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是一本由亨利·基辛格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8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外交》读后感(一)：基辛格的独特历史见解

　　2018阅读之34，基辛格 《大外交》，对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到二战之间的三百多年的历史写的很仔细，尤其是对于欧洲均势形势的分析，欧洲国家都有其外交天才，比如法国的黎塞留，奥地利的梅特涅，德国的俾斯麦和史特瑞斯曼，也有其破坏前人努力的狂妄者，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德国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等等，英国作为欧洲大陆均势的关键，往往只在实质性的威胁存在时才采取实质性行动来平衡均势，避免均势在欧洲大陆失衡。对于狂妄者而言，再多的谋略比不上一时头脑的狂热，一战和二战都是如此。对于战后冷战的发生和结束，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应该在追求现实利益和道德选择这两点上取得平衡，即在行动中要明确自己的所追求的现实利益到底是什么，这是自朝鲜战争到越战美国四任总统所花费无数代价所买来的教训。苏联也正如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中一样，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开始就结束了它的生命。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书。

　　《大外交》读后感(二)：《大外交》笔记（待续）

　　170403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基辛格认为，（1）均势是一种基于历史初始条件（同时存在实力相差不多的多个国家）的结果。军事政策，是把这一状态作为外交的指导原则，以便各国能稳定缓和，不表示均势下的各国会停止相互攻伐。

　　（2）与经典欧洲均势政策相比，美国外交兼有道德性。美国的立国条件与欧洲不同，美国认为战争根源在于相关国家的贪婪。

　　（3）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是分散与全球化分别发扬光大的时代。在冷战这一美国外交的重要时期，各国的政治均势与经济地位并不均衡，后冷战时期，这种不均衡将会缩小，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也会削弱，多国体系形成（美、欧、俄、中、日、印）。全球化则受益于技术因素推动。

　　对于基辛格的质疑主要在于，道德在现代美国政治中作用几何。美国总统的行政与外交权力很大 ，现代社会控制技术导致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塑造“民意”，因此可以说，极少数决策精英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与决策，最多加上一些利益集团。除非道德因素成为该群体的稳定共识，否则美国外交的道德性并无一个稳定基础；基辛格此言，美化美国与提供行动理由的嫌疑更大，我们无从怀疑其动机，但至少其道德说是一面之词。道德的背后是算计，这似乎更接近常识。

　　《大外交》读后感(三)：打动人心的著作

　　基辛格的大外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反复是穿越了时空，而回到了过去，仿佛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黎世留、梅特涅、俾斯麦，这些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进行的思考，最后所作出的决定历史走向的。基辛格把他们这段时间内的心理活动，能写得这样如此惟妙惟肖。使读者基辛格著作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我想这是因为，基辛格既是一名优秀国关学者，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这使他深深懂得外交决策者，在进行外交决策的时候，心理活动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在diplomacy P,98 他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失败，一国既想大刀阔斧地改变，又不愿意放手一搏，最后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对拿破仑三世一生外交政策的真实的写照。这段评语，也只有身为外交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基辛格能够写得出来。而其他的国关学者，是很难写的出来。

　　因为，他们只有优秀的学者，而不是出色外交官。而他们的著作，更多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和分析，这些外交决策者的心理活动，而不是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外交政策者，在决策的时候，价值取向是什么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著作相对于其他国关大师的著作，更能打动人心

　　《大外交》读后感(四)：读书随想

　　对于一个纯属慕名而读全无当时历史功底的读者而言，阅读本书确实很累。而在看完前三十章之后，才发现作者之所以如此详尽分析三百年漫长的各国外交演变、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等等等等都是为了末章的一句话：

　　“忽略历史者必将重蹈历史覆辙。”

　　而在这似长非长的三百年中，均势与威尔逊，孤立与扩张却已反反复复了几个轮回，其中确不失重蹈覆辙者。

　　‘

　　作者以从古至今洋洋洒洒三十章的外交史来为其末章”当今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铺路，在末章中对21世纪后20年的外交秩序的展望，在本人来看才是全书的高潮所在，虽相较其他章节篇幅略短，但其中显示出作者对各国的政、经、文了解之透彻，绝非本人这等爱好者可为其评书。

　　而阅读全书最感慨的便是：虽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均不相同，但每个国家也始终无法躲过各自的领导人、民众、官僚体系、对他国认识等诸要素的力角与撕扯。

　　外交政策始终是领导人站在民众无法企及的高度（不论是对外情报还是对内情报）所看到的远见而做出的政策，民众不论分成多少派别去不满领导人引领他们前去的方向，但由历史看来很多时候确实是民众的短视。

　　民众却是不得不安抚的。而领导人若安抚大众舆论而举起如民族主义的大旗时，却又往往与真正对国家长期有利的外交方向相悖。而且一旦以民族主义满足大众舆论时，更易激起其他国家反应而最终陷入一种零和的僵化模式中，再没有退路之时只能陷入战争的泥潭，即便胜利也是自损八百的结果。

　　若以此思索当前形势也是如此。

　　.S.1：全书以美国的视角解释其外交政策，而作者也确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者之一，但看其介绍美国外交政策有种“美国就是心中充满真善美的肌肉男“，实在有种过于理想主义之感，难以服人。

　　.S.2：全书末尾”本书的所有不足时我一个人造成的。“此句一出让人顿时拜倒在其风度之下诶。

　　《大外交》读后感(五)：美国：信我，我的价值观通往康庄大道

　　看完基辛格的《大外交》这本书，基本完全相信了地缘政治说。因为拥有相对独立的领土而受益的国家不少，美国、中国、埃及等等。

　　美国地理优势带来了好处，让ta拥有连续的和平生活，也因此并不能去完全理解欧洲和俄罗斯的战乱。在世界大战和随之的冷战阶段，ta都渴望通过输出公平、民主的价值观，感化那些动荡地区的首领们。

　　美国例外说，就是指美国的与众不同。

　　而欧洲及以东的这些地方，跟美国的地缘情况天壤之别。正如豆瓣“木遥”总结的——“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

　　生生相息的事情，又岂是价值观可以感化。民主、平等这些理念，熄灭不了领土争端和炮火，这些抽象的道德标准，远没有土地和武器看起来实在。

　　所以这些国家，更相信利益至上。如豆瓣“汉璟”所说——“基辛格在书中提及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越南的胡志明、黎德寿，统统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的操盘手，唯国际利益优先，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信徒。斯大林二战时期左右逢源，与希特勒合谋瓜分波兰，后来又与盟国一同抵御纳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采用军事干预手段压服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中国将意识形态对立放置一边，与美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 他们是摇摆不定的，为了利益可以放弃所谓的原则。

　　所以，美国告诉他们的，他们不信。这点在斯大林身上尤为明显，美国的道德理念和一切示好，在他看来都是掩盖着利益诉求的遮羞布。

　　道不同，难相谋。这点其实也拖累了美国的步伐，如果按照同苏联一样的思路来，美国拥有核武器的领先性，不整这些“虚头巴脑”的理论，早就可以制住苏联，也就没有了漫长的冷战。君子之道，反倒使遏制持续了太久。

　　《大外交》读后感(六)：好书是好书 很好 不过······

　　买了一堆书就怕看不完了 汗 花了8天时间把这部书看了一遍，

　　基辛格的文笔常有搞笑奇妙之处，作为美国外交旋转门效应的最佳体现，集学者与决策者于一身的基同志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领袖及决策层在外交过程中的作用描述的淋漓尽致，诚如金灿荣教授所言：这本书值得一读在读，另外也确实看到其颇能体现规避胜利的风险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纵观冷战结束前的历史，娓娓道来颇具力道，当然基同志在描写共产主义时真是不遗余力地用最恶毒的言语进行攻击，而在分析判断美国的外交战略演变时，充满了悲天悯人，无可奈何，倘不这样世界将如何的救世主气息，尽管他也在最后一章一再提醒注意力量运用的节制，注意把高举理想主义大旗与真实地夺取地缘政治利益进行有机结合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反复地强调：美国的天性是道德，美国的人性观是相信人性善，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为了真正的人类福祉而进行的······诸如此类。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基氏如此具有传教士的水准和热忱，而且在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头衔下，可以把那种迫不得已才开始进行地缘政治分析、国家利益研判的楚楚可怜十分不情愿的神态扮得这么像，在我看来意识形态掩盖了美国外交目标的真实利益所在，当然马克思主义观点可能也会支持这一看法，不过在基氏眼里，恐怕意识形态本身是道德的现实体现，美国高举的意识形态的大旗：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就内容来说，抛去这种令人作呕的教师爷口气，——当然这本身就是值得读者多读几遍来批判性反思的绝佳文本——之外。此书堪称句句珠玑也不为过，若是寻章摘句难免挂一漏万，我以前因为这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心中不免有些轻慢，如今看下来，70多万字的巨著，错的字数也不算离谱，而且用得译本是台湾同胞地，这两位翻译的读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并不觉得如何语言隔阂，也许有大陆校勘润色亦未可知。 回头有时间把英文版再读读，肯定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中文译本真是装，非得叫“大外交”，人家英文本就是个“外交”嘛···搞得明明是砖头四国，非要叫“金砖”一样，这倒也无伤大雅，不过留下诙谐的一笔罢了，

　　另外这次修订版不知道修订的是什么东东，想来封皮换了不能全算修订吧，貌似是素雅了不少 不过减掉一星不为了这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若干错字，实在是批评这个出版社之责任心，我还纳闷，如此巨著难道原版无注释？无附录？无索引？无图例？无图片介绍？考！ 原来都有，都给删了我勒个去，私以为真正滴用心做一下这本巨著，真正滴修订版应该把这些都修上

　　《大外交》读后感(七)：兼听则明

　　值得思考的书~

　　考研之前，想着翻看一下，

　　后来怕打乱复习思路，就放了下来。

　　这一搁置，就是半年多~

　　从考试完开始看，到现在，看的断断续续...

　　上次出去爬山，听学霸们议论3天看了200页英文书。

　　伤的我一个3天看了200页大外交译本的小二笔

　　一路上都不敢吡咯一句...

　　关于很多国际政治的内容，我是个小彩笔

　　不予赘述，深刻的觉得只有读更多的书

　　有对比，有提高才行。

　　只是唯一不得不提的，是基辛格说

　　当代的美国，是以弘扬威尔逊主义的价值观为主，

　　来实行他们的推行美式价值观的全球战略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两国所宣扬的价值观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宣传手段，不论是书籍，还是电影什么，

　　不同于很多我们国家很多形式主义的书本，新闻报道一样。

　　也许目的相同，但方法大相庭径

　　先说我国

　　貌似很有道理，却无比刻意的显现出一种又红又专的样貌。

　　比如令人哭笑不得的每年在咱们横店的抗日壮举~

　　更不用说一些军旅题材的剧了，

　　男的帅，女的俊，啥科目都是一练就会，伪装网能砸下无人机...

　　连最能体现战斗力的叠被子和刷坑都没能表现出来...

　　而基辛格的书，特别是在近现代提到美国的时候

　　也类似于其他的~

　　其实也并没有某些公知们宣扬的那么的客观。

　　同样有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抨击，

　　同样有对国家错误策略的一笔带过。

　　只是从出发点来说，比起某些一味歌功颂德的宣传读物

　　这本书更值得让人细细咀嚼。

　　不论我们是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其实相比之下，比起他宣传的这种，

　　美国是以道德标准，价值观来决定自己的全球战略

　　我更觉得，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

　　美国所选择的，仍旧是一条现实政治道路。

　　不得不承认的是，就公民的整体道德素质而言，

　　还是跟老美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然，我觉得这与物质水平的差距有关，

　　不过归根到底，强调再多的理由，能有用？

　　再怎么学习中央指示文件精神，

　　时间也耗了，回去以后，

　　想混的继续混，想贪得继续贪

　　就这么落实

　　“实干兴邦”这四个字的嘛~

　　对于中国正走在发展的路上，我深信不移。

　　而特别我自己，选择走这条路，

　　放宽自己的眼界，尤为重要。

　　作为个人，很害怕听不到批评的声音

　　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

　　所以就，多读多看多听呗~

　　在参考了多方意见后，多想想

　　让中二水平的我

　　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时，

　　能看的更清晰。

　　《大外交》读后感(八)：读罢基辛格《大外交》余思

　　基辛格之著作《大外交》在国际关系界地位隆隆，闲暇几天读毕，趁热打铁，写下一些思考。

　　在基辛格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似乎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法，而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反而更趋于理想主义。基辛格在书中提及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越南的胡志明、黎德寿，统统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的操盘手，唯国际利益优先，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信徒。斯大林二战时期左右逢源，与希特勒合谋瓜分波兰，后来又与盟国一同抵御纳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采用军事干预手段压服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中国将意识形态对立放置一边，与美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北越入侵柬埔寨，从地缘政治视角布局外交行为。而二战后的美国总统，除尼克松外，都被认为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民主价值主导了对外关系，出兵朝鲜、越南捍卫非共产主义政权，在柏林危机中与苏联对峙等等都是出于美国例外论的考量。

　　其次是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基辛格评论苏联解体时有这样一种思考：冷战开始前，苏联可能未必想在国际社会中“捣乱”，但是西方阵营由于意识形态的天然敌视，揭开冷战序幕，采取遏制政策，触发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衡行为，从而建构了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关系。这与建构主义对冷战的解释相合。此外，领导人的性格也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的激进、轻狂、暴躁性格加速了二战的爆发，战后多位美国总统长期想要通过美苏领导人直接对话消除误解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的温文尔雅促进了冷战的缓和。

　　基辛格还认为，当代的世界强国，似乎都不是显著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由于几百年不断地扩张纳入了太多的异族与其他文化，中国也有许多民族与语言文化，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维系这些大国的更多是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而不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后开始滋长，法国大革命后走向兴盛，近代法国、德国称雄欧陆都被归因于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大国非显著民族国家的趋势是否预示了全球化发展到当代导致民族国家衰落之倾向？

　　读越南战争三章，深刻体会到国内政治对国家外交行为的重大影响。越战之初，美国领导层与民众价值相通，美国大量派兵到越南保卫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而后期，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而陷入泥淖，国内反战声音导致美国不得不对北越让步退出战争，美国总统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选民的选票。北越也进行舆论宣传，不放过利用美国民意胁迫美国政府的任何机会。

　　通读全书，让人有一种感觉，基辛格对诸多外交行为评论虽深刻独到，但受制于个人经历和情感太甚。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深刻的偏见，对希特勒和杜勒斯评价过于情绪化。基辛格那代人经历了太多战争时刻，对世界爆发战争冲突更加敏感。而至于我，对当代世界爆发全面冲突始终抱持乐观态度，这有对当前世界局势判断的因素，当然也存在生活于和平年代的原因。

　　《大外交》读后感(九)：【笔记】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但当时的人却左右为难

　　1p 外交是哲学，不只是行政问题。

　　2p 威尔逊主义：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对美好的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

　　4p 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而且，理想主义很容易退化为逃避主义或孤立主义。

　　7p 防止战争不但是外交挑战，还是法律挑战。

　　12p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

　　14p 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

　　24p 伟大的总统必须是教育家，在人民经验与前景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

　　25p 老罗斯福：国家若不能靠本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也不可能由国际社会加以护卫。罪助长不公平的莫过于自由而开明的民族故意造成自己无能为力，却坐视专制及野蛮者武装自己。

　　32p 身经百战的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是本身所生存的世界；但是在宗教热忱的先知眼里，“现实”世界却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境界。

　　34p 威尔逊：除非美国在全球传播自由，否则美国的实力便会萎缩。而世界必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

　　51p 政治证言：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智仅能尽力顺应强者的意见。的

　　52p 一旦各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要有所成就便相当困难。

　　53p 要完全消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设法约束或节制人性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56p 在看似混乱，各方一味追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渐渐地出现了一种平衡。但这并非是各方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没有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屈服、从而建立起帝国的地步。

　　72p 梅特涅：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其客观存在当作立法对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反受束缚。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而非来自君王的命令。

　　82p 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界，因此有缓和权利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却有相反的作用：它唯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

　　86p 对于英国来说：任何务实政策都不能带感情，要能全身而退，也要以某种固定原则为基础，以免乱枪打鸟、漫无目标。

　　102p 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的领导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

　　111p 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

　　117p 俾斯麦：所有的信仰均是相对的，政治家有责任在现实世界里把思想也当作一股势力，与其他相关的势力放在同一天平上加以评估；而各种因素应对以其对国家利益能有多大贡献，而非根据预设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其价值。

　　118p 成功往往令人极难以捉摸，因此人们在汲汲营营于追求成功之际，很少会多考虑到成功可能带来的反效果。

　　125p 出奇制胜的手段和高明灵活的手腕如果不能制度化，就会让继承者和竞争对手吃不消，后者面对如此的难以掌握，便会采取落后保守的方式来接受/应对。

　　126p 俾斯麦：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欲不表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

　　127p 领导人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而看不到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去，危机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是表示领导人已经无法掌控局势。政治人物若拼命想要投大众之所好，到头来只能是惨遭民意排斥唾弃。

　　197p 未能配合理性的政治目标来结盟，可导致列强们所认为的文明惨遭毁灭。每一个同盟都牵扯到太多利害关系，以致传统的欧洲协调外交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蒙在鼓里的外交末日机制。

　　202p 无论引起战争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只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的。

　　205p 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加上一触即发的军事战略，这种可怕的组合注定会引起大量流血牺牲。

　　215p 战争没有定数，而对速战速决取胜的痴迷，反使它身陷于消耗战中不得脱身。

　　232p 对枝节问题的没完没了，反而模糊了要紧的地方。

　　236p 在外交官之间，信任属于稀有物质。而“史无前例”这个词永远都有可疑之处，因为它实际突破的程度太受到历史、国内体制及地理等因素的限制。

　　244p 战争是利益起冲突的必然结果，与道德无涉。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属也不会只是一方的问题。

　　248p 传统结盟与集体安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的国家因同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

　　251p 联合国的确提供了一个方便外交官会面的场所，也是交换意见的好地方。但它未能首先集体安全的基本前提—防止战争及共同抵抗侵略。

　　261p 合约的谈判对手是胜战将领，不是哲学家。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强势一方认为谈判自有其运作规则，高估谈判作用的情况下，便可以采取拖延战术。

　　262p 尽管高唱革命论调，到头来国家利益仍称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并抬举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真理，不下于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核心。

　　271p 基本的军事弱点明了该国外交政策的限制、性质及办法。

　　288p 派出调查团是外交官们希望不必有所作为时的标准政策。这种调查委员会需要时间来筹组和进行调查，然后达成共识，到这个阶段，运气好的话，问题本身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291p 全凭直觉虽然能让新鲜刺激和投其所好的兴旺发达，但也会让持续努力的枯萎凋零。

　　291p 煽动术的秘诀在于能够将情绪及挫折感压缩到关键性的一刻：让其追随者及一般观众感到满足，并与他们建立一种催眠的、近乎感官的关系。

　　303p 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但当时的人却左右为难。

　　306p 情报单位负责给政治领袖的决定找出理论依据。决策者根本不是受制于情报专家的可怜虫，恰恰相反，分析情报必须跟着政策方向走。

　　310p 国际联盟的主流思想及集体安全的理论主张：必须反抗的是造成改变的方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国际之所以走向战场是为反抗改变的事实。

　　335p 太热衷的态度很少能加速谈判的进行。凡有经验的政治家绝不会因为对谈者的敦促就轻易点头；反而会利用对方的急切去设法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355p 希特勒相信意志力可以克服一切障碍。每当遭到反抗，他典型的反应便是将其当做对他个人的挑战。希特勒从不能等待时机成熟，只因为等待意味着情势可能超越他的意志。而斯大林不仅更沉得住气，而且因为是共产党人，所以更尊重历史，从来不会孤注一掷，也不会坚守道德和原则，而善于利用意识形态和谋略权术为现实政治服务。

　　357p 斯大林易于把对手看作是他所引以为傲的同样的老谋深算、客观理性。这使得他低估了自己强硬不妥协可能造成的后果，又高估自己示好所能发挥的余地。这种态度破坏了二战后他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

　　362p 伟大的领袖总是孤单的。他们不同凡响之处来自于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未来的挑战。

　　374p 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起桥梁。但他也必须愿意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即耐心沉着地达成他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一步步教导人民他们所需面对的问题。让大众根据自己的观念来筛选他的呼吁，最终走向他的最终目的。

　　374p 每一位伟大的领袖一定都具有慧黠的特质，能够将社会面临的挑战加以简化，有时是简化目标，有时是简化其艰巨的程度。但最后判定成败的标准在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否能具体反映社会真正的价值观及挑战真正的本质。

　　383p 罗斯福了解，唯有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人才会支持军事备战；但要让美国人走上战场，他深知必须诉诸大众的理想主义。参战的目的就要包含对新世界秩序有某种愿景。

　　383p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们唯一能接受的世界是尊重言论的自由，人人能够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394p 在罗斯福心中，丘吉尔是他战时的亲密战友；而斯大林是他维持战后的亲密伙伴。

　　419p 杜鲁门：如果总统知道本身想要什么，任何官僚都不可能制止他的作为。身为总统，必须知道何时停止接纳忠告地乾纲独断。

　　420p 杜鲁门真心崇拜罗斯福，但是最后却必须与每位新任总统一样，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重塑他的职位。

　　438p 先知在他们本国很少受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超越了所处社会人的经验和想象力范围。只有在其远见被转为时人的经验时，他们才能收到承认—此时想要因其远见而受惠，为时不久矣。

　　440p 丘吉尔：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

　　448p 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总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此后，美苏冲突解决之道只有苏联改变其宗旨，或苏联制度灭亡，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450p 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可谓是内在于苏共哲学中的本质，而且也是苏共国内制度运作的本质。就其国内而言，党是唯一有组织的群体，社会的其他部门为散布的未发展的群体。

　　464p 丘吉尔：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

　　478p 政策的艺术就是创造出可以影响敌手评判的一种利害得失之评估。

　　483p 如果不让政治和外交来界定战争目标，那么每一项冲突都会自动变成全面战争，在核武器时代，这绝对不容轻忽。而反过来，只有战场上的压力，才能促成谈判。否则一旦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了对手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发对手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499p 道德箴言是真实的，法律责任也有意义。现实政治不应超越这些底线。

　　502p 在德国领袖阿登纳看来，内心的安全感得自于信仰，多于来自理性分析。精力与力量完全不同。

　　506p 僵持对峙的代价就是辩论重心由谈判的实质内容转变成是否需要谈判。

　　507p 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英国或许偶尔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应辩应否谈判。

　　519p 唯有野心无穷大的奴仆，才会忍受略犯小错就遭处死或终身流放劳改营的恐怖邪恶我，或者只因独裁者本身政策转变并遭受横逆欺压，而敢怒不敢言。

　　526p 独立运动领袖虽然口中亦高唱民族调子，却缺乏美国制宪先贤的坚定，没有真诚虔信制衡的信仰，大多数反而以威权作风统治，而且几乎全都把矛盾冲突视为推翻现有政权的良机。

　　527p 纳赛尔：利用一切动机，让每一个竞争者相互对抗。

　　533p 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在一战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

　　541p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联合国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547p 在现实外交领域里，至少有一部分是涉及分辨敌友和个案区分的。而非国际法那样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和平绥靖在现实里是无法解决一切争端的。

　　549p 没有人永远都对，也没有人会错到一无是处。因此，一面倒的称赞或批评，其偏倚必然是基于利益衡量，而非道德判断。

　　556p 和每次试图改革一样，自由化必定会打开反共闸门。

　　557p 自由欧洲电台鼓舞当地民众伺机起义，但它的论调并不是官方立场，它支持的“解放”只是字意上那么具有好战味道。不幸的是，美国政府财物支持的机构发出的论调是“个人观点”或“官方立场”，其间区别何在，东欧自由斗士极难理解。

　　571p 共产主义倾向于把其认定的有利的均势变化，化为外交利益。从来未能把它对政府和媒体的掌控，转化成使得民众接纳它。

　　602p 在整合期间，每个阵营相互碰撞，都有企图打破对方势力范围的动作，最后形成稳定。而正好就是稳定感，使得整合后内部潜在的歧见得以浮现出来。

　　604p 英国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缺来自大西洋的彼岸。

　　605p 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事务应用时，会自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624p 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632p 肯尼迪：在只有面前，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639p 在3/4的领土上享有100%的安全，可比在全部的领土上，只有75%的安全，要好得太多了。

　　713p 越战失败所要汲取的教训有三点：一是在投入战争前，应该对将要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还要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二是投入战争后，胜利无可替代。匆促执行不能缓和恐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民众意志。这就需要仔细评估政治目标，并且在决定参战前先评估达成目标的军事战略；三是如果国家内部互相争战的各党各派没有最低限度的自制，就没有办法执行严肃的外交政策。换言之，团结不仅是责任，也是希望之所在。

　　713p 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行为。

　　714p 内省检讨能让恢复自信，而过度伸张（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715p 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虽然他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预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灭亡，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籍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

　　719p 在尼克松的认知里，世界有友有敌；有合作领域，也有利害冲突。和平、和谐不是事物之本然，而是在扰攘不安的世界里偶见之绿洲，要靠十足的努力才能维持安定。

　　720p 美国社会的本质矛盾：迫切需要被人视为冷静精明，可是又得依赖从传统理想主义中汲取内在力量。

　　726p 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能吸引眼球的部分以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

　　729p 尼克松没有把美苏关系看作“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

　　743p 先谈观念，回避实际问题，能够缓和初期的接触，双方见解不一的部分能够给双方有同感的主题赋予重要意义；不要不谈观念而就一个问题纠缠不休，这是令对手疲乏而不是被说服，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

　　758p 传统价值不能迅速彻底解决问题。人们仍需要理想来提供内在力量，走过混沌，通往人人希望比过去更美好的世界，可是这条路却一直未能走完。

　　761p 在多元世界里，变迁必须通过演变，这就需要有耐心。

　　804p 高层政治绝对不能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如果领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地位就会下滑。

　　807p 改革的企图在根深蒂固的现状之重压下必定失败。大国政府好比超级大游轮，掉头转身半径巨大。它的领袖在寻求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去监督官僚实际执行的每一个细节。这也就导致大国政府的政策变革步伐不但极其缓慢，还容易换汤不换药。

　　808p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不但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

　　809p 后人容易把失败归咎于个人，而非环境。

　　814p 革命往往吞噬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

　　820p 习于纪律，则难以立刻适应宽容与妥协，

　　831p 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意愿做后盾，会使其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

　　《大外交》读后感(十)：摘要及评论

　　政治家都有一个两难的苦恼，即选择的余地最大时，能掌握的信息往往最少。等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抉择的空间又已荡然无存。

　　他分析当时是一场策略和实力之间的斗争。除非实力悬殊，而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否则策略专家便会占上风，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在计划之中，而只有实力的对手却只能被动的应战。他承认英国与法、俄有许多重大歧见，但估量可以达成妥协，因为这些歧见均反映确切因而是有限度的目标。而德国的外交如此令人感到威胁，正因为其无休止的全球挑衅范围之广，可远至南非、摩洛哥及远东，而背后却看不出明确的动机。此外德国积极建立海上势力，“与大英帝国之存续相违”。（中国不在于不做什么，而在于做什么。中国老是解释不做什么。）

　　克劳以为德国的任性而为势必造成冲突：“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

　　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

　　他的主张颇符合现实政治信条。他指出决定稳定与否的是结构而

　　非动机：德国的意图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其能力。他提出两个假设：

　　“德国或明确以整体政治霸权及海上优势为目标，威胁

　　着邻国的独立，最终并危及英国之生存；抑或以其居国际列

　　强之一，德国可自在运用其合法地位及影响力，设法促进其

　　海外商业，传播德国文化之优点，展延其发挥国力之范围，

　　并随时随地善用和平之机会于全世界创造德国之新利益。”

　　克劳却亟力认为如此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德国实力不断增长势必带来野心的诱惑，到最后野心必会凌驾这两种情形之上：“显而易见次一种图谋（半自主性的演进，无法完全摆脱政策的引导）可于任何阶段进入前一刻意设计之图谋。甚至若演进策略得以实现，德国因而累积之地位对他国当必构成巨大威胁，不亚于‘恶意预谋’刻意征服所建立之地位可形成之威胁。”（欧洲对中国行为的论述的根源。）

　　明白将有危险发生的政治家必须做一根本的抉择。若他认为这个危险会与时俱增，便须设法防微杜渐。若他衡量情势后认为，危险是否会降临有赖几种情况意外或偶然地结合在一起，那不妨静观其变，让时间来解除危机。两百年前，黎塞留对法国遭敌意的包围可能带来什么危险知之甚详，而避免这成为事实便是他政策的核心。但他也明白可能造成这个危险的各个因素。他判断操之过急反会使法国的四邻连成一气。因此他以时间为盟友，耐心地等待法国诸敌手之间潜在的意见不合逐渐曝光。然后等这些歧见已不可调和时，才让法国加入战争。（一带一路也有些操之过急，目前已经发生，所以可以放缓。）

　　不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取决于彼此相对的实力。西方国家应该少花些时间于估量希特勒的动机，多花些时间来制衡德国日益壮大的实力。

　　这些东欧国家便有义务保护法国，即使明知道德国先解决法国之后就要转向东方也不例外。这是虚有其表，甚至可说是令人同情的姿态。这种联盟如果是着眼于由法国保护东欧新兴的弱国，会比较合理。如果是共同对付德国使其腹背受敌的协防条约，就不合适了。东欧各国不足以在东面钳制德国；要它们对德采取攻势以解除法国的压力更是天方夜谭。

　　外交政策若不考虑真正的权力关系，而只靠对另一方真正企图的猜测，那无异于空中楼阁。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

　　鉴于各民主国与德国的社会结构相似，因此德苏之间的差距不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差距来得更大。简言之，他表达了决心保留行动自由，并打算在任何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把苏联的友好态度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一方。（中国目前没有苏联的筹码，没有大国需要中国来制衡其他大国）

　　英国越是积极组织反希特勒联盟，斯大林就越会袖手旁观，好增加他与两方面谈判的价码（中国也应该等待，这样让各国选择筹码。不应该过急。在他们危机时召开会议。如苏联提议召开布达佩斯会议）

　　在英苏交换意见期间，苏方一反常态，对英国的提议比英国对苏联的信息回应要快得多。泰勒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比伦敦更热切想要结盟。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这多半是斯大林想要让英国留在谈判桌上，并不急于得到结论，至少在他确定希特勒的意向之前让谈判继续进行。

　　斯大林想必早知道德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将有碍于德国向东扩张，而且他并未提出苏联对等的互惠行动。因此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答复主要是在宣示，他认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应该包括哪些，同时也在警告对方，若此范围遭到侵犯他将加以反制，至少会有外交上的对策。

　　希特勒在发动攻势前会先提出重大的要求

　　民主社会中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向来十分复杂。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若将民众的经验奉为圭臬，固可换得一时的民心，却不免要遭后世的唾骂，因为他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领导者若太走在时代的前端，则难以获得民意的认同。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桥梁。但他也必须愿意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

　　每一位伟大的领袖一定都具有慧黠的特质，能够将社会面临的挑战加以简化，有时是简化其目标，有时是简化其艰巨的程度。但最后判定成败的标准在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否能具体反映社会真正的价值观及挑战真正的本质。

　　霍普金斯展现出绝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的作风，即使在陈述其最为坚持的立场时也避免显示出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们总是心存希望可以妥协，因此设法给谈话对象预留台阶。这套做法的反面就是，一旦美方谈判代表对另一方的信誉失去信心，他们就断然掉头而去，甚至还会极其僵硬，毫无通融转圜余地。

　　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

　　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

　　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

　　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所以美国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

　　英国一直坚持同苏联谈判，战后力促美国谈判，美国却和解。现在美国力促遏制，英国还是谈判。英国一直更主动。美国走了两个极端。所以丘吉尔力图在盟国两次最有实力时候谈判（一次是战后不久，一次是美有原子弹，苏联没有），是把力量用在外交的体现。但美国认为要先建立力量在抗衡。丘吉尔希望谈判后和苏联和解，到美国希望消灭。根源在于美国希望输出价值观，英国只求均势。

　　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犹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

　　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

　　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匈牙利的表现）

　　苏联军火注入动荡的中东之后，加速了东西竞逐争胜的程序，英国和美国最上乘的回应应该是孤立纳赛尔，直到情势证明苏联军火无助于他获致目标，届时如果纳赛尔放弃与苏联交结，甚至更妙的是他被比较温和的领袖取代，再发动大方的外交主动。这正就是二十年之后，美国对萨达特的策略，可是，1955年民主国家反其道而行；他们尽力迎合纳赛尔的需索，企图笼络他。纳塞尔利用冷战，将其作为筹码获利。

　　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

　　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苏联的军力被用来阻挡外界透视苏维埃制度与生俱来的不间断的内部斗争：

　　这反映出美国人标准的看法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因误解而产生，而不是因利益冲突所产生，并且没有人能来到美国亲历美国经验之后，还会对美国方式敌视！

　　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为当然，所以重点摆在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

　　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整个协议加起来就是，终止交战、南北越分治、政治结果留待未来解决。业余分析家往往举这类协议含糊不清为例，指责它令人混淆，也显示出谈判代表庸碌——这种指责日后也加在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上。然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类似日内瓦协议的含糊文件才反映出真实面貌；它们把可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完全知道日后的改良需有待新形势发展。有时候又爆发冲突，迫使双方检讨其作为。

　　他们最乐于攻讦最糟的和最优异的政府官员。他们攻击糟的官员是以“惩治”贪污、欺压良民的官吏做号召，争取民心；他们之所以攻讦最优秀的官员，因为这是阻止政府获得合法地位、阻碍有效率的治国服务的最佳办法。

　　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

　　黎德寿只有一个目标，可是美国身为超级大国却必须有多个目标。黎德寿决心以胜利作为其革命生涯的最高荣耀；美国却必须兼顾国内与国际因素衡量，还得兼顾越南的未来及维护美国的全球角色。黎德寿拿捏美国人的心理，就仿佛熟练的外科医师对患者下手术刀一般；尼克松政府则必须多处作战，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攻势外交。

　　战事结束，美国政府即准备接受再一次实力考验，因为经验告诉它，在执行协定时很可能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我们认为，在五万名美国子弟以身相殉后得到的协定，我们天经地义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护卫它。如果不是如此，任何美国对外签订的和平协定，只会是法定的投降文书。不去护卫和平的条件，等于是投降屈服。如果一个国家不被允许去执行和平条件，它不如放胆公开放弃其主张算了。

　　巴黎和平协定不会自行履行，从来没有一项协定会自动履行。北越依然以在其统治之下统一越南为目标，光凭在巴黎签署一份文件，不会使河内改变其永久目标。

　　评估有误，也就等于自欺欺人。

　　通常，能够上达到高级决策人士的问题，也都是复杂的问题；单纯、没有争议性的事情在下层政府已有共识而解决了。可见，一旦做成决定，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怀疑，决策者变成完全承诺；因此，他显示出的确定、自信表情，可能产生相当误导。甚至，这些错误的假象还经常因为官僚有自我表功的倾向而更深化。

　　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绝对不可取。

　　战煎熬中恢复。

　　第一，美国承诺投入战争之前，应该对它将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它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它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第二，当美国承诺而投入军事行动，它就别无选择要争取胜利，一如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胜利是无可替代的。”匆促执行不能缓和疑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美国民众的意志。

　　威尔逊领导的国家，对国际事务很陌生，但自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尼克松继承的社会却为挫折所困遏，国家的前途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建构可以达致的远程目标，以及面对拂逆是否不会自我怀疑还能维持这些目标。

　　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

　　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

　　“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与欧洲近似，但欧洲更加看重这个国家的实力，而不是行为，但两者都忽略动机。）

　　我深信，在甲地有危机或对峙冲突，在乙地却又真实合作，不能长久并存。我体会到前任政府的观点是：当我们在甲议题上发觉与苏联有共同利益，我们就力求获致协议，试图尽可能把它与另一处的冲突之上下波动隔离开来。这在文化或科学交流等许多双边实质问题上，可能相当稳健。但是，在当前的重大议题上，我相信我们必须寻求广泛推进，明白显示我们认为政治与军事议题之间有关联。”

　　选择某一地区关系去改善，却又在所有其他地区继续对峙，实在荒唐。在尼克松及其策士们看来，选择性的缓和紧张关系乃是必定会伤害民主国家的策略。根本没有道理把武器管制如此复杂、奥妙的题目，用以考验和平是否有希望，可是同时又听任苏联的武器暗助中东冲突，以至于在越南杀戮美国人。

　　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和缓创造出重大诱因。棋赛里，大家都知道抢夺越多地盘的人，选择就越大，而对方相形之下就会觉得限制重重。同理，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就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

　　当一个国家宣称放弃利用另外两方之间的冲突求利，事实上也就是宣示它有能力这么做，另两者最好节制自己以保持此一中立态势。同理，当一个国家表示她“深为关切”军事行动之可能性，也就是传达她将会帮助他确定的侵略行动之受害人——虽然帮助的方式尚未明白表示。

　　一再声称放弃与任何～个共产主义巨人勾结，等于是邀请他们都与华府改善关系，也等于是向他们警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后果自行负责。就某一程度而言，中国与苏联都计算到他们需要美国的善意，也担心美国偏向其敌手，因此他们都有诱因改善对美关系。两者也都被明白告知——的确，信息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明白读到——与华府拉近关系的先决条件就是节制，不得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基于这些原因，中美对话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协调观念与基本方法上。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详细分析的传统，也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为常经，何时应权变。

　　当时，中国需要重振信心，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有违其利益。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怕美国，甚至也不怕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她不会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挑战（不管美国在越南要怎么办），只关切来自苏联的威胁（日后又衍生出来自日本的威胁）。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

　　这个方式先谈观念、回避实质问题，缓和了我们初期的接触。（所以中国的务实合作是有渊源的，中国在当时可以放弃谈台湾问题，以求与美国合作，这是务实。其意识形态是国内问题，党维护统治的利益。而务实是国家的利益。尼克松也是，虽然他强调有冲突并不能很好合作，但前提是冲突发生在同一个层面。）

　　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的分析里，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尼克松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思路清晰，大为折服。周恩来一点也不要求美国在中、苏冲突上明明白白选择立场。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如果中国不在欧盟和其候选国或成员国间选择立场，那么中国会更加有利。）

　　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

　　柏林问题之谈判，使苏联对中东局势十分节制，直到1973年。后来的欧洲安全会议也使苏联在多项外交穿梭中，保持温和反应，因此在中东外交交涉上沦至旁观地位。界定进展的重要指标与达成的协定之间，需要保持精密的平衡，因而就必须依赖苏联的善意。缓和，不仅促使国际局势平静，也创造出一种抑制作用

　　深陷不分轻重的道德主义，以及过分重视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政府末期已经僵化。增加贸易的胡萝卜已撤回来，可是增加国防预算，或愿意面对地缘政治对峙的棍棒，却没有出现。

　　意识形态革命的发源地却坚持要由历史必然性已裁定的牺牲者去寻求确认其合理性，分明就是格外自我疑惧的征兆。

　　里根则是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他们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抵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压力，直到扩张主义的进度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第二，发动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苏联的战略优势变为战略债务。美国角色的逆转，需要以人权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但现在不是中国最虚弱的时刻，所以欧盟的指责不奏效。）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中国的情况近似，所以才需要改革吧）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

　　苏联的制度使她非得借外界常有大敌的幽灵，来合理化它强要百姓忍饥受苦，并且维持武装部队与情报安全机构以保障其政权的做法。（中国对内搞意识形态冷战，对外又搞戈尔巴乔夫的一套自由化。）

　　国际体制能持续最久而未发生重大战争者，当推维也纳和会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价值和均势外交。共同价值局限了各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则限制住她们坚持要求的能力。

　　社会，以及某个限度内的民族，不待国家创造，先于国家存在。在此一背景下，政党代表基本共识的另一种不同形式；今天的少数党，明天可能就变成多数党。

　　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国家先于民族，它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政党若是存在，反映着固定、通常又是共有的身份。少数党、多数党往往一成不变。在这种社会里，政治过程不外于争夺主宰权，而不是官职轮替；即使发生官职轮替，出于政变大于经过宪政程序。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忠诚的反对党这种观念很少存在。反对党反倒是经常被认为是对国家团结的一种威胁，等于是叛国，而遭到严厉制裁与镇压。（德国和匈牙利）

　　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因素与战略因素之间，应有何种明确的均衡关系，没有办法抽象地描绘。但是最初步的智慧包含要承认必须维持某种程度的均衡关系。不论美国多么强盛，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其余的人类接受她的意愿与喜好；必须先确立优先事项。

　　在后冷战世界里，美国的理想主义需要借助地缘政治分析去找出通过新的复杂局势的道路。这项工作相当艰巨。　价值与需求之间建立均衡关系后，外交政策就必须开始界定何者构成重大利益——也就是国际环境哪一变化，可能伤害到国家安全；不论此一威胁是什么形式，也不论它表面上多么堂皇合法，都得加以抵抗。

　　配合外交政策考虑的系列行动，应设法就可以预见的趋势准备反制力量，而且不要把全部筹码押注在俄罗斯的国内改革之上。

　　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长久利益，而不是随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起伏而动。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以俄罗斯国内政治为最优先的考虑，势必受到她可能无法控制的力量之戕害，也失去所有判断的标准。

　　在以共同宗旨为基础的同盟，以及不以对威胁的共同认知为基础、却以实现国内统治特定条件为基础的多边组织，两者之间没有别的选择。和平伙伴有在欧洲制造两组边界线的危险：一种受到安全保障的庇护，另一种则被拒绝予以上述保障——这种情形势必对潜在的侵略者有诱惑力，潜在的受害人则相当沮丧。若是全体成员能以大体相同的态度去处理任务，它就有存在价值。这些共同的任务不外乎经济开发、教育和文化事项。

　　亚洲国家却自认彼此殊异、相互竞争。亚洲主要国家彼此的关系具有许多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下的特征。其中之一若是实力大增，几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行动。

　　于其中居影响地位者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有能力扮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其可夸耀的繁荣之支撑，都不是自然定律，而是均势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笼罩亚洲，并且不论中国的实际政策多么有节制，也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估算。亚洲其他国家很可能以对付日本之道，同样设法制衡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虽然它们将矢口否认，东南亚国家将纳入从前它们深怕的越南，使它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俾能制衡中国和日本。这也是东盟要求美国仍留在此一地区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美国不能放弃她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有多大程度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中国认为，中美关系不以互惠利益为基础，却以华府裁量决定善恶为基础的情势，十分屈辱。这种态度令美方显得不可靠，强人所难；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点。

　　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中国所求于美国者是一种战略关系，用以制衡她认为太强大、太贪婪的邻国。要达成这个层次的外交政策协调，中国可能预备在人权问题上做些让步，但是要做出这是出于中国自身决定的姿态。美国坚持要吻合公开划定的条件，使得中国觉得这是美国企图转化中国社会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作为——中国人视此为耻辱——也证明美国人不够真诚。因为美国声称它在这类的亚洲均势中并无国家利益。如果在此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国，中国就没有兴趣对她做出让步。中美关系的关键——很矛盾的是，人权问题的关键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战略上合作。

　　9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两种模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英国模式，以及俾斯麦模式。英国模式是坐等势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而且几乎永远站到弱者这一方。俾斯麦模式则设法防止挑战发生，它主张尽可能与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并进而运用影响力让竞争者的主张温和下来。

　　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通过那些与各国组合的国家有共同目标之共识，在事先就限制了权力之决斗。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美国会发觉很难实行英国的孤立。但是她也同样不可能有能力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能够平等地适用于全世界各地。最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将是建立重叠的架构，

　　赋予这两个成分的相对分量，以及对每一优先事项愿付出何种代价，界定了政治领袖的挑战和地位。领导人绝对不能做的事，就是主张抉择没有代价，或不需要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