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是一本由(哥伦比亚)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告密者》读后感(一)：告密者的故事

　　谁告密，二战中的悬疑。请尊重创作者的劳动，勿提供下载信息、或转载他人的文章。为了鼓励有益的分享, 少于50字的评论将在前页论坛里发表。如果评论涉及电影和小说的结局和关键情节，请勾选“有关键情节透露”。豆瓣将显示提示，以免没有看过的人扫兴。

　　《告密者》读后感(二)：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翻译小说！

　　看见大家满屏幕得在刷黑衣人3的翻译做得有多烂……就很想推荐大家来看这本《告密者》。我发誓她是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译文小说。原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句：

　　“她似乎扎根于某种自在的孤独之中；她听凭日子从上空经过，随时准备抬起头来，以恭顺或者习惯，去看着它的经过”

　　“在我看来，她的身体正在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节奏存在着；在这副身体里看不到时间，也看不到肌肤的疲累，痛苦不会像锄头一样在脖颈上留下犁痕。”

　　虽然是小语种，但文字魅力真心强大啊！这才叫信达雅的功底，必须建立在强悍的母语水平之上啊……当然还建立在编辑的认真负责之上。ORZ 感谢编辑，感谢译者。

　　我回头看到好看的段子再贴上来。真心好看！

　　《告密者》读后感(三)：生动揭露纳粹战争中不为人知的一景

　　小说《告密者》是一部野心勃勃的文学作品，它围绕着一个被掩埋的秘密，折射出四十年代拉丁美洲一段鲜为人知的黑暗历史，探讨在正义之名掩护下的背叛与伤害、复仇与宽恕。

　　小说主人公，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时，从未想过最具毁灭性的那篇劣评竟会出自自己父亲的手笔。书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桑托罗意料之外的。当他深入父亲一生的核心，当他揭开今日的秘密，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暴露：大洋彼岸的那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那个“家庭倾覆，生计潦倒，命运流离”的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作者巴斯克斯的回忆，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也就是那个德国女人的故事，来自他本人的亲身经历。1999年末，巴斯克斯在回国度假时遇到了一个1938年时逃难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犹太裔女人。这个来自德国的犹太裔女人从家乡逃难到哥伦比亚时才13岁。她的父亲在距离首都波哥大几小时车程的杜伊塔马市开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因为在政界人士之间口碑较好，他们一家的生活尚算富足。战争爆发后，哥伦比亚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哥伦比亚当局也开始迫害敌对市民——纳粹间谍、纳粹同情者、纳粹思想宣传者——但同时还有那些并不被定性为敌对市民，却仍然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于是便出现了“黑名单”和“告密者”，不久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出现在黑名单上，不信任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哥伦比亚的德国社区—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前的几年。随后，整个局势完全失控。

　　“那个女人在短短三天里，几乎将她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我。我把她的故事记录在酒店的记事本上。”

　　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告密者》一书。“在写作《告密者》这个故事，我想要找到哥伦比亚经历二战的形式：关于纳粹、关于黑名单以及那些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那本酒店记事本上记录着一个女人的一生，我的工作就是让它代表其他生命来诠释历史某个特定时刻的表象。”巴斯克斯说。他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给予历史另一个版本，去发现那些被压制的真相，去书写那些政府希望人们忘却的历史。

　　小说作者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1973年出生于波哥大，1996至1998年间旅居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拉丁美洲文学。1999年末，结束了在比利时阿登地区一座小镇上一年的生活后，作家前往巴塞罗那定居，并开始为数种西班牙及拉美出版物担任翻译和撰稿人。后定居巴塞罗纳。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曾翻译E.M.福斯特、维克多?雨果等的著作。200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密者》出版，五年后该书英语版问世，震动国际文坛，欧美报刊盛赞该书“处处出人意料”、作者巴斯克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拉美青年作家之一”，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科尔姆?托宾、约翰?班维尔等著名作家纷纷撰文推荐。如今这部小说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巴斯克斯之后出版的两部小说《科斯塔瓦那秘史》与《坠物之声》同样以黑暗的历史角落为题材，前者以虚构的康拉德之友为主人公，试图讲述一个不同版本的哥伦比亚近代内战史，后者则以追捕一头逃出动物园的河马为楔子，讲述了一段哥伦比亚的毒品史。2011年，巴斯克斯凭此书获西班牙丰泉小说奖，并被誉为拉美新生代作家中最闪亮的一位。正如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所说：“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巴斯克斯为哥伦比亚小说带来了新的惊喜。”

　　《告密者》读后感(四)：尘归尘，土归土，喧嚣的归虚空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在印度神话里，天地间原先是没有黑夜的，阎摩和阎密是两兄妹，并互为情人。阎摩是第一个死亡的人类。其妹阎密因为无法忘记失去他的痛苦，终日郁郁寡欢，众神为了让她开心起来，把时间分为日夜，黑夜来临，阎密沉沉入睡，当日夜交替重回白天之时，阎密就忘记了失去情人的痛苦。

　　人类总是有强大的创伤修复机制，对于一些过大的痛苦人们往往是不愿意宣泄于外的，相反人们会试图去忘却，或者假装自己已经忘却，将创伤的记忆深深埋在心底。甚至因此生出一套自我防卫机制，保护那种创痛不愿别人触及，因为他会觉得这是别人的冒犯，更有甚者，还会去美化这种创伤记忆，例如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美化知青派”，将十年上山下乡的全民伤痛美化为“青春无悔”，呵呵吼，既然无悔，请你再回北大荒去，谢谢。

　　文中的主人公加夫列尔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在无意间冒犯了自己的父亲，老加夫列尔·桑托罗。老加夫列尔是一名技巧娴熟的演讲家，他崇拜德摩斯蒂尼，他的演讲擅用排比句式气势雄浑，这次，他把自己的怒火全部喷向了自己的儿子，仅仅是因为加夫列尔写了一本关于二战时期德国人在哥伦比亚的书。老加夫列尔明显把这种行为当做了一种挑衅和背叛。

　　他愤怒地说：“如果其他人觉得讲出来有用或者是有必要，那么他们想讲我也阻止不了。但我说这话的对象可不是那些寄生虫，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我们已经选择了沉默，还要利用他人经历的那些无耻小人。我指的可不是那些二流写手，他们当中好些人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如今却没完没了地大谈战争，大谈在战争中受难的人。他们不晓得那些不愿诉说的人所付出的勇气，他们不学我。他们不晓得，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不为自己蒙受的苦难讨还公道，他们不学我。尤其是，他们不晓得，从他人身上获益是全人类最下等的行为。不，不，他们不学我，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他们只会自以为是。”

　　事实上，看到此处，我和当时的加夫列尔一样的震惊且羞愧，当然，不是为自己羞愧。而是为这种想法羞愧，对于全人类所共同经历的苦难，埋葬和忘却其实是对受害者的不公，这种“我知道，但是我不说，我也不想你说，我们一起忘了吧”的想法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对于善忘的人类社会，过度的既往不咎只会使得错误无法被清算，甚至可能卷土重来。

　　如果伤痛仅仅针对个人，我们会一起唾弃紧追不放的狗仔队行为，但是，为什么对于全社会的疯狂和全人类的暴行，你选择了遗忘，甚至要求别人也要遗忘呢？这不过是再次助长邪恶势力的气焰和力量罢了。他们会得意洋洋的宣称说：“看，弱者就是那么善忘，他们崇拜天生的强者，他们只配被奴役，因为他们会美化恶行，甚至愿意出卖一切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去伤害别人。”所以，告密者往往是被伤害的人，但是他们又用出卖别人的形式让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循环不息。

　　尘归尘，土归土，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清算，必须铭记，才能真正让喧嚣重归虚空，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

　　《告密者》读后感(五)：《告密者》：拉美文学的新视野

　　文/严杰夫

　　历史一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经典作品中，如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索尔尼仁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极好的例子，前几年风靡一时的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也属于其中之一。而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处女作《告密者》，同样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现实主义作品。

　　《告密者》主要讲述了一位新闻记者在重温父亲的人生时，无意间发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二战影响下的哥伦比亚所经历过的一段黑暗历史。在那段历史中，从欧洲来的新移民之间发生了扣人心弦的背叛与复仇的故事，这位记者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揭开了二战在拉美遗留下的一个暗角。

　　作为一位“70后”的拉美作家，巴斯克斯在《告密者》中对拉美的写作传统给予了极好的继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拉美的文学传统。

　　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是拉美作家最杰出的传统之一。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到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笔下的秘鲁，“文学爆炸”的“主将”们无一不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祖国那些波澜壮阔、风云诡谲的历史。在《告密者》中，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传统。巴斯克斯在这部作品中选取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哥伦比亚，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二战时期，拉美国家的真实境况。二战爆发以后，特别是随着美国的参战，作为“后院”的拉美国家也纷纷向轴心国宣战，同时这些国家也对国内的轴心国移民进行了高压清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正是《告密者》中那个隐秘故事的写作背景。

　　同样的，巴斯克斯还很好地继承了拉美作家在叙事结构上的魅力。拉美文学一向对叙事结构十分重视，正如略萨所说，给一部作品赋予一个精彩的叙事结构，正是用“想象力编织的五颜六色和厚重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巴斯克斯尽管在《告密者》中并未向略萨那样展现出繁复精密的叙事结构，但却也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告密者》中的叙事是由“我的现实”和“父亲的历史”穿插而成，正是在这现实和历史的交织中，情节得以层层推进。这种结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出一种穿越的恍惚感，从而更容易就对在层层剥开历史面纱的主人公感同深受起来。

　　当然，作为新一代的拉美作家。巴斯克斯在处女作中还显现出一种想要超越传统的野心。在传统的拉美作家那里，对于历史的审视是内在的。无论是略萨也好，还是马尔克斯也好，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内社会变迁中社会个体的命运。而在《告密者》里，巴斯克斯将叙事视角锁定在了海外移民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身上，也就是说作者的视野已经不止于关注国家内部，而是将整个国家的历史放到了全球语境中去考量。

　　事实上，从拉美作为“地理新发现”开始，拉美的历史就无法同欧洲大陆脱开关系。到了二战以后，战争的阴影和反犹声浪的高企，令欧洲大陆的犹太人蜂拥向新大陆。拉美也成为这些移民们主要的目的地之一。随着这些移民们的到来，拉美各国的社会在隐约之中慢慢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更加紧密地将拉美纳入到了全球的局势当中。正是《告密者》呈现出的这种新的历史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二战文学一种新的言说角度。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正是巴斯克斯相较于拉美文学的前辈大师们所做出的一点创新。所以，略萨将巴斯克斯评价为“现代拉美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声音之一”，实在是恰当不过。

　　有意思的是，巴斯克斯除去小说作家的身份以外，还是哥伦比亚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他在2007年开始为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撰写政论，或许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角度。这样来看，“拉美现实主义”的衣钵可谓已后继有人，并且极有希望在巴斯克斯的手中得以发扬光大。略萨们看到这一幕或许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告密者》读后感(六)：历史的盲点：四十年代，拉丁美洲，德国纳粹

　　二战与纳粹这段世界史，是当代文学书写不尽的题材。在通常阅读到的作品里，从东欧集中营惨无人道的暴行、到法国投降政府与纳粹的媾和，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备受争议的纳粹同情者，这类故事多发生在欧洲，而哥伦比亚作家Juan Gabriel Vasquez 的小说 《告密者》（The Informers），则把人们带到拉丁美洲，揭开二战期间、发生在那里的一段隐秘不为人知的历史。

　　上世纪40年代，拉美国家追随美国的脚步，转而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并迫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各自国内搜捕和关押有嫌疑的纳粹分子。可黑名单上，有多少是真正支持纳粹主张的同盟者，有多少是无辜的受害者，无法区分计算。正义之名的掩护，无情的背叛，良心的不安愧疚，复仇与宽恕，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一再出现的主题。

　　今年36岁的Juan Gabriel Vasquez 是拉美文坛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被选为40岁以下最重要的拉美作家之一。他曾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拉美文学，目前和家人定居在巴塞罗纳。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传记，他也是哥伦比亚《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的专栏作者。《告密者》是他五年前的作品，英译本直到最近才问世（也是他第一本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出版后，获得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致的好评。

　　小说一开场就紧扣人心，波哥大1991年4月7日，大雨倾盆的早晨，主人公Gabriel Santoro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第一次邀我去他位于Chapinero的公寓。”一段紧张、不寻常的父子关系，旋即浮出水面，领读者走进Juan Gabriel Vasquez笔下悬念跌宕的谜样丛林。

　　Gabriel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和知名的演说家。几年前，Gabriel采访父亲多年的好友Sara Guterman──她是犹太人，30年代与家人从德国逃亡移民到哥伦比亚──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名为《流亡的一生》。令他不解和震惊的是，父亲对这本书大怒不已，甚至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书评，狠狠抨击。父子关系自此陷入僵局，但父亲莫名的愤怒，在Gabriel心中留下一个疑团。

　　父子关系的裂痕始终没有修复，直到即将接受心脏手术，在生死边缘的恐惧中，父亲主动给儿子打了一通电话。手术虽然成功，但几个月后，他却在一场出人意料的车祸中丧生。按计划，他本该与情人在某个旅馆共度新年，可车祸发生当时，他却是独自驾车行驶在一条山路上。他一个人要去哪里，再度变成一个谜。父亲的去世，更强烈激发了Gabriel找出真相的决心。他追问Sara，请她回忆年少时与他父亲相识相处的时光；找到父亲的情人Angelina，向她询问父亲生前对她所做的坦白。一个隐瞒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像洋葱般，被一层层剥开。

　　Gabriel拼凑重建起父亲的过去，并将其写成另一本书，叫作《告密者》（The Informers，与小说同名，含有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意味）。这本书将Gabriel引向父亲少年时另一位朋友，使Gabriel确认了父亲临终前的去向。可面对揭开的事实，他得到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更多疑问和困惑。小说结尾留下耐人寻味的余音。

　　《告密者》不单单是一个关于背叛与赎罪的故事，也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流亡到哥伦比亚的德国人，如何在新环境里适应求生的遭遇和经历。和许多哥伦比亚新生代作家一样，Juan Gabriel Vasquez努力摆脱马尔克斯与魔幻现实主义留下的巨大影响，在鲜明的写实风格之外，多层次的回忆和转述交叠缠绕，使叙述本身亦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显示出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勃勃雄心。书名复数形式的“告密者们” ，别具深意。有时，诉说即是一种背叛，那么写作呢？

　　不少英文媒体的书评都提到该书的英语译者Anne McLean，认为她出色的译文保留了原著语言的诗意、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使《告密者》成为今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的最后入围作品之一。不过《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何等了那么久，英语读者才读到Juan Gabriel Vasquez的作品，这“既是一个谜，也让人觉得失望。”非英语作品的推广译介，始终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就拉美文学而言，近年来掀起了一股阅读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的热潮，但期待这股热潮不是只停留在《荒野侦探》和《2666》，而能带动我们认识更多优秀的当代拉美作家和作品。

　　（刊于《书城》2009年11月号）

　　《告密者》读后感(七)：无可解脱的背叛与裂变

　　寻求自背叛中解脱，不仅是背叛者与被背叛者的心结，而且是其背后的亲友故知乃至更大范畴的社会的隐痛。这种心结与隐痛如此沉郁，以至解脱终究成为一种奢望，“要说时间可以治愈一起，这纯粹是谎言”。哥伦比亚小说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告密者》，即探入了历史宏大叙事的个体隐蔽角落，却又管中窥豹，以小的切片直面本国历史中一段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枝节，向我们展示个体与集体的背信弃义中缠绕不清的悖论与救赎的残缺。

　　《告密者》的叙述者为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这个追求社会正义的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讲述一位二战前夕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女人的一生，意欲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雏凤新声当即遭到媒体一篇评论的棒杀，让桑托罗郁闷之极，更让他未料到的是，这篇恶评的作者竟是他的父亲，这令桑托罗难以接受，父子的关系降至冰点。桑托罗想一探究竟，于是事件的源头焦点被拉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哥伦比亚……

　　二战时期的哥伦比亚加入盟国阵营，而战争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德国人被列入甄别对象范围，如果有亲纳粹倾向即会进入黑名单，财产没收，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可能措施的初衷总是好的，而实行起来却悲剧性地扩大化了，且催生了一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动机不同，但造成的后果却很相似，那就是家破人散（或亡），无可补救。桑托罗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中的一员，他告发了朋友德莱赛的老父亲，致使这个家庭破碎，母亲离家而去，父亲绝望自杀，德莱赛销声匿迹。

　　老桑托罗不顾亲情对儿子的处女作大加攻击，源于他认为遭到了背叛，尽管小桑托罗毫不知情。那一段不堪的历史早已尘封，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而在他看来沉默是一种美德，自己有难言之隐，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做罪责从而背负不公正指控的受害者”，所以儿子新书的出版，深深刺痛了他。虽然老桑托罗有如此表露于外的态度，但其内心的慌乱与矛盾却使他想寻求精神的解脱，他找到隐居起来的德莱赛，想达成和解，但对方拒绝。老桑托罗在返回的路上，遭遇车祸，意外身亡，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恩怨画上了无结果的休止符。

　　我们很难索解老桑托罗当初为什么要去告密，而小桑托罗在调查中也未能揭示真相，那我们只能从其人的言行与历史的脉络中去梳理与求证。老桑托罗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曾有言，“黑名单制度将权力交给了弱者，而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番话为罪责回护，本不足道，但却透露出强权体制下普通民众的吊诡心态。在一个基于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告密行径为人所不耻，告密者会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行为遭人唾弃。而在独裁政体下，统治者的狡黠之处在于，其将告密纳入一种社会常规的制度中，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造成强大的集体意识，将告密摆上了台面，昔时的卑劣一变而为服务于国家，此时，以往的心理罪责感诡异地转嫁给不愿告密者，因为“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是“平庸的恶”的基础，众人以人人皆如此为由闪避自己的罪责，所以在他们心中，战后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未尝不是这样的心理，不过他遇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儿子，非要写书揭开尘封的历史，不仅激怒了他，其实也激起了其潜藏心底多年的罪责感，一发不可收拾。人性是难以捉摸的，卑劣与良知交缠，前者或许很强势，但后者有着后发制人的执着。

　　老桑托罗去寻找昔日的朋友、受害者德莱赛，是想获得某种解脱，卸去心里多年的重压，不过德莱赛并未给他这个机会，“你有什么问题，睡不好觉吗？去买安眠药啊。半夜被鬼魂惊醒？那就念一遍主祷文好了。不，加夫列尔，不是这么容易的。”德莱赛不是一个复仇者，但也不是宽恕者，这是在告密行径导致家毁人亡的当事人一种选择，旁观者无权力质疑。受害者的不宽恕是“执”，是对自己与亲人的告慰，以及意欲解脱，但解脱谈何容易？宽恕难，不宽恕亦难，重塑一个自我遥不可及，因为逝去的已不可再来，心中的大石难以再移去了。

　　还是那句话，“要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这纯粹是谎言”。不仅当事人如此，其亲友亦无可选择地牵涉其中，不知真相的小桑托罗抽丝剥茧地去寻觅痛史的源头，知情人萨拉隐忍了数十年，德莱赛一家深深地埋藏着痛楚，没有人是轻松的，也无人看得到解脱的出口。而这仅仅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切片，当年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波及，隐秘的背叛裂变开来，化为无数的碎片，刺入有罪的和无辜的血肉之躯，虽然时间也起到了淡化作用，但无法消融的尖刺连接着脆弱的神经，稍有触及，即痛感遍布，乃至溃烂不可收拾。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大悲剧，将之遮蔽起来不为人知是对待历史的一种立场，或许真的以为掩埋久了就可当事情从来未发生过，自欺与欺人互为表里。而作家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显然采取另一方式，他不留情面地揭开这个疮疤，“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灰色地带”，更是探究因何“导致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不为从黑暗回归黑暗，只是期冀一切令人悲伤的事情永不要魅影重来。

　　《告密者》读后感(八)：从《告密者》到《红旗袍》，我想说

　　我是个极不喜欢讨论政治的人，但今天却有一种“说出来”的冲动，一切皆因刚读完的一本小说《告密者》，这是很多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哥伦比亚作者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写于2004年的关于二战的作品，也是当今不占多数的小语种之杰出之作。

　　对于这本书，我眼中的“杰出”不是指其故事情节，恰恰相反，它是我认为的那种以平静开篇，渐次展示出一个疑惑，继而游走在解迷的过程中，最后发现一个比秘密更让人不安的话题，一个更持久的讨论和思索。

　　这个故事的由来和一个德国女人的真实经历有关。《告密者》将她带进了二战时的哥伦比亚，她是小说主人公的长辈、朋友、亲人。当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以她的一生为主题出版了第一本书时，却看到了最具毁灭性的一篇劣评的发表，作者是自己的父亲！桑托罗在书中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在二战前夕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女人的一生，可这本书却冒犯了桑托罗的父亲，甚至是对他的背叛。

　　书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桑托罗意料之外的？他立即着手发掘。当他逐渐深入事件的核心、当他一步步揭开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时，却让另一些东西暴露了出来：大洋彼岸的那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而处于这个秘密之中的父亲，尽然背负着可怕的罪名。

　　二战开始后，哥伦比亚与德国断交，但移民、流亡到此地的德国人却被殃及，有些无辜受到了迫害。当局对其怀疑的态度由“一般的公共危害”发展到了“可能是纳粹间谍、纳粹同情者、纳粹思想宣传者”的地步，处处充满不信任的气氛，哥伦比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黑名单”时期开始了。可那是自己的父亲啊！他到底与“黑名单”有什么关系？又有多少人自愿又不自愿地变成了“告密者”？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试图再现那个特定时间点的哥伦比亚，试图在真实但又是虚构的小说中，解构“黑名单”事件的前因后果。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发生，导致了无数个像桑托罗家庭那样的悲剧，它让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的人至今还在为此赎罪，而那些登上黑名单的人，连带整个家族，似乎一生都没有逃离这场噩梦。

　　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说，他十分喜爱该书对“导致我们犯错的人类行为和意识的灰暗地带的探讨，并创造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来谴责我们永不满足的世界”。

　　《告密者》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内心是否或多或少都有着恶的天性，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破坏力。这似乎也是巴斯克斯小说想要表述的观点。在我看来，个体欲望的放纵，以及利益的驱使，最终产生了政治的争斗。二战是《告密者》事件的罪恶源头，它催生了反纳粹的“黑名单”，也为纳粹提供了反犹太人的“黑名单”。可怜了被此波及的普通人，不是随波逐流就是以卵击石。

　　这番情景让我突然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本书《红旗袍》。它是旅美华人裘小龙的新作。裘小龙虽然写的是侦探小说，但整个故事的由来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

　　《红旗袍》里陆续出现的四具裸体身着精致旗袍的女尸把整个上海吓得不轻，可遍查踪迹也理不出头绪。侦破的线索因为一个意外，终于为多次的失败找寻锁定了一个明确的犯罪目标—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少年，最终变成了心理变态杀人犯。

　　虽然《红旗袍》是虚构的小说，却来源于一张真实的照片，也来源于裘小龙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故事的结束让我读出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故事发生的那段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时光，一代人为此付出了血泪生命。至今，这个政治事件仍然对中国产生着微妙的影响。裘小龙试图让小说在“对与错”这片灰色的地带里找到一个支撑点，希望作为一个公正的人，能在这个支撑点上无论有怎样的挣扎，哪怕有时难以把持，都最终找到精神的平衡。

　　这样的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文革、内战还是二战，它们都与世界产生了联系。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人类的阴差阳错也无法与政治和时代分离。两位作者都借用了一个故事的壳，来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昨天和今天，落后与发展。都利用了个体的悲剧，试图唤醒当今的社会：不能遗忘历史的重要性，警示后人不要将其历史再现！

　　“我们通常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过去已然过去，会保持不变。但并非如此，如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所言，过去并未死灭，甚至还没有过去。过去在不断改变，我们对于过去有不同的版本。历史是某人从一种偏见的角度来讲的故事，只是某一种可能性。谁有权力来书写历史？政府很擅长讲故事，宗教很擅长讲故事，广告很擅长讲故事．．．．．．小说的任务是给予历史另一个版本，去发现那些被压制的真相．．．．．．我觉得每个国家都需要去处理“失忆”，或者说“主动失忆”的问题。”

　　这段对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采访，可以看作是为何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评价巴斯克斯是“现代拉美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声音之一”的原因。我想，持有类似的观点，并在现代侦探故事里加入中国历史的元素也是裘小龙以一个东方人的视角、英文的形式征服欧美读者的原因吧。

　　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小说，两个出生迥异的作者，我读过他们这两本书后却生出了相同的感慨。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记得或者不愿思考历史问题的今天，去读书吧，去寻找我们本该了解的事相！

　　《告密者》读后感(九)：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专访：现代拉美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声音

　　(供豆友们参考）

　　文/采访：btr

　　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zquez) 1973年出生于波哥大，他的长篇小说《科斯塔瓦那秘史》（Historia secreta de Costaguana）入围了去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小说中虚构的康拉德访问哥伦比亚，藉以引出一段充满了战争、冲突与革命的历史。

　　这位曾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称为“现代拉美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声音之一”的哥伦比亚人曾于1996至1998年间旅居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拉丁美洲文学，后定居巴塞罗纳。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曾翻译E.M.福斯特、维克多·雨果等的著作。三年前，他曾以长篇处女作《告密者》(Los Informantes)入围，同样由Anne McLean翻译。故事的主人公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在出版他的处女作《流亡的一生》后，意外遭到自己父亲的劣评，从而激发他去发掘藏匿其中的秘密。私人秘史的背后是一段已然湮灭的国族历史：大洋彼岸的战争如何入侵了海这一边的人们的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Q：首先恭喜您的新书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请问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奖项及翻译文学在欧洲的处境的？

　　A：在欧洲大陆，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翻译文学的数量占30％之多，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仅有3％。所以组织和运作一个翻译文学奖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独立报》一向致力于向读者传达翻译小说的价值，向英国读者展示外面的世界。

　　Q：您自己也是一位翻译家。您认为翻译与写作的困难之处有何不同？

　　A：我曾经和西班牙小说家 Javier Marías——他同样也是位翻译家——谈起这个话题，他说翻译与小说创作一样需要创造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当你翻译时，你有一种确定性，原文本的确定性；而写小说时，你坐在一张白纸面前，你完全不知道什么会出现在那上面。翻译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可以毁掉一部作品，也可以拯救它。

　　Q：您住在西班牙，写的却是哥伦比亚的历史。您如何看待这种距离感？

　　A：如果我留在哥伦比亚，可能就无法写出这本书。我相信是距离和时间使我有可能来书写我的国家。所以这种外籍的状态或“离散”的状态——无论你怎么称呼——对我而言很重要。

　　Q：那么语言上的距离呢？

　　A：拉丁美洲人讲的西班牙语与西班牙人讲的西班牙语并不完全一样。在西班牙的拉美作家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他们愿意被“西班牙式的西班牙语”所“污染”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保持以纯粹的拉美人的方式来讲话，保留他们的“拉美口音”，还是选择混合西班牙式的词汇。这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语言是你写作的材料，你需要决定以这种还是那种还是混合的语言来写作，我对此是有意识的。

　　Q：您的小说都是历史题材，您是如何看待小说、历史和真相之间的关系的？

　　A：我相信好的小说家需要去发现，需要在写作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作家去发现。我觉得虚构小说应该从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开始，而在结束的时候知道得更多。比如在我的小说《告密者》中，我发现了一段与二战有关的罪恶的过去。写作历史是我的一种执念，我们通常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过去已然过去，会保持不变。但并非如此，如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所言，过去并未死灭，甚至还没有过去。过去在不断改变，我们对于过去有不同的版本。历史是某人从一种偏见的角度来讲的故事，只是某一种可能性。谁有权力来书写历史？政府很擅长讲故事，宗教很擅长讲故事，广告很擅长讲故事。他们都试图说服大家，他们的版本才是正确的版本。小说的任务是给予历史另一个版本，去发现那些被压制的真相，如澳洲小说家Peter Carey和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他们都书写那些政府希望人们忘却的历史。Gore Vidal曾戏称USA代表的是“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失忆合众国）。我觉得每个国家都需要去处理“失忆”，或者说“主动失忆”的问题。

　　Q：你相信你的人物所相信的东西吗？

　　A: 我觉得小说家如果能够在小说里包涵不同的视角、能够写出有效的、有说服力的、但又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成功了。是的，我给予我的人物想法和信念，这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小说就是这样变得鲜活，而不只是一系列被木偶师操控的傀儡。我和我的人物有很多观点不同，我和父亲以及我和读者想法也很不同，比如说他认为没有办法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地方生活，而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所以我认为:小说能够表达的观点和视角越多，小说就越好。

　　Q：在南美大陆，如今小说家是否不再参与政治？

　　A：圣地亚哥谈论的是拉丁美洲作家倾向于从政治辩论的角度参与政治，而并非真正成为政治家候选人——这仅仅发生过一次，巴尔加斯·略萨是唯一一位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作家，除此之外，那时人人都在写专栏，对正在发生的事表达看法，或者支持古巴革命。我同意，我们这代人并不相信对于拉丁美洲社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在六十年代，人们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追求之，又转而不抱幻想；而我们这代人的承诺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如今的生活是一种“后柏林墙生活”，因此我们这代人更具有怀疑精神，更倾向于文学而不是政治。而我有政治专栏，写有关政治的文章，也关心在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也关心西班牙的政治；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属于上一代人，我有这些兴趣，巴尔加斯·略萨对我有很大影响——他通过新闻和专栏写作参与政治的方式。如今变了，我们不再是政治信仰的孩子，这是个普遍规则。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书写、或者成为法语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职责。我从上一代拉美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那儿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管你是否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写小说无关传达政治讯息，或改变世界。写小说是要允许不同的视角、迥异的想法在同一个空间内成为可能。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但在他的小说里你看不到有什么支持政治选举的旗帜；政治在他文章里，在他的采访中，而作为小说家他与这些是分开的。那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一课。我身为小说家的世界与记者的、公民的世界非常不同，当你写小说时，你要抛弃所有的确定性；而当你为选举投票或写政治专栏时，你不得不拥有确定性。

　　Q：您有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你在小说里尽可能保持中立，对你而言这困难吗？

　　A：是的，这很困难。对于与你观点相左的人，你很难写出好的对白，给出有力的论据，就像小说里的德国父亲，但小说就是做这个的。这就是小说与它们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有时会非常不同。几年前有本法国小说叫《复仇女神》（ Les Bienveillantes），作者是一位移民到法国的美国人，他差不多50岁，他从纳粹刽子手的角度写小说，那小说是我看过的最惊悚、恐怖的小说，因为叙事者经由他作为一个人类的缺陷、缺点和恶来讲述他的罪行。你怎么才能做到这点？那就是小说家的工作。他们写那些和我们非常不同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都有恶、有破坏性的情绪，而这些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小说家由此出发来写小说。

　　Q：您的政治专栏是每周的吗？

　　A：我的专栏是一半政治一半非政治。当我从政治视角写作时，我把自己视为一个社会民主派，也就是说我比北美自由派要左一些，我是一个欧洲风格的民主派，西班牙式的、法国式的或者是瑞典式的。

　　Q：你对于同样书写拉丁美洲的智利作家罗贝托·博拉尼奥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觉得拉丁美洲是一个“二流大陆”？

　　A：博拉尼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利用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某种有意识的反叛，反抗世界，反抗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觉得他们于他无用，而且因为那种态度使他能够写那些他想写的书。至于大洲定位的问题，我所有的小说都基于一种想法：即哥伦比亚历史的一些特定段落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影响，与世界有关；而我试图通过这些小说来寻找哥伦比亚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以及我那个小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宏大的西方历史中的定位。如这本小说里二战时移居哥伦比亚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以及下一本小说里来访哥伦比亚的约瑟夫·康拉德，由他来写哥伦比亚，看哥伦比亚历史是如何通过他人之眼被创造出来。这也是我的一种执念：认为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有宽广的影响，而不是一座孤岛。

　　本文刊于2012年2月出版的《文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