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是一本由郑永年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一)：一本关于改革的文章集

　　这是一本把很多次的采访、专栏合并到一起的一个文章集。谈了很多，但我觉得不够深入。

　　作者所说的三步走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三步应该依次进行，不能颠倒。作者尤其指出不能先进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改革，一般是指政治民主化。当然，每一个阶段不是仅有一项改革，而是以一项改革为主，其它改革为辅。

　　经济改革能做大蛋糕，社会改革能保护和分配蛋糕，作者没有谈多少政治改革的作用，只是说西方民主需要改造后才能为我所用。

　　总体的观点是肯定现在的改革，西方人把他当做中国形象的维护者。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二)：谁是既得利益者?

　　从字面上来理解，既得利益者是指获得了好处的人和群体。仅就这一点来说，和30年前相比，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成为热词，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左派（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的人认为“既得利益者”是资本家（包括民营、国有和外资三种）和腐败官僚，也就是频繁以奢侈品亮相的“先富起来的人”，而自由主义者（民营企业家）则认为“既得利益者”是“不劳而获”的官僚体系和垄断国企，即“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下一个阶段的改革的关键，是打破国企的垄断、进一步激发民间的智慧和创造性，还是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体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在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中，作者将改革分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三个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迈向富强和民主的改革路线图，按照三步走的渐进式改革，或许能将自由发展、效率优先与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同时实现。

　　就郑先生所言，中国前三十年基本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目前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但就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的变革，不可能在政治上完全体现不出来。改革开放前，中央对于地方的管理可谓是令行禁止，批一个户口、发一斤粮票、生产一吨钢材都要做计划和预算，结果是，管得越多，事情越乱，且损伤了民间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而现在，正如温总理所说，“政令不出中南海”，长期以来的问市场而不问市长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价格越调越高，地方政府和金融行业以市场之名，将卖地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地方官员说，我没有钱给你们，但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而现在，除了党权军权、中央直属企业外，中央对地方已经无权可放——备受诟病的中央直属企业和中央财政收入，则是国家行政开支、国防、外交、教育、医疗、扶贫、抗灾的唯一来源，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限越来越少，但涉及地方债务时，却又有还债的义务。所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和对“三公”经费的严格审查同等重要。

　　同样，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焦点，比如说，民营企业一直呼唤进入的金融市场，但国家担心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和欧美不同，银行和货币的稳定，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根源——当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经济上的原因就在于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中国的银行出现类似于雷曼兄弟倒闭之类的事件，将会直接从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危机和政府破产——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只是如同美国人一样去“占领华尔街”，很有可能引发全面地社会危机、甚至四分五裂。仅就这一两年民营企业暴力裁员、外企员工连续跳楼就可以看出，吸引大学生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稳定和福利，还有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冷血和残酷所感到的恐惧。所以，民营企业要想进入国计民生的领域，还需要从讲利益的商人，转变成为具有政治家胸怀和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

　　然而，如何将民间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引向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正义呢？在书中，郑先生提到中共体制的一个长处，那就是，每个人只有不超过10年任期，依照一定的路线图，都有上升到决策层的可能。同时，中共从阶级党转变为社会党后，各界精英已经通过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然而，下一步，是否可以将各界精英引入执政的领域呢？就我看，这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中可以进行尝试并取得突破的一面。首先，建国初期政务院就有很多非党社会民主人士前来执掌部委，而且在目前，教育部和科技部也已经有非党员人士前来担纲。那么，是否可以提名成功的商业领袖来执掌其他部委呢？当然，条件是必须公示财产，公开竞选，与以前所属企业脱离一切关系，必须廉洁和低工资——某种程度上，他们应该也早就不缺钱。我觉得这个假设倒是很具有可行性，直选总理很难，但先从各个行业的部委领导开始直选，倒还是有可能。设想下，如果有朝一日，李彦宏为工信部长、俞敏洪为教育部长、马云为商务部长，那么这几个领域的大学生去创业的人数，一定会超过目前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法官调节纠纷时，经常说的就是换位思考，而吸引民间创业成功的精英进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能培养民营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减少目前政商之间的冲突，也能给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无穷的可能性。激烈的社会变革，往往是英雄和英雄之间的对决，相互指责为“既得利益者”，不如在国有和民营之间增加几座桥梁，对话协商之后的换位，或许是大家最终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有效途径。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三)：民主产生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

　　国家制度，国家建设，国家的国际关系等等，这些话题离一个学计算机的工科男似乎有点遥远，我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国际关系，并且一向比较反感又红又专的话题和其衍生出来的八股文章。但是，最近发觉其实大学的相关课本，以及年轻一代老师讲课的观点，都在逐渐的客观化。所以决定从根本上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发展。人最初敬仰天地万物、敬畏神灵，最终还是回归到去认识自己的灵魂，认识自己的肉体。政治体制可不就是一个国家的骨骼和部分灵魂？于是我翻来刘老师推荐的郑永年先生的这本《中国改革三步走》。书中对于中国的改革路线给予了明朗的分析，并且给出了结构化系统化的说明，至今脑海里仍然漂浮着那两个大字：设计。改革之路可能真的是抽象的，充满设计感的3D模型。

　　我将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原则以及最终民主四个部分介绍我的看法。

　　1980年邓小平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正式拉开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序幕。在此之前，党政职能是紧耦合的，这使得党的权利高度集中，对于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文明建设都是不利的。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主要放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切忌事无巨细。政治学的理论也认为政府的职能其实相当于一个有利益代表的盈利机构，在我国，这个利益代表的群体就是国民。所以邓小平凭借其对政治文明发展的深刻洞察，强调党政分离，并从根本上落实了这一点。党政分家也将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子目标，在后面的中全会上，我们陆续见到党建强调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等这样的思想观念。而政府机构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遗漏问题，显得臃肿庞大、效率低下，这与改革的步伐不相吻合，所以当时政府机构被大规模精简，不同机关的职能定位也逐步精确。但是政府其本身的盈利性质决定了其改革必然要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改革开放到现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政府管理职能的缺陷不断暴露，这引起了一些地方建设的冲突以及社会矛盾的加深，但同时也促进了政府机构的不断改革。以我们县城为例，小时候感觉牵扯到政府办手续，大家都是内心抵触的，因为政府机关踢皮球服务态度又极其差，但是这几年，再去政府机关办事情，不管态度如何，效率是上来了。十八大也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见这两者的牵制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持久性。

　　我们走了29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在这中间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气象幡然一新，但是背后还依然隐藏着贫富差距大、地区差异大、人民公民意识薄弱等问题，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反应时间仅限于一秒，一定会告诉我“共产主义”。在数学中我们有把一种可以经过有限运算求出来但是有限运算空间非常巨大的问题称之为NP-hard,对于每一步都有各种可能走向的问题，达到最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主义最终也是只是个愿景。我个人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优质民主，当一个国家真正开始考虑民主这个问题时，说明他的国民的公民意识已经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而存在了，这种普遍意识在我们国家目前是不存在的，但是探索民主之路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及目标。郑先生在文中提到中国的改革是先走经济再走政治，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滞后的，西方很多学者从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体制，认为我们还在政治年龄的青春期。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国情以及我们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固定的范本和模式，没有先验知识，所以我们的政治改革必然也是一个探索性的艰难任务，但是核心还是党和政府要如何把的公民意识与自己的行政权利结合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相当于我们要求一个问题的近似最优解，那么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控制近似程度的一系列参数，比如党政职能进一步分开、政府机构深化改革、权利下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济发展的改革等等，同时在时空维度上控制这么多参数去解决一个问题本身也是NP-hard问题，所以我才觉得改革之路真的是一条抽象的3d建模的大工程，充满设计感的大工程，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坚持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洞察，将这个模型打造好。

　　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改革最终目标只能是一个近似最优，于社会的整体愿景是这样，于民主的最终状态也是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状态应该是优质民主。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复杂性及多样性看似十分庞大，但是相比于自然选择下基因层次的的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基因表达的变化得益于自然选择以及生物本身反馈于自然选择的变异，相比于人类社会而言，先不论思想层次的差异，整个生物系统从结构上似乎更加和谐，我个人觉得归功于，自然选择这张看不见的大手调控以及生物本身的反馈在其中的贡献力对等。当然这种对等不像天和地、日和月、八卦图这样的明朗浅析，而是一种时空维度，宏观上的对等。说这个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改革调控可类比为自然选择，生物的反馈则可类比于公民意识于社会体制的不断碰撞，这两者从宏观上大致要五五开，才能有一个近似最优的结果，一旦一方泛滥，那么只会离我们最初的起点越来越远。

　　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我们华夏文化的优质基因，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存在在在这个世界上是自豪的，希望我们的体制改革能够稳健推进，向着优质民主前进。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四)：改革：三个问题与三个阶段

　　《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36.00元。

　　为什么要改革：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南方讲话被认为推动了其后的改革进程，一扫彼时僵持的争论和分歧。20年后的今天，改革仍然是各方的话语和旗帜。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突出，贫富悬殊，人们表现得焦虑不安，对一切社会矛盾深恶痛绝，同时又翘首以盼，希望社会短时期内能更加完美。

　　相比当年，改革更加迫切，已是各方少有的共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在任何制度下，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只是怎么改，改革往哪里去，改革的动力如何凝聚已经不如从前统一，人们争论不已。

　　郑永年一直关注中国改革。早先推出《改革及其敌人》后，他最近又推出《中国：改革三步走》，进一步阐释在改革的关口，如何认清形势、凝聚动力、以及改革向哪里去的问题。并提出中国改革应该分步骤进行，各个阶段应该有主体性改革，改革可以采取分解式策略进行，仿佛为改革设定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中国：改革三步走》提出中国改革可以分步实行，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改革应该有主体性方向，每个阶段都要解决相应的问题，特定时期设定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是辅助性的。

　　当然，该书也是作者从实践调研出发的理论升华。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也在作者的观察中，郑永年提出，“尽管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是比较理想的次序，但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果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推进和深化，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作者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关键点上，如果解决不好当下的问题，未来的方向以及选举民主的趋势会受到影响，甚至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也会付诸流水，“政治一旦激进化，就很难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政治过程很难加以控制”。

　　要改革什么“三步走”

　　作为社会的成员、国家的公民，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就社会未来发展，就达致美好社会的方式发表意见和建议。如果改革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肯定会对错综复杂的改革有促进作用。郑永年说，“中国正处于改革高潮期，任何改革话题都不应当具有敏感性。任何时候只要改革成了敏感话题，改革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

　　即便如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与矛盾，依然需要梳理事实，排列各个事项的轻重缓急，提出一定时间内的“改革议程”。这不同于改革与否的争论，与利益取舍相异，更不是“主义之争”，而关乎实践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繁复现实的敏感程度。如果依然停留在左与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争论的层面，现实的问题将持续存在，永无解决之日。

　　《中国：改革三步走》可贵之处，即在于其从问题出发，将目前的诸种矛盾梳理归类，从大处提出改革策略，并尽量细化到政策取舍中。开篇即提出，“三步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的一个基本观察。

　　郑永年提出，中国改革应该按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顺序来分步进行。经济持续发展是得益于此前的改革，目前仍享受着改革的“红利”。只有经济发展配合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发展，才能支撑政治民主化的最终实现，一味追求选举民主，则会滑向“劣质民主”，只有民主，没有民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社会改革的滞后，造成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难以在社会层面化解，权力阶层和普通公民之间缺少足够的公共空间，社会关系因此变得非常紧张。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政治改革也缺乏支撑。

　　中国的改革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相对应的“主体性”改革。郑永年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目前社会改革应是当下的主体性改革。如果越过社会改革，直接推行民主化，会使社会变得激进化，滋生更多难以控制的元素。主体性改革不妨碍其他领域辅助性改革的推行。

　　不过犬牙交错的矛盾比理论复杂得多。一旦衔接不顺，就会引起严重后果。比如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但制度设计滞后，在舆论激荡之下，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施加压力，民粹主义也会趁机复苏。

　　中国的改革模式与东欧及西方改革模式的利弊，学术界也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议。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渐进式改革，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时代，改革变得愈加艰难、阻力重重。即使有再好的路线，再好的前景和理论洞见，无法实施又有什么用？

　　改革还是必须回到执行力的问题，郑永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出的方子是“国家制度建设先行，民主化后行”。

　　要怎么改革：“国家制度建设先行，民主化后行”

　　即使只有需要改革的共识，也是非常珍贵的。即使关于改革的措施和步骤有分歧，改革的迫切性依然难以掩盖。只有改革，才能维持稳定；只有改革，才能满足民众期望，不然焦虑和失望会继续蔓延；只有改革，才能不断使利益分配更趋合理，化解矛盾。

　　老一辈人早已看到改革的目标，只是囿于时间没有全部付诸实施。市场经济的方向，中产阶级社会，开放的政治体系等等，都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在各方压力之下，要重新凝聚动力，有步骤、有策略地推进改革。

　　郑永年认为，改革的动力是从下而上的，制度设计则应是从上而下的。目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财富分配体制依然是关键，需要打破停滞状态，向前推进。改革不应成为改革的阻力，当政者应不断团结新的改革力量，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保持社会的开放性，防止改革成果为固定集团把持。社会更是如此，流动性越来越差，而流动性差的社会将抑制人们的期望，迫使人们走向极端。

　　争议最多的政治改革，虽有持续呼吁，但分歧尤在。郑永年认为，虽然有“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区别，但选举民主依然是未来的方向。不过他也称，如果在社会激进化思潮推动下，急于推动民主，将会把社会导向“劣质民主”，因为民主也需要物质基础。

　　归结起来，在国内和全球的复杂形势下，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和刻不容缓。但失了章法、被动的改革，或许会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陷入纠结境地。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五)：改革就是“自负”的计划

　　读过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后，除了感佩郑先生有关改革思维中众多的闪光点外，还想到了哈耶克的一本书《致命的自负》。郑先生对于改革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我想我过多的赞扬不如读者自己去发掘，但是有一点是我个人的收获即明白了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改革就是一种计划，改革必须对改革对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并以此制定出符合逻辑的完整系统蓝图，之所以想起了《致命的自负》这本书就在于其猛烈抨击改革者的“自负”，它不相信改革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只是相信每个群众个体在推动事物中的作用，当然哈耶克主要在强调经济领域，那么我体会到的就是改革就是“自负”的计划，成功的改革是睿智的计划而失败的改革则是愚蠢的计划，而所谓将改革的命运交给群众个体无疑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种改革不是杂乱无章就是“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因此郑永年先生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就是其“自负”的充分体现，想想觉得“自负”的提法还是不太好听换成自信可能更加贴切一些。

　　《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围绕几个重点的词汇、概念展开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中产阶级、优质民主、劣质民主、皇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等，仅凭这些关键的概念我们就能够自己勾勒出一个改革的粗略图像，郑先生的思考则建立在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上，怎么能说他不“自负”、不自信？在我看来虽然目前不能急于下结论说他是睿智的，但我可以肯定他离睿智的计划已然不远了。所谓“改革三步走”这是郑先生中国改革的整体战略构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逻辑演绎过程，在他看来必须要有经济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说的物质基础在我理解并非单单指国家的改革储备，还有群众的生活基准的上升。

　　经济改革在邓小平的决心和努力之下已然打开一片天空，尽管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不完善，但基本的框架已经建立并开始运转，中国目前的经济效益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却并没有能够为政权稳定提供坚强保证，要知道蛋糕做大只是一个整体成果问题，要让每个民众切实感受到才是真正的成功，达致成功的方法就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要面临的问题已经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了，要这样讲就是因为很多经济改革的精英都把一种适应范围很窄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广而用之，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带来的恶果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在于中产阶级没有真正的确立起来；在于富二代、官二代的出现。郑先生认为社会平衡的关键力量就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只要中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有广泛认同，那么社会政治就肯定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不健全，人们总是成为物质的奴隶没有办法超脱于其外而展开自己的抱负，这样即使在收入上能够衡量出中等水平的一群人也无法真正称得上“中产”，变化的瞬息会让中产变成“低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新自由主义衍生出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能作为我们的选项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社会畸瘤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他们的产生造成了社会与政府的互不信任、造成了社会严重的分层并由此产生的层级对立。这些社会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改革首先就要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努力，要强化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建设以及努力将蛋糕分好，让众人了解到蛋糕不单单是国家的更是要惠及广大民众的，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上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在物质基础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就要明白共同富裕的重要性，重庆市委书记曾经表达过共同富裕已经是时候做了，晚做不如早做这样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中国共产党从立党开始就以让全体人民群众幸福为根本初衷，那么就不能轻视社会改革这一承前启后并巩固执政权的重要议程，但是就像很多改革一样社会改革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当属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挣扎为明显的了。自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份子后，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一党执政，想也知道长期执政的一个政党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官僚体系的僵化就是现实问题之一，在这个体系中和体系外都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上从来不会手软，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并且成功就一定要学会与这些利益集团打交道，而这一过程不能漫长但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布局的合理化作为改革的最高要求，但是触碰利益集团就要谈及政治改革这一改革非常敏感和高风险化，它的进行要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整体上具有先后次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同步展开互相发挥作用以促进相互的发展成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有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只重视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那么他一定是无知的。领袖权威时代已然过去，即使今天仍然由共产党一党执政但它也已经成为集体领导的体制，郑先生认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皇权象征的延续，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政党毕竟和个人不同，它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家族僵化不变的特征，通过考试也有人才的更新。

　　郑先生的对于中国政治的思考显然已经非常深入了，但是一些观点我还是不能认同，可以说它们还是有商榷的余地。司法独立的问题在郑先生看来是对执政党执政的巨大帮助，从理论和逻辑上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党对立法权的掌控根本不用担心司法体系对党的领导权构成什么威胁，但是司法上的问题可以说是异常复杂的，我认为仅仅对立法的掌控并不能阻止一些异见派利用法律空子来夺取领导权，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不存在立法，也就一定会出现法律上的操作。政治改革中领导地位的认定是非常重要的，郑先生认为这场重大的改革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非常切合实际和睿智的当然这样说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但是只要是把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当回事的人一定会这样说，只有这个政党最有能力和力量来做这件事，但是他还认为共产党应该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广泛开放性，这一点就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关键。开放性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亦清楚开放性都要有一个界限，任何政党尤其属于意识形态型、具有明确党纲和宗旨的政党都要对党员的意志和入党动机进行把关，否则党建就是失败的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亡党，苏共就是例子。至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并不是以思想建党为根本，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后直接成为了一个为政权而存活的政党，它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远大的政治理想，因此它采取的广泛吸收社会精英的方法可行，但我并不认为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和人民行动党这样的政党的经验能够随意的套在中国的身上。

　　当然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中，我认为郑永年先生着墨最多、思考最深刻还是在政治改革上，他的一些思维也让我一些潜在的多年的思考突然迸发了出来。在政治改革中要突出注意的一问题还有行政体系的改革，当然我并不认为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分得非常清楚，长期的执政导致很多官员由于公务员的事务工作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行政官僚，那么改革首要的问题就是加快去官僚化并强政治化，我们必须清楚国家的领导和政治的实践必须让有远大政治理想和深刻政治思想的人来履行，而非技术官僚他们在做行政事务方面也许很有心得，但是在引领政治进步时显得非常的迟缓和无章法。其次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上，我几年前就专门思考并写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所谓政令难行、不能令行禁止都是当前的政治难题，但是总有人写文章和大声疾呼加强地方自主权如此云云，事实上问题就是中央权力弱化的严重了应该适时加大中央权力，在具体的权力划分上可以有所取舍，但总体上要保证中央正确的政治意志能够真正的施行、实践，对于郑先生所说要把一部分权力交由社会来掌控，我很疑惑的就是社会并非是一个牢固的实体，到底是由什么作为主体来接掌权力呢？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的问题是郑先生提出来的，可以说非常的到位他认为如果国家制度准备不足，达不到优质民主那就不要急于民主化，因为劣质的民主比任何东西都坏。这一点确有例证，东南亚、西亚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那些劣质民主表现已经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我认同郑先生的观点我一再的认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民众的幸福并非民主的选举游戏，实质上来讲民主选举的目标就是为了有一个大家信赖的人来为大家的幸福打拼，但是很多选举下来大家看到的并非是精明的反对党上台，而是一个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上台，但是其政策方针依旧因为利益集团的压力延续着之前的东西，所谓的改变只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而已。

　　《中国改革三步走》可能是我看到的有关中国改革的著作中最有内容和最现实的一部，郑永年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调研与中国的政治实际进行了比较分析，看来是非常有效果的尽管我不能说完全赞同郑先生的观点，但我却可以说郑先生提出的观点应该能给中国改革的领导者以帮助，他的观点是从负责任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一些所谓的右派无聊的反对和攻击。要知道中国的改革是要牵动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群体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改革三步走》是非常“自负”的计划，而郑先生则是非常“自负”的人，这个“自负”相信会对中国改革本身带来巨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