性只能参加柔美体操这般女性化的运动，到全方位体育项目的开放。这一步步的发展仿佛历历在目呈现在我眼前。从媒体的报道中更能清晰的看出那个年代人们的各种想法。广告商纷至沓来，利用各种方式把体育女性与自己的产品关联在一起，噱头十足。电影《体育皇后》中的女主演一炮走红，甚至成为体育女将孙桂云的偶像也充分说明当时这部影片的轰动性。21世纪，全民体育的时代，不仅是体育明星大放异彩的时代，更应该不放弃任何一个普通人，真正做到全民参与，今年上海市市民运动会很好的贯彻了这个理念，希望这样的比赛每年都有，不流于形式，采用多种措施，做一些利民的实事，营造一个良好的运动氛围.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二)：女子体育

　　《超越性别身体》一书梳理了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的发展情况，分上下两部，从女子体育体育观、实施、女学生对女子体育的参与与反响、新闻媒体、广告、艺术文化、社会对女子体育及女运动员形象的品评和建构。

　　史料丰富是本书的优点之一，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汇编、政府报告书、学校出版品和华东地区的报刊杂志。但史料的解读的不充分似乎又是本书的一大缺点。

　　本书的主题部分，即本书的六章内容基本对1895年至1937年华东女子体育发展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但是应该看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这些内容偏重对基本史实的梳理，理论性较差。而作者仅在这六章后的几轮部分就身体的规训、女运动员被“观看”、女运动员形象的重塑、女性主体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读来让人觉得似乎与对《超越性别身体》这一内涵较为丰富的书名的期待相去甚远。相比《超越性别身体》这一书名，本书台版的书名——《运动场内外》视乎更为合适。

　　本书可以为进行近代体育研究的研究者为参考，但也应该看到本书存在着的不足。

　　另外，本书中的插图特别丰富，图像资料使读者对近代华东女子体育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视觉感受。这应该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三)：审视近代女子体育（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824.html

　　审视近代女子体育

　　作者：冯易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从政治到社会，从沿海到内陆，从思想到行为，虽先后、缓急、程度有所不同，但多少都含有“变”的色彩，近代中国人的“体育运动”即是其一。传统中国人也有“体育运动”，如蹴鞠、骑射、武术等，但近代以来，特别是体育纳入学校课程及现代运动会出现之后，运动的方式与时人看待运动的心态都有了极大的不同，其中又以女子体育与“女子体育观”的变动尤大。

　　针对中国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的大转变，作者提出了5个问题：为何要女性运动？女性应该怎么运动？女学生和女运动选手如何看待运动？媒体和社会大众又以何种眼光看待女子体育和女运动员？女子的运动竞赛是否符合宣导女子体育的初衷？

　　此书探究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演出，观察她们离场后的活动，也留意运动场边的众生相；同时透过“运动场”这个概念，分析没有进入运动场、不懂也不做运动和没有进入运动场却懂得运动的这两群人，如何鼓吹、利用、指导或评论运动，这群人包括体育专家、女权运动家、学生、记者、画家、广告设计者、影评家、导演、编曲者。

　　作者透过当时的报刊、调查、广告、口述等材料，将近代中国学校、政府、媒体、社会如何看待及试图改造女性身体的历史做了梳理，并用95幅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广告、漫画等相关图像，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时人心中、眼中的女子体育与女性身体。

　　就性别关系、观众角色以及传媒力量等主题展开论述之后，作者补充、修正了此前女子体育（甚至总体的女性研究）偏重国族论述的倾向，多层面地描画出一幅时人心目中与现实中多姿多彩的女子运动图像，向我们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国家”这个概念不是处处主导着女性，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还有国家以外的考虑。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相关言论与活动的兴起，有些一时风尚的感觉。龚自珍释“风”为：“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游教授在此书中着墨最多的，正是“今人之世”的风尚，对于此风缘何而起，即如何从“古人之世”转变到“今人之世”，几未提及。对从1895年到1937年间，这种风尚如何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中传播，也未见详论。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四)：新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背后，常有着鲜为人知的剧烈变迁。今天我们已对户外运动的女性见惯不怪，奥运会上的女选手被视为英雄而赢得欢呼，但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传统社会的中国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性）事实上很少走出家门，她们偶尔或许踢毽子、荡秋千，但那既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减肥，更不是为了竞技，而通常只是为了消遣自娱。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过去的一百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变时代。

　　这一变迁发端可上溯到1895年。之所以以这一年作为近代女子体育的起始，原因很简单：正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国人才从极度的危机感中意识到救亡的急迫性，而中国之所以衰败，在当时人看来正是由于身体的衰弱（所谓“东亚病夫”），女性作为未来新国民之母，其身体强健与否当然就涉及到民族能否复兴的关键。1903年，署名金一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概括了这一逻辑：“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因此，女子体育与当时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尚武侠气精神、反缠足运动、改革和创造儿童教育等等，事实上都是近代中国人对于国家危机的一种反应。1908年徐一冰在苏州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其目的就是“秘密宣扬革命，志在颠覆满清，同时提倡国民体育，以图强身御侮，发扬民族精神”。清末民初的许多体育或体操学校，其立校宗旨都大抵相似，许多女子体校都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或“强种健族”，或如徐志摩所言，“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而学校也常常聘请军人充当体育老师。

　　这种浓厚的国家政治和半军事性色彩，弥漫于当时的女子体育之中，其论调常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即进步和解放是判断一切行为的价值标准。在今天看来，有时其观点令人莞尔，例如在民国初年有不少人宣称女性束胸会导致胎儿身体不健全、妊娠时穿高跟鞋将导致婴儿衰弱致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断，想来是因为人们相信束胸、穿高跟鞋与缠足一样，将导致病态、畸形和衰弱的身体，而一个解放的、强健的身体，才象征着人们对“新中国”寄托的希望。

　　在这一新的热潮之中，华东（尤其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1930年全国的女校和女学生数量，江浙沪都占了近三分之一。1920年代末期后，各种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大型体育竞赛，几乎都在华东举行，运动选手又多半来自这地区的学生，在1937年日军入侵之前，华东的女运动员也是表现最为优异的。这种氛围和热潮，本身又推动着女子体育成为校园中的时髦活动。在那个年代，运动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复兴国家民族，它已变成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

　　沈从文曾有一次陷入深深的自惭形秽情绪之中，原因之一是他翻看到妻子张兆和年轻时在上海中国中学时的一张照片：年轻的张兆和作为一个爱好篮球的运动健将形象出现在照片上。这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景象，对一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来说却是强烈的冲击，那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距离感。“健美的女性”原本就是一种西方传入的现代观念——追溯起来说，即便在西方，这也是新事物，直至18世纪末，在英国，“咸认理想女性是苍白、无精神、瘦弱的美女，而‘刚健、勇毅的气息是与美相矛盾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80-1800》）。

　　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本书的核心观点：近代的女子体育虽然肇始于民族救亡或“妇女解放”的泛政治化论述，但它之所以能在全社会逐渐普及开来，却常常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确，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现代女性体育是相当具有刺激性的新鲜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女运动员在当时几乎被奉为明星。刚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国女性，在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开放女客入座的成都茶馆里生意爆棚，有女生出现的运动场上男生们都奋勇表现，而这本身也给了女性争取社会空间的机会。

　　女性体育在当时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体育本身，更关键的是它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展示，让当时仍相当保守的社会价值观遭到冲击。“女性体育”的要点在于“女性”，而非“体育”，因为很显然的，当时男运动员得到的反响既不相同，也没那么强烈。母亲曾说，她1976年理了一个日本“游泳式”短发发型，在我们老家乡下保守的气氛中还曾引起围观。试想一个在沿海地带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之后回到故里的打工妹，其新潮、洋派的表现也会让乡亲们既受刺激又生羡慕，则数十百年前女运动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可想而知。对第一次观看女性体育运动的国人来说，那不折不扣是一次震撼性的视觉体验，犹如从未通电的村庄头一次在黑暗中看到神奇的电灯光芒一样。不仅那种“健美”（Healthy and Beauty）观本身是现代的，而且女运动员的穿着打扮、行为气度，处处都与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大异其趣。不如说，她的身体就是体现着现代性的“道成肉身”。

　　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人千奇百怪的反应：女篮队受邀到各省市的比赛，每到一处都引起骚动；人们争先恐后地观看体育比赛，但目的却常常不是为了看运动技术本身；虽然当时中国女运动员成绩不如日本，但却享有高得多的明星般的地位；也有的人批评女运动员裸腿裸臂，只是为了出风头；当时著名的女运动员李森曾因穿运动服而被视为“有伤风化”，游泳运动员更不必说了；虽然仍高唱“强国保种”或“健康美”的套语，但广告中更多是将运动中的女性当作一种时尚，连电影院也刻意将健美运动商业化、色情化。凡此等等，都展现了一个全新社会的逐渐成形。

　　那四十年的女性体育历程，倒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不断变化的运动：起先是为救亡和实现现代化而改造女性身体，而后新的女性身体又激起了事先并未预料的社会反应，最终，女性体育得以推广和效仿，已经不再是出于最初的救亡目的，而是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体验。中国社会对这种全新价值观的抵触如此之少而趋之若鹜者如此之多，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切，确实不是单纯的国族论述所能概括的。在广泛收集各种体育、校史、照片、广告等史料之后，本书的立论早已超越了这一简单的结论，把近代中国运动中的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的焦点来观察，也充分意识到新女性的形象是各种现代价值观的具体呈现，因而女性体育在当时广告中被视为时尚。然而全书过多注视“女性”、尤其是“体育”本身，最终的结论仍是在这其间徘徊，似未充分意识到女子体育本身只是诸多社会领域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和折射，其成功更多地不是由于体育本身，而在于它成了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和激起人们效仿的全新生活方式，因此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女运动员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五)：体育的隐喻

　　卡什莫尔讲得好：“运动既能丰富人性，也能泯灭人性，就看处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又受着谁的控制。”运动中的个体处于一个复杂的场域，依循布尔迪厄的思路，运动中的身体也受制于惯习，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所限制。运动中的身体何以如此，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不过先将我们的目光投到1895年到1937年的中国华北地区。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批新的女性身体，在“新”与“旧”的交锋中隆重登场。她们出现于操场赛场上，骑起了自行车，游起泳来，踢起足球，打起篮球。当然，既有平民化的一面，也会有竞技的影子。游鉴明在《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中同时记载了这么一批女运动员，她们“被众人视为女战士，她们在校园中的封号也非常阳刚，例如复旦大学有‘三将军’、东吴大学有‘四大金刚’、爱国女学有‘飞将军’，其中东吴的‘四大金刚’，还是男同学送给她们的雅号”。除了男性化的明星身体，当然还有彰显所谓女性化身体魅力的运动身体，甚者所受关注绝不输于今日的奥运冠军，比如游泳明星杨秀琼，“经常受邀表演游泳、演讲、剪彩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当她出席奥运会的时候，即连国外的媒体也紧盯不放，将她的写真照刊登在德国《慕尼黑画报》和法国《世界映镜》画报上……至于杨秀琼的感情世界，更让记者做文章。”运动化的女性身体甚至成为符号出现在新近涌现的大众媒体上，除了新闻报导，更出现在广告（除了体育用品广告，还有医疗保健广告、养颜护肤广告甚至摄影用品、香烟广告）、漫画、电影、歌曲中，最后进入社会舆论之中。进行史料梳理的同时，游鉴明试图解决四个问题：对身体的规训，运动中的观看与被观看，女运动员的形象，以及女性主体的问题。

　　在对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还是回到了民族国家话语以及性别话语的交锋之中。刘禾在《语际书写》之中以萧红的《生死场》为例，分析了民族国家话语与性别话语交锋下的女性身体。在她的分析当中，中国近代的“个人主义”、“国民性”思想译写是一种主动的政治性的书写。如果《生死场》中北方农村妇女来到了华东地区跑上了操场，如果我们讨论的译写其主题是体育，那么又会是何种情形？

　　民族主义的女子体育观伴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在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下，“女子”迫切需要成为“女子国民”。正如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但游鉴明引用沈松侨研究指出，为拯救颓唐的中国，“‘国民’论述的核心其实不是国民，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国民的权利是次要的，尽义务才符合时代需求。”意识形态对新女性主体的询唤呼之欲出。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强国保种的体育观，伴随着政权的更迭、教育体制的改革、美国自然体育理论的引入、运动会项目的转变，“体育救国”的思潮出现，游鉴明指出，女学生的体能训练也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变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过程中的女性体育的论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女子体育的话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但是国族论述仍然是无法摆脱的——游鉴明指出，当时的新闻媒体报导，与倡导“尚武”、“强种”的论述相互吻合。

　　克里斯?希林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中敏锐地观察到了国族主义与运动态身体之间的微妙联系。他观察到，个体从事运动时似乎不再是参与什么游戏，而是投入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在生理态身体之外，裹上了一层社会态身体的议程。在建构国族身份的层面，“虽说体育运动在建构国族身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显著地体现这一过程的那些例证却表明，它并不曾被用来促进个体整合到涂尔干所称的某个一般性的道德集合体中，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发展相契合。体育运动更常被用来服务于‘离心性的’国族主义，激发出宗派性的情感。”之前的奥运会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不过奥运中的全球化维度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吊诡的是，用来建构女性新主体所依赖的体育运动，恰好是西方化的。游鉴明指出，在历史的维度中，中国女性的体育从来不是断裂的。传统女性通过荡秋千、放纸鸢和踢毽子娱乐自己、锻炼身体。像蹴鞠、马球、步打球、相扑、拔河，都有女性的身影。只是传统女性运动更为个人化，并且大多为了消遣、娱乐或是健身，不像近代体育带有浓厚的竞赛动机。但是经过重新书写的西方运动，也有自身的源流。克里斯?希林指出，18、19世纪的西方运动调控相比起中世纪更进一步，而这正是福柯所称的“大禁闭”时期，身体困于学校、医院、监狱和运动。在韦伯的视野下，资本主义逐渐构建出理性化的牢笼，运动也受这一进程的影响。维利奥指出，“这个社会有着多重的要求，似乎已经使空间陷落在时间之中，居处其间的人们开始迷恋上速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民效能”运动和“种族健康”运动在19世纪颇出风头，主张女人保持健康身体以生产抚育。但女性也并不就范于性别化的运动结构，各种球类在19世纪结束前已有女性参加，19世纪末出身中产阶层的女孩已经在参加一些此前几十年还被视为不可想象的形式的锻炼。国族化以及商业化的体育实践也一同铭刻在运动态的女性身上。在人们重新书写西方式的体育时，其背后所附带的一系列社会情境、社会价值观也在被进行重新书写，两个过程相互交融。这种重写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当然在激进的视角看来，这种重写必然是政治化的，当然这样可能对抗争的主体与对象进行过于轻率的处理。但是游鉴明也指出中国体育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比如说，“尽管西方国家逐渐认同女性在运动场上的能力，多数人并不希望女运动员男性化……反观中国，记者打造的女运动员形象，虽然也和西方一样，强调健康美或女性特质，但并没有忽略具男子气的女运动员。”受中国自身文化和地方特性的影响，有关媒体报道、观众态度、广告内容、女运动员行为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

　　游鉴明同时也强调，女性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主体。在运动当中，女性为自己开阔了一个新的空间。游鉴明注意到，不少女学生热衷于运动，除了为自己安排，还鼓励同性或异性。在她们自我表述的文章中，绝大多数的人运动是不涉及国家民族的，而是出于兴趣或为了健康。黛布拉?L.吉姆林在《身体的塑造》中描述了类似的经验。吉姆林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健身班中发现，运动的女性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新的自我，并且与运动的其他女性形成一种同盟。在这一过程当中，女性能获得自我的满足。正如埃利亚斯和邓宁指出，体育运动能为人们提供迫切需要的机会，以体验践行这些能力所带来的情感满足。体育运动提供了一块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一空间寻求刺激。一方面，它使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变得更可容忍，促进人们从凡俗生活的例行常规中获得解放性的超越，另一方面，在运动中融入某个共同体巩固身份，促进认同。然而在这一自我形塑的过程中，男性凝视难以避免，游鉴明引用报刊资料指出，当时有不少男性纯粹是为了看女性白花花的大腿而去观看体育运动。但是这个过程中，女性同样是巧妙的周旋者。

　　运动态的女性可以与国族主义/父权进行讨价还价，当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国族主义/父权的伤害。体育课也可能变得非常讨厌。1937年出版的《新女性的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今天我恐怕要考体操，难过了半天，弄得上什么课都是形式，只希望天下雨，而天公真不作美，体操课一退就下起雨来了。本星期五要考跳远了，下星期还要考掷篮球、排球、赛跑，叫我怎么办呢？女体操教员真讨厌！”我们从大公报上的《忠告用功的学生》一文可以看出，男学生也一样讨厌体育课，“听见上体育课要皱眉头，有体育课的日子，便希望刮大风或下雨”。周作人甚至也以“式芬”这一笔名表达过自己和女儿对体操的深恶痛绝。游鉴明同时指出了在强迫运动和寡头运动中，女性身体经常沦为工具，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体育运动如何成为意识形态和性别霸权的工具，对女性身体造成双重伤害，在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长篇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会有更为详尽的展现。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考察所讨论的体育运动是自发的还是自为的，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它在何种程度上被卷入了国家/资本规训性工程以及性别霸权的建构当中呢？

　　诚如我们所见，体育运动是个复杂的场域。而在近代华东地区，国族话语以及性别话语的交锋，媒介的介入，使运动中的女性呈现更多面化的形象。只可惜游鉴明梳理了历史，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但在问题的分析上还稍有欠缺。最后，让我们祝本文作者下学期1000米顺利跑进3分40秒。呸，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