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DK的出版岁月》是一本由克里斯托弗·戴维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一)：出版社发展史

　　我孤陋寡闻到只知道外国的贝塔斯曼了，所以DK和它诞生的书籍们我都不太了解，所以，完全不是以发烧友对偶像崇拜的视角来看的。

　　味同嚼蜡的感觉

　　除了戴维斯被哈士奇威胁，或者把家里的拉布拉多养成胖子时能让我捧腹一笑外，其他的实在没有兴趣。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二)：我将会在此有怎样的岁月

　　在去往伦敦的飞机上读罢《我在DK的出版岁月》，我摇摇头：没想到我与这家出版社的渊源就此产生。那是2012年6月至7月的样子，我独自孤守在伦敦希望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依然不知道什么会是我满意的工作）。那时的我可以用潦倒来形容，至少在精神上，因为耗在一个只能解决我房租的穆斯林基金会大半年，一边患有严重拖延症迟迟不知道如何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一边不想再管家里要钱忧心忡忡。所以当我看到企鹅集团有招收北京的版权助理职位时我还是眼前一亮，想想能够时不时会回来伦敦，又响应了母亲大人的百般召唤，何乐而不为。直到我被通知面试，然后二面，我对着PPT材料暗暗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拿到它。于是一晃一年的光景，就这样快乐且忧伤的过去了。

　　这至少是一家让我倍感亲切的公司。团队里每个人几乎可以称得上对我十分友善，从不轻易苟以言笑的大老板，到可以吐露心思的小同事，让我不舒服的那点偶然状况，完全被大部分快乐时光掩盖而去。

　　整体来说我似乎不喜欢作者这副自卖自夸的腔调。DK一路走来的辉煌在他笔下除了传奇就是牛气，这样的自我迷恋感让我觉得不够中立，于是怀疑。不能说到了信口雌黄的程度，但我仍对过于极会讲故事的人的可信度保留意见。书中写了很多作者与创始人之一Peter Kindersley的事，对于另一位创立人Christopher Dorling的描写永远是"坐在角落抽着烟斗"。我能够感受到他对公司的热爱，也能想象他被排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时的难过，但究竟为什么，他却连猜都懒得猜。如果不是最终证明星球大战是个万分错误的决定，也许这本书的基调就彻底的变为一个文艺青年的自怨自艾了。

　　但至少有两点是我需要感谢这本书的。一是通过它我对自己公司的历史更为了解。那些熟悉的书名和街角巷口，让脑海中构想出当时他们奋斗的场景和欢喜伤悲。二是我了解了更多渊源，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选择。我看到自己所走的路符合自己的性情和远景，我又回到了一个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每天对着自己那张可怜的办公桌自叹前途渺茫。Christopher（作者）说，出版这个行当没有一个不是在骑驴找马的，我也确实从对其他人的旁观中得到确认。那些跳槽走掉的或是跳来升职的，除了编辑，都不是一直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十年八年的。我想骑驴找马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诟病的态度，如果我要做个职业的出版人，做好准备总是不会错的。

　　其实作为非出版人的话，应该更容易被Christopher的幽默描述所吸引。几乎每隔两个故事我都会开怀大笑。不知是因为对伦敦/英国有所了解还是因为他真的是个讲述天才，反正坐在我旁边的人要是没有在看电影的话应该会被我总是用鼻子发笑的情景惊到吧。通读全书我觉得他作为总编的活力已经浸润到每个文字并持久散发着一种能量，我愿面朝蓝天对他逝去的灵魂说一声：“God bless you!”（其实我不就身处蓝天之中么~！）

　　仍有一点觉得遗憾，我确实被书中对上市，营销王的描写所勾起好奇心，心心念着猜测那个为变样的DK会是什么氛围。但作为唯一没被并购改变的国际版权部的一员，我仍绝些许幸运。你们不懂的亚洲市场，我来帮你们开拓如何？我自己也开始信口雌黄了。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三)：The Rise and Fall of DK

　　《我在DK的出版岁月》简体中文版一上市，我就去买了一本！因为之前H跟我说里面写到了Felicity Bryan。Felicity Bryan是一位非常charming的老太太，来过北京，和我们一起吃过烤鸭；每年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碰到她，每次她都穿一身华丽丽的旗袍。想看看书里面写她什么了，呵呵。

　　其实，personally, 我不大喜欢DK的书，觉得它没有“人味儿”；觉得这样的图文书是“有知识没文化”；且所有的书都是一个风格，仿佛是写了一个电脑程序，然后用电脑直接“输出”了所有的书稿。

　　这本书的翻译我也不喜欢，太过花俏，这译文太活波了吧，让我不经想起了“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和“康熙来了”的语言风格如出一辙。

　　但还是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了，因为出版业里面的故事总是那么有趣，有“人味儿”，熟悉而亲切。书的最前面写到作者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法兰克福书展还和那个时候一样一样的，有喝不完的酒，有半夜都不散的party, 有说不完的八卦轶事，辛苦是辛苦，可也好玩得紧。

　　在去法兰克福之前，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乖乖小孩，跑了这么几次法兰克福，我一年比一年喝得多，愈发觉得酒真是一个好东西啊！过了半夜12点，Frankfurt Hof (当地最老派，最好的酒店) 前厅反而越来越热闹，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到这里来，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杯酒，socialable, 空气里都是嗡嗡嗡的气场，不大声一点儿，站在你面前的人都听不到你说话。我去参观过一次这样壮观的场景，在那里碰到Tom（能干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Penguin的rights director, 当时还是S&S的rights manager）,我跟他说，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做生意，中国人喜欢在饭桌子上做生意，不会这样举着一杯酒站到半夜，话说你们这样站到半夜，第二天怎么爬得起来呀。“喝咖啡呀，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Tom说。

　　这本书一共29节，前面26节半都是Rise，Fall仅仅是最后两三节的光景。DK 25周年，创造了那么多出版业的奇迹，最后“兵败如山倒”，仅仅因为雇佣了一个错误的董事——“营销王”，把公司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25周年的积累轰然坍塌，真是太让人唏嘘感叹！25周年的积累，“营销王”不到一年时间就将之消耗殆尽。可怕吧！成功很长很艰难，失败很快很容易。

　　自DK1974年创办到1998，出版了成人书1100本，儿童书1000本，超过80%都未绝版（即还在再版），每一本成人书的平均销量是21万册，每一本儿童书的平均销量是15万册，至少37本书超百万册销量……这些数字真是非常惊人，至少在国内大众书出版市场我还没有见到过。如此辉煌的业绩，在“营销王”面前可谓是不堪一击。自我膨胀绝对害死人。“营销王”认为他还可以把DK的销售业绩拉高N倍。1998年，DK出品了《星球大战》的电影配套书，“营销王”印了1800多万册，可实际预估销量是500万册，就这样DK一下子被拉跨了，就这么简单。

　　除了“营销王”的巨大迫害性威力，作者对DK上市也是颇有微词，在这一点上，我举双手赞同作者的意见：公开上市会改变一家公司的动力学，尤其是搞创意的公司，像DK这样以不断创意新颖构想为生存基础的企业，变成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把命脉交给变幻莫测、人人闻之色变的股市和股民，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卖书跟卖其他产品，绝对是不一样的的！虽然出版业也是一桩生意。现在国内有一家文化公司跳出来，骄傲地宣传要以“卖脑白金的方式卖书”；还有众多出版集团，挖空心思也要上市，市场好不热闹。且静看，这个市场会走向哪里，且静看，中国图书市场的rise and fall, fall and rise吧！

　　Daisy 写于2012年9月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四)：因小社的独创性而崛起，因大社的商业化而衰落

　　我不是个能写长篇大论书评的人，自觉也不是那种能把一本书的内涵领悟到极致，然后发表既学术又心系天下的大议论的文艺青年，不过看完了这本书，还是忍不住想说什么，于是不顾豆瓣上众多卧虎藏龙的大师看了之后是否会侧目（在这里书评看多了，我早已得了失语症），又或者根本不会有人来看我的胡言乱语，就权当是自己写给自己看一些感想吧。

　　这本书是DK创始人的回忆录，我虽然过去从未和出版界有过接触，但在买书上和DK也算有些缘分。当年上海的贝塔斯曼书友会还健在的时候，我老爸便是其中的会员。我家虽然贫困，但上代都是“读书人”，正所谓住在破阁楼仍放不下成为大儒的理想，我们家也算得上是勒紧裤腰带，省钱去买书的“破落贵族”。目击者丛书，大剖面系列图书，还记得送书单的小哥呼哧呼哧地背着大口袋，来我家推销书友会新出书的场景。我老爸当时真是一掷千金，买了许多如今看来只有图书馆才会买的大部头，其中不少便是DK出的，陪伴了当时小小的我度过了那段小小葱的岁月。

　　我一直很喜欢DK那种简洁的去背图排版，白白的底上鲜活的图像，给人一种一尘不染而清爽的感觉，犹如雨后花朵的清新，让你暂时忘却烂泥铺就的花园。这种风格看似容易模仿，其实并不如此，就像老猫颖青说的那样，不是所有的图片都能去背（景物轮廓必须鲜明），即使收集到了能去背的图片，也没人有魄力敢这样把它们排上版，并正好和文字搭配得错落有致。排版的同时不能忘记文字的重要性，去背秘诀的另一半在于文字，文字的含金量必须丝毫不输图片，才能完美地诠释这个理念：“图片 文字，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但是DK的创始人，学摄影出身的金德斯利先生却做到了，他不仅这样排上了版，坚信会成功，而且还真的成功了。在我看来，与其说金德斯利先生是在用理念作书，不如说，他是在用他的信念作书：

　　独创性、活泼自由的风格、敢闯的勇气，构成了DK作为一个小社，成功的关键

　　小社是个好物了，大家上下一心，没有过多的行政事务，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所长。上至社长，下至小编，大家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仓库里某书的存书情况怎样，你既可以去问发行科科长，也可以去问社长，也可以去问这本书的责编，大家都是上得了体面的作家家门，下得了尘土飞扬的仓库印刷厂的人。小社因为小，所以不会被叠床架屋的各种行政机构设置所累，不会被你是云端出身的主编，我是洗碗出身的校对之类的身份所累，每个人都有提建议的空间，有迸发独创思想的空间。DK也就是靠着这样的理念和勇气，从小社中崛起的

　　但是小社也有它的弱点，小社没有过多的行政事务，所以大家都不懂如何处理行政事务，所以一旦小社变大社，行政事务如山倒时就会手忙脚乱。小社没有老板和员工的界限，你可以破门而入社长室，跟他谈这谈那，但一旦小社变大社，几百名员工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破门而入社长室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既定的机制能保证从上到下各部门的沟通。

　　“我们要做大，要变成大社，而且我们的业务量也堪比大社了，但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既成为一个大社，又保持住那当初因为社小而孕育出的独创性和活力，不知道如何在变成大社之后，继续保持那初出茅庐时的平常心和勇气。”辛苦招募来的那些怀揣出版理想的员工，进来就被搁在一边打杂，因为社里“不缺人”；老板金德斯利在那遥远的顶楼（？）办公室，连他的老战友都见不到他的庐山真面目，更不知道他如今还是否扔怀揣出版的理想；印刷厂疯狂地印着实际不可能买掉数量的《星球大战》，但所有人都毫无危机感，甚至毫不关心；所有的一切都沉醉于一个商业化的“大社理想”，却唯独忘记了保持它在小社时拥有的东西

　　如今我也进入了一个小社，励志在以前完全陌生的出版业打拼。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怎样，也不知道我的小社是不是能够有幸像DK那样在出版社上留下它辉煌的一页，但是这个落雨的阴冷下午，读着这本回忆录，望着书架上那些静静躺着的目击者丛书，我忍不住想说写什么。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五)：《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

　　《我在DK的出版岁月》由英国图文书出版公司DK的创社元老之一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所著，宋伟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1 年12 月出版。英国DK（Dorling Kindersley）出版公司成立于1974年，创始人为克里斯托弗·道林和彼得·金德斯利，其出版的图书偏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其科普、百科、生活等图书畅销全球，拥有知名图文书品牌“目击者”系列在内的众多精品图书，DK出版的《急救手册》被翻译成45个国家的文字，在全球发行了上千万册。而作者以自己的视角为切入点，讲述了25年间DK如何从一家小工作室逐步发展为一个业务遍及全球的出版帝国，而又如何因为决策失误陷入困境乃至最终被收购。

　　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曾经是DK的总编辑、发行人、副主席，他深度参与到DK的每个重要发展环节，书中他通过一个个绘声绘色的小故事讲述了DK不同时期的工作思路和理念。读起来好似一个长篇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然而属于DK的舞台已经落幕，我们又能从书中得到哪些经验与反思，值得探究。虽然DK是两个创始人共同打造的，但书中重点刻画了彼得·金德斯利，通过各种角度让他的人物性格格外分明。彼得既有宽宏大量、亲切随和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有不讲情面、积极进取、精明能干、争强好胜的一面。他对出版物有着严格的审美标准，他不允许任何事情挡住他向目标前进，有着“只往前看，绝不回头”的精神。而他的性格也格外火爆，对不满的事情就会狂风暴雨般的批评。这样的人物魅力促成了DK的成功，然而也是伴随着企业膨胀带来的自我膨胀，让彼得在后期变得固执而专断，不听他人建议，被“营销王”蒙蔽了眼睛，导致了DK的衰败。

　　DK在成立之后的30个月，只出了7本书，这其中《摄影全书》《自耕自食大全》《摄影手册》《你们的宝宝》销量都过百万。这样的出书频率和销量非常惊人！在今天的出版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因为现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而图书的读者和购买者越来越少，图书销量过万就已经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出版社现在对年出版数量的盲目追求，一年出版近百个选题是家常便饭，在这样的压力下，质量难免大打折扣。而DK出版的图书能获得市场广泛认可，最关键的就是注重质量、以市场为导向。DK的核心价值是质量，必须让读者觉得书里的知识可靠，有信任感。同时，DK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兼顾美感和实用，既有赏心悦目的美感，可以吸引大家拿起来欣赏，又必须让读者觉得好用好读，可供他们提升生活的某一方面。此外，出书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一定要有独特的卖点，和竞争者有区分。内容必须有权威性，作者应该在该领域声名远扬，从而让读者觉得书里的知识可靠。

　　书中，作者在多处描述了DK的办公环境，我认为这也侧面反映了DK的发展历程。创业初期，公司设在彼得家的一间卧室里，接着搬到了几条街外的一个工作室，随后搬到国王街9号最上面的两层楼，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又搬到了亨利埃塔街9号。而工作状态方面，本书开始就介绍首次从伦敦开车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经历，即使住在异常简陋破旧的宾馆里，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工作激情。在创业初期，公司里的气氛紧张但兴奋，人人专心致志，卖力工作，患难与共的向心力油然而生。即使加班问题非常严重，但员工都对DK非常有信心，愿意尽一份力。而那时的DK就开始了员工分红制度，并且以犒赏薪级表的基层人员为先，这也几大的激发了员工的DK的忠诚。在亨利埃塔街的办公室，四位总监共用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员工没有等级和隔阂，随时可以进老板的办公室讨论问题。这样的办公环境也让上下各级沟通格外顺畅。而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出现了冗员的问题，彼得搬离了合用的办公室，企业的结构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DK从创业之初就秉持这样的经营哲学：我们的作品务必尽可能为我们所有。DK的目标在建立内容库，不仅要供将来出版使用，也希望多年后可以供其他平台使用。彼得强调“我们构想出来的作品，作品编制的过程，印制的过程，营销贩卖的过程，库存，保留日后进一步在不同格式、不同平台上使用，我们自己一概要有主控权。”积累了超过两百万张的图片库。有时做一两本书，他们的图片准备，足以再做二十本书。

　　DK的图书风格鲜明，他们将图片做去背处理，配上全白的衬底，这同时也大大帮助了DK拓展国外市场，因为“民族、阶级的寓意或是歧视，一概就此抹消”。DK不仅强调图书内容的实用性和知识性，还在排版上花了巨大功夫。这也与创始人的设计背景密切相关。随着DK业务的壮大，1998 年，他们制作的图书已经超过两千四百种，绝版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他们每年销售图书、光盘、录像带六千多万件，遍布一百一十五个国家，五十种语言，与全球四百多家出版社有生意往来，其中有兰登书屋、读者文摘、拉鲁斯、企鹅等。仅在1998 年，他们的大畅销书如《急救手册》、《家庭医药指南》和《医药大百科》，印数都在六百万册以上；“目击者丛书”以十六种语言出版达一百种，印数三千八百多万册。然而这样一家优秀的出版社却因为一位“营销王”的出现而功亏一篑，他宣称“营销胜于一切”，反对以内容为先导的市场营销理念。很快，DK就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愿出版人以史为鉴。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六)：【转】DK，死在“营销王”手上——俞晓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出版界引进西方图书的高峰期，DK正是我们围观与围攻的重点。有名的如他们的“目击者丛书”，早期曾经以直销的方式，在中国市场试水，我还专门派人与他们接触过。后来在几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我经常在DK展台中转来转去，他们的图片书做得确实漂亮，精装，大开本，洁白的铜版纸上，摆满色彩夺目的示意图片，许多常见的题目，像葡萄酒、摄影、食材、育儿……经DK一做，立即从同类书中跳出来，让人们脱口称赞：“这一定是DK的书！”所以，无论是站在出版人还是读书人的角度，我非常想了解DK的经营之道。

　　这本《我在DK的出版岁月》，我断断续续读了三个月，竟把那书看了三四遍。这位戴维斯先生文笔真好，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几乎没见过如此善写的出版人。全书的故事起承转合，跌宕起伏，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确实让我读出了文学作品的味道。看到后面时，经常会把前面的情节再温习一下、对照一下、梳理一下；有时忍俊不禁，口中还会喃喃自语：“如此美妙的文笔，应该去写小说啊！干嘛来做出版呢？”

　　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小说了。这回好，读着小说一样的文字，把DK出版经验挖掘出来，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作为出版家，戴维斯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他每一次煽情的字里行间，确实蕴藏着许多真知灼见，让我由衷敬佩。

　　DK创建于1974年，由四个从大出版公司MB跳槽而来的家伙，野心组建。他们说MB的工作太循规蹈矩、坐享其成，很难产生创作冲动，缺乏创新空间。本书作者戴维斯先生是四人之一，他们的头儿是彼得·金德斯利先生，被称为“革命性的美术编辑”，再加上制图师克里斯托弗·道林先生，这一定是后来DK图书偏重内容与形式美妙结合的重要基础。

　　评述DK案例之前，我先复述一下出版社类型的界定。出版有编、印、发三个环节。按照逻辑学定义，建立一家出版社，它的充要条件是“编”，它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是“印”和“发”。当然，中国特色的“卖书号出版社”，不遵循此定义。

　　DK是从“编”起家的，他们的工作路径是：创意选题——邀请作者——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版权营销。此类出版社的主战场是“内容建设”，忙活一年，最终拿着几叠设计样张或几本预装的样书，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推销版权。

　　1975年，DK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只带去两三个出版计划的样张。戴维斯先生描述当时的惨状：他们租不起展台，住在爬满蟑螂的小旅店里。白天，像驴子一样，肩上驮着美术袋，在巨大的展场中跑来跑去。每钻进一家大出版公司，在对方奇异的目光下，一面慌乱地掏出样张，一面结结巴巴地介绍选题，“活像行乞的托钵僧”。但是，当对方看到DK出版样张时，他们的目光由不屑化为惊奇，再由惊奇化为欣赏了。结果，几个野心家得到了回报，其中《摄影全书》，不久就成了百万册的畅销书。这就是“内容建设”的力量！按照这样的方式，DK运行了三十个月，只出版七本书，其中有四本印数达到百万册以上，它们是《摄影全书》、《自耕自食大全》、《摄影手册》和《你们的宝宝》。他们成功了。

　　1982年，DK第一次在书脊上印上自己的书标，健全了编、印、发生产线。到1998年，他们制作的图书已经超过两千四百种，绝版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他们每年销售图书、光盘、录像带六千多万件，遍布一百一十五个国家，五十种语言，与全球四百多家出版社有生意往来，其中有兰登书屋、读者文摘、拉鲁斯、企鹅等。仅在1998年，他们的大畅销书如《急救手册》、《家庭医药指南》和《医药大百科》，印数都在六百万册以上；“目击者丛书”以十六种语言出版达一百种，印数三千八百多万册。

　　内容为王！DK是一个典型的出版案例。下面还要加上一条：革命性的美编！只要看到DK出版的书，你就会理解“美术编辑”的力量。当然，这还不够，在戴维斯先生的书中，还包含着许多好经验，让我这个在出版界混迹三十年的人，都会时时感到震动。只是它们被戴维斯先生搅和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我需要从那些近乎疯狂的“文字秀”中，把它们剔出来，罗列如下：

　　一、风格：作为一家以图片书著称的出版社，他们的去背图像，配上全白的衬底，成为DK鲜明的风格。他们在图片的制作上最下工夫，积累了超过两百万张的图片库。有时做一两本书，他们的图片准备，足以再做二十本书。所以，DK图书的主流风格是“插图美”，这一点绝对不能擅动。

　　二、国际化：他们不断向文编和美编灌输放眼全球的理念，“让世界各地看我们书的人，都不应该感觉是看外国人的东西”。这里，“纯白底衬”的风格，也帮了DK国际化的大忙，“民族、阶级的寓意或是歧视，一概就此抹消”。

　　三、选题：他们坚信“没有无聊的题材，只有无聊的版面”。所以他们不怕做平淡的题目，在强调知识性之外，他们在版面上下大工夫。比如“目击者丛书”，六十四开本，他们在每页设计上的成本，是其他传统出版社同类书的十倍！这样的书最适于做国际版权交易，因为世界上多数出版社不肯或者无力这样做，他们只有通过买版权，实现出版此类高成本图书的目的。这也成为DK在国际市场上百战百胜、包打天下的公理。

　　四、实用：他们的口号是“DK不做茶几书”，强调图书的实用性。比如在市上流行游戏书、图画书的时候，DK发现那些书的缺项是只注重娱乐，缺少知识含量。他们在“目击者丛书”中，选择一些貌似平常的题目，却以知识取胜。另外，他们还将DK的出版理念，由 Family Library（家庭图书馆）改为DK Family Learning（家庭学习），或曰Learning for Life（终身学习）。其意在融入教育出版的概念，增强品牌的实用价值。

　　五、杂项：DK说，书稿就是脏衣服，需要认真漂洗。编书就是盖房子，盖好了，就会有人来。直销不是事业，而是信仰；它叫卖的不是商品，而是梦想。招聘编辑很简单，写一段文字，谈一次话，反应迟钝与谈吐肤浅的人，坚决不能要。DK上市的日期，是通过占卜决定的。出版社不应该设在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中，而应该坐落在布满酒吧、阁楼和仓库的街区，与形形色色的创意产业为邻。

　　六、DK还有一条令人震惊的经验，叫做“出版是内容产业，千万不要让营销人员主管出版社！”因为在1998年以前，DK的创始人控制着股权，他们的品牌是完整的；后来，正是由于一位“营销大师”的出现，使过去的那个DK名存实亡。本文的题目，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是在1998年，当时DK已经如日中天。几位DK的创始人开始寻找接班人，结果陷入“创办人征候群”。此时，一位市场营销专家出现了，戴维斯先生称其为“营销王”。营销王宣称：“营销胜于一切。”他担保五年内，让DK扩大为现在的两倍。营销王瞧不起做内容的编辑，更反对以内容为先导的市场营销理念。他开始大清洗，甚至将戴维斯先生也赶回家去养老。这对于以“内容”起家的DK来说，无疑是一剂致命的毒药。不久，营销王就为缺乏文化认识的营销理念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发行大畅销书《星球大战》时，他错估市场，全球一次铺货一千八百万册，结果只卖了五百万册，立即挣断了DK的现金流，股票大跌，企业立即处于濒死状态。

　　此时，正乘着互联网概念一路飙升的培生集团乘虚而入，买进DK的股份。“城头变幻大王旗”，原DK董事会元老纷纷回家，营销王更是带着满脸唾沫，埋单走人。刚刚“被退休”四个月的戴维斯先生，却被培生集团请回来收拾残局。不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股权变了，管理方式变了，人物变了，只剩下DK的品牌没有变。昔日DK文编美编奔来跑去、乱中有序的活泼气氛没有了，代之以“银行般的写字楼，编辑们窝在固定的座位上，盯着计算机屏幕工作，空气干净得像飞机的机舱”。戴维斯先生叹道：“只要可以挣脱官僚组织层层的钳制，这些都可以不要。”

　　戴维斯先生怀念当年那个表面上乱七八糟的DK，头儿和员工混杂在一起，活像个大家庭。文编、美编、总编的办公桌，都杂乱得让人感到充实。摄影棚中的动物拍摄，充满了戏剧性与危险；一些美貌的女大学生做着编织的pose，摄影师围着她们转来转去；《食材大全》工作组忙着做各式各样的菜肴，从色调到口味，都要一一操作，才能拍摄下来，收入书中。中午，DK的员工早已经被阵阵菜香引得垂涎三尺，赶紧冲过去，将拍过的食品“中饱私囊”。不过，戴维斯先生提醒：不要看哪道菜色泽鲜艳就吃哪道，那一定是定型剂的作用，吃下去会肚子痛的。

　　戴维斯先生的书，还有两点，让我一喜一嗔。

　　所“喜”者，我发现这些老外的编辑之道，竟然与我国出版家沈昌文老先生的著名观点几乎完全吻合。沈先生的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我粗略统计，戴维斯先生书中的高频词，排在第一位的是喝酒，第二位是吃饭，第三位才是书稿。

　　全书开篇，DK成立后，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深夜，戴维斯先生喝得烂醉而归，一位“快要过了保鲜期的女版代”，还把电话追到酒店，大呼“谁到法兰克福还要睡觉？”已经喝得发蒙的戴维斯先生隐约记得，在酒吧里，那位女版代把他逼在墙角里，胸部几乎顶到他的鼻子。

　　接着是组《美酒赏味》稿子，他在女作者的家中，边品酒边谈稿子，渐渐喝得烂醉。作者问酒的颜色像什么？他心里想着像尿色，嘴里却说像甘草色；作者问酒的味道像什么？他脱口说出像马厩味（或曰像拉布拉多犬的睡垫味），半醉的女作者却听成了“貂皮味”，大肆赞扬戴维斯先生的想象力。

　　再接着是去农场找《自耕自食大全》作者约翰·摩西先生，见面后，只寒暄几句，就来到近处的一家小酒馆，每人灌下两大杯“稀稀、暖暖、走味的威尔士苦啤酒”。后来这本书畅销了，DK的编辑带着约翰先生，去参加德国书友会的庆典。那天他们都喝得大醉。戴维斯先生给家里打电话，他的夫人在电话里骂道：“天哪，你烂醉如泥啊？你死到哪里去了？”就把电话挂掉了。

　　更有名的组稿是《绘画的故事》，作者温迪嬷嬷真是一位“迷死人不偿命”的尤物，同时也是一位酒中豪杰。戴维斯先生问她喝什么酒？她说：“红酒一两杯，白酒可以喝一大桶。”温迪嬷嬷用餐也很讲究，账单的数字“直逼非洲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是为了《绘画的故事》，有什么办法呢？你听，已经被温迪嬷嬷灌醉的戴维斯先生，还在引用上帝的话大叫：“吾当赐汝吾所有一切。”温迪嬷嬷却很清醒：“哎呀，克里斯托弗，不可乱用主的话。”

　　戴维斯先生最后总结说，编辑最大的快乐，就是谈成书稿之后，坐在路边喝一杯冰啤。我想沈先生读过这些故事，也许会产生自愧不如的叹息，或者会产生“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嗔”者，戴维斯先生的“英式幽默”，太让人震撼。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沈昌文先生的“箴言”。有些过，或者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

　　那位写《自耕自食大全》的作者约翰·摩西先生就很过分。DK的编辑第一次冒雨去农场找他时，屋子里没有人。只见草地上的一辆拖车在摇动，还从车里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过一会儿，约翰带着一位女士从拖车中走出来，嘴里念叨着：“玫瑰花越修越开……我这叫‘奋起力抗消逝的天光’吧。”这情景，让我想起莫泊桑《一生》中的一段情节。另外，约翰先生喝过酒，时常会打着看书稿的旗号来到编辑室，躺在办公桌上小睡。“惟有某一位最爱穿短裙加低胸装束的美编，弯腰在复印机上影印时，他会倏地精神抖擞。”

　　写《怀孕和生产》的作者希拉女士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还写过备受争议的《女性性体验》。她与DK的编辑吃早餐，讨论书稿。希拉女士越说越激动，“后来开始形容起多重性高潮，音量已达噪音标准。好几份《泰晤士报》同时倏地往下一挪”。个性十足的希拉女士才不理那些呢。等她讲到自慰、各类高潮、口交和同性恋等话题时，餐厅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戴维斯先生感叹：“真可惜。那些走出去的死老头可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他们那样才真是传教士姿势积重难返。”

　　最离谱的事件，发生在戴维斯先生去挪威谈版权的时候。打开门，对方办公室中的一条哈士奇大狗扑上来，一直咬着他的兔毛大衣不放松，弄得一嘴兔毛。大衣一角咬烂了。主人不管。戴维斯先生心里骂道：“死狗噎死算了。”在哈士奇灰蓝色目光的注视下，他们开始谈书稿，对方对戴维斯先生推荐的书稿版权，一概没有兴趣。戴维斯先生气昏了，他站起来收拾起四处散落的样张，穿上被哈士奇咬烂的大衣，顺口胡诌道：“还有一本《狗狗占星术》，怎么样？”那老板立即回答：“成交！”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始谈《狗狗占星术》的版税，戴维斯先生每一次报高价格，哈士奇就会对着他的胯下低声怒吼。

　　亵渎啊亵渎，对书？对出版？对编辑？还是对我们高雅（或曰虚伪）的文化生活？实言之，我真的有些受不了了，笑翻了。脑中却奇怪地冒出一句《左传》中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看，我也开始胡诌了。见笑，见笑！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读后感(七)：【zz】俞晓群：DK，死在“营销王”手上

　　《我在DK的出版岁月》：DK，死在“营销王”手上

　　作者：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 时间：2012年03月31日

　　《我在DK的出版岁月》[英]克里斯托弗·戴维斯著 宋伟航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一版 274页，38.00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出版界引进西方图书的高峰期，DK正是我们围观与围攻的重点。有名的如他们的“目击者丛书”，早期曾经以直销的方式，在中国市场试水，我还专门派人与他们接触过。后来在几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我经常在DK展台中转来转去，他们的图片书做得确实漂亮，精装，大开本，洁白的铜版纸上，摆满色彩夺目的示意图片，许多常见的题目，像葡萄酒、摄影、食材、育儿……经DK一做，立即从同类书中跳出来，让人们脱口称赞：“这一定是DK的书！”所以，无论是站在出版人还是读书人的角度，我非常想了解DK的经营之道。

　　这本《我在DK的出版岁月》，我断断续续读了三个月，竟把那书看了三四遍。这位戴维斯先生文笔真好，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几乎没见过如此善写的出版人。全书的故事起承转合，跌宕起伏，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确实让我读出了文学作品的味道。看到后面时，经常会把前面的情节再温习一下、对照一下、梳理一下；有时忍俊不禁，口中还会喃喃自语：“如此美妙的文笔，应该去写小说啊！干嘛来做出版呢？”

　　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小说了。这回好，读着小说一样的文字，把DK出版经验挖掘出来，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作为出版家，戴维斯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他每一次煽情的字里行间，确实蕴藏着许多真知灼见，让我由衷敬佩。

　　DK创建于1974年，由四个从大出版公司MB跳槽而来的家伙，野心组建。他们说MB的工作太循规蹈矩、坐享其成，很难产生创作冲动，缺乏创新空间。本书作者戴维斯先生是四人之一，他们的头儿是彼得·金德斯利先生，被称为“革命性的美术编辑”，再加上制图师克里斯托弗·道林先生，这一定是后来DK图书偏重内容与形式美妙结合的重要基础。

　　评述DK案例之前，我先复述一下出版社类型的界定。出版有编、印、发三个环节。按照逻辑学定义，建立一家出版社，它的充要条件是“编”，它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是“印”和“发”。当然，中国特色的“卖书号出版社”，不遵循此定义。

　　DK是从“编”起家的，他们的工作路径是：创意选题——邀请作者——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版权营销。此类出版社的主战场是“内容建设”，忙活一年，最终拿着几叠设计样张或几本预装的样书，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推销版权。

　　1975年，DK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只带去两三个出版计划的样张。戴维斯先生描述当时的惨状：他们租不起展台，住在爬满蟑螂的小旅店里。白天，像驴子一样，肩上驮着美术袋，在巨大的展场中跑来跑去。每钻进一家大出版公司，在对方奇异的目光下，一面慌乱地掏出样张，一面结结巴巴地介绍选题，“活像行乞的托钵僧”。但是，当对方看到DK出版样张时，他们的目光由不屑化为惊奇，再由惊奇化为欣赏了。结果，几个野心家得到了回报，其中《摄影全书》，不久就成了百万册的畅销书。这就是“内容建设”的力量！按照这样的方式，DK运行了三十个月，只出版七本书，其中有四本印数达到百万册以上，它们是《摄影全书》、《自耕自食大全》、《摄影手册》和《你们的宝宝》。他们成功了。

　　1982年，DK第一次在书脊上印上自己的书标，健全了编、印、发生产线。到1998年，他们制作的图书已经超过两千四百种，绝版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他们每年销售图书、光盘、录像带六千多万件，遍布一百一十五个国家，五十种语言，与全球四百多家出版社有生意往来，其中有兰登书屋、读者文摘、拉鲁斯、企鹅等。仅在1998年，他们的大畅销书如《急救手册》、《家庭医药指南》和《医药大百科》，印数都在六百万册以上；“目击者丛书”以十六种语言出版达一百种，印数三千八百多万册。

　　内容为王！DK是一个典型的出版案例。下面还要加上一条：革命性的美编！只要看到DK出版的书，你就会理解“美术编辑”的力量。当然，这还不够，在戴维斯先生的书中，还包含着许多好经验，让我这个在出版界混迹三十年的人，都会时时感到震动。只是它们被戴维斯先生搅和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我需要从那些近乎疯狂的“文字秀”中，把它们剔出来，罗列如下：

　　一、风格：作为一家以图片书著称的出版社，他们的去背图像，配上全白的衬底，成为DK鲜明的风格。他们在图片的制作上最下工夫，积累了超过两百万张的图片库。有时做一两本书，他们的图片准备，足以再做二十本书。所以，DK图书的主流风格是“插图美”，这一点绝对不能擅动。

　　二、国际化：他们不断向文编和美编灌输放眼全球的理念，“让世界各地看我们书的人，都不应该感觉是看外国人的东西”。这里，“纯白底衬”的风格，也帮了DK国际化的大忙，“民族、阶级的寓意或是歧视，一概就此抹消”。

　　三、选题：他们坚信“没有无聊的题材，只有无聊的版面”。所以他们不怕做平淡的题目，在强调知识性之外，他们在版面上下大工夫。比如“目击者丛书”，六十四开本，他们在每页设计上的成本，是其他传统出版社同类书的十倍！这样的书最适于做国际版权交易，因为世界上多数出版社不肯或者无力这样做，他们只有通过买版权，实现出版此类高成本图书的目的。这也成为DK在国际市场上百战百胜、包打天下的公理。

　　四、实用：他们的口号是“DK不做茶几书”，强调图书的实用性。比如在市上流行游戏书、图画书的时候，DK发现那些书的缺项是只注重娱乐，缺少知识含量。他们在“目击者丛书”中，选择一些貌似平常的题目，却以知识取胜。另外，他们还将DK的出版理念，由 Family Library（家庭图书馆）改为DK Family Learning（家庭学习），或曰Learning for Life（终身学习）。其意在融入教育出版的概念，增强品牌的实用价值。

　　五、杂项：DK说，书稿就是脏衣服，需要认真漂洗。编书就是盖房子，盖好了，就会有人来。直销不是事业，而是信仰；它叫卖的不是商品，而是梦想。招聘编辑很简单，写一段文字，谈一次话，反应迟钝与谈吐肤浅的人，坚决不能要。DK上市的日期，是通过占卜决定的。出版社不应该设在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中，而应该坐落在布满酒吧、阁楼和仓库的街区，与形形色色的创意产业为邻。

　　六、DK还有一条令人震惊的经验，叫做“出版是内容产业，千万不要让营销人员主管出版社！”因为在1998年以前，DK的创始人控制着股权，他们的品牌是完整的；后来，正是由于一位“营销大师”的出现，使过去的那个DK名存实亡。本文的题目，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是在1998年，当时DK已经如日中天。几位DK的创始人开始寻找接班人，结果陷入“创办人征候群”。此时，一位市场营销专家出现了，戴维斯先生称其为“营销王”。营销王宣称：“营销胜于一切。”他担保五年内，让DK扩大为现在的两倍。营销王瞧不起做内容的编辑，更反对以内容为先导的市场营销理念。他开始大清洗，甚至将戴维斯先生也赶回家去养老。这对于以“内容”起家的DK来说，无疑是一剂致命的毒药。不久，营销王就为缺乏文化认识的营销理念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发行大畅销书《星球大战》时，他错估市场，全球一次铺货一千八百万册，结果只卖了五百万册，立即挣断了DK的现金流，股票大跌，企业立即处于濒死状态。

　　此时，正乘着互联网概念一路飙升的培生集团乘虚而入，买进DK的股份。“城头变幻大王旗”，原DK董事会元老纷纷回家，营销王更是带着满脸唾沫，埋单走人。刚刚“被退休”四个月的戴维斯先生，却被培生集团请回来收拾残局。不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股权变了，管理方式变了，人物变了，只剩下DK的品牌没有变。昔日DK文编美编奔来跑去、乱中有序的活泼气氛没有了，代之以“银行般的写字楼，编辑们窝在固定的座位上，盯着计算机屏幕工作，空气干净得像飞机的机舱”。戴维斯先生叹道：“只要可以挣脱官僚组织层层的钳制，这些都可以不要。”

　　戴维斯先生怀念当年那个表面上乱七八糟的DK，头儿和员工混杂在一起，活像个大家庭。文编、美编、总编的办公桌，都杂乱得让人感到充实。摄影棚中的动物拍摄，充满了戏剧性与危险；一些美貌的女大学生做着编织的pose，摄影师围着她们转来转去；《食材大全》工作组忙着做各式各样的菜肴，从色调到口味，都要一一操作，才能拍摄下来，收入书中。中午，DK的员工早已经被阵阵菜香引得垂涎三尺，赶紧冲过去，将拍过的食品“中饱私囊”。不过，戴维斯先生提醒：不要看哪道菜色泽鲜艳就吃哪道，那一定是定型剂的作用，吃下去会肚子痛的。

　　戴维斯先生的书，还有两点，让我一喜一嗔。

　　所“喜”者，我发现这些老外的编辑之道，竟然与我国出版家沈昌文老先生的著名观点几乎完全吻合。沈先生的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我粗略统计，戴维斯先生书中的高频词，排在第一位的是喝酒，第二位是吃饭，第三位才是书稿。

　　全书开篇，DK成立后，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深夜，戴维斯先生喝得烂醉而归，一位“快要过了保鲜期的女版代”，还把电话追到酒店，大呼“谁到法兰克福还要睡觉？”已经喝得发蒙的戴维斯先生隐约记得，在酒吧里，那位女版代把他逼在墙角里，胸部几乎顶到他的鼻子。

　　接着是组《美酒赏味》稿子，他在女作者的家中，边品酒边谈稿子，渐渐喝得烂醉。作者问酒的颜色像什么？他心里想着像尿色，嘴里却说像甘草色；作者问酒的味道像什么？他脱口说出像马厩味（或曰像拉布拉多犬的睡垫味），半醉的女作者却听成了“貂皮味”，大肆赞扬戴维斯先生的想象力。

　　再接着是去农场找《自耕自食大全》作者约翰·摩西先生，见面后，只寒暄几句，就来到近处的一家小酒馆，每人灌下两大杯“稀稀、暖暖、走味的威尔士苦啤酒”。后来这本书畅销了，DK的编辑带着约翰先生，去参加德国书友会的庆典。那天他们都喝得大醉。戴维斯先生给家里打电话，他的夫人在电话里骂道：“天哪，你烂醉如泥啊？你死到哪里去了？”就把电话挂掉了。

　　更有名的组稿是《绘画的故事》，作者温迪嬷嬷真是一位“迷死人不偿命”的尤物，同时也是一位酒中豪杰。戴维斯先生问她喝什么酒？她说：“红酒一两杯，白酒可以喝一大桶。”温迪嬷嬷用餐也很讲究，账单的数字“直逼非洲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是为了《绘画的故事》，有什么办法呢？你听，已经被温迪嬷嬷灌醉的戴维斯先生，还在引用上帝的话大叫：“吾当赐汝吾所有一切。”温迪嬷嬷却很清醒：“哎呀，克里斯托弗，不可乱用主的话。”

　　戴维斯先生最后总结说，编辑最大的快乐，就是谈成书稿之后，坐在路边喝一杯冰啤。我想沈先生读过这些故事，也许会产生自愧不如的叹息，或者会产生“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嗔”者，戴维斯先生的“英式幽默”，太让人震撼。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沈昌文先生的“箴言”。有些过，或者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

　　那位写《自耕自食大全》的作者约翰·摩西先生就很过分。DK的编辑第一次冒雨去农场找他时，屋子里没有人。只见草地上的一辆拖车在摇动，还从车里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过一会儿，约翰带着一位女士从拖车中走出来，嘴里念叨着：“玫瑰花越修越开……我这叫‘奋起力抗消逝的天光’吧。”这情景，让我想起莫泊桑《一生》中的一段情节。另外，约翰先生喝过酒，时常会打着看书稿的旗号来到编辑室，躺在办公桌上小睡。“惟有某一位最爱穿短裙加低胸装束的美编，弯腰在复印机上影印时，他会倏地精神抖擞。”

　　写《怀孕和生产》的作者希拉女士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还写过备受争议的《女性性体验》。她与DK的编辑吃早餐，讨论书稿。希拉女士越说越激动，“后来开始形容起多重性高潮，音量已达噪音标准。好几份《泰晤士报》同时倏地往下一挪”。个性十足的希拉女士才不理那些呢。等她讲到自慰、各类高潮、口交和同性恋等话题时，餐厅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戴维斯先生感叹：“真可惜。那些走出去的死老头可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他们那样才真是传教士姿势积重难返。”

　　最离谱的事件，发生在戴维斯先生去挪威谈版权的时候。打开门，对方办公室中的一条哈士奇大狗扑上来，一直咬着他的兔毛大衣不放松，弄得一嘴兔毛。大衣一角咬烂了。主人不管。戴维斯先生心里骂道：“死狗噎死算了。”在哈士奇灰蓝色目光的注视下，他们开始谈书稿，对方对戴维斯先生推荐的书稿版权，一概没有兴趣。戴维斯先生气昏了，他站起来收拾起四处散落的样张，穿上被哈士奇咬烂的大衣，顺口胡诌道：“还有一本《狗狗占星术》，怎么样？”那老板立即回答：“成交！”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始谈《狗狗占星术》的版税，戴维斯先生每一次报高价格，哈士奇就会对着他的胯下低声怒吼。

　　亵渎啊亵渎，对书？对出版？对编辑？还是对我们高雅（或曰虚伪）的文化生活？实言之，我真的有些受不了了，笑翻了。脑中却奇怪地冒出一句《左传》中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看，我也开始胡诌了。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