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一本由[英] 莎士比亚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4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一)：短评《奥瑟罗》

　　我最初读莎士比亚读的不是原著，而是初中同桌推荐的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那是一部很优秀的改写作品。但这本故事集只改写了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悲剧，把历史剧完全略掉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读《奥瑟罗》，剧本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是抹了油彩的、那么生动的表演。《奥瑟罗》讲了一个百分百的爱情故事。这个百分百不是指《奥瑟罗》的内容全都是爱情（它还涵盖着政治、亲情、人性的思考等等），而是说奥瑟罗对他妻子的爱是百分百的。百分百的爱热烈、畅快，但也容易让人窒息，没法长久。最纯真的东西往往预示着消亡，这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 在所有的人物中，我最痛心勃拉班修，这位有地位的元老失去了对唯一的孩子苔丝狄蒙娜的管控，无比悲痛、愤恨，也许他知道女儿的悲惨命运，正是因为对独女的深爱，这位父亲不愿意将女儿嫁给奥瑟罗，嫁女后，又在无比的寒心、悲痛中郁然死去。这样的骨肉亲情让人叹惋，细思极伤。 最后贴我的一首诗，作为对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百分之百”爱情的思考。 爱极 我不要你十分爱我 我将窒息而丧命 溺死于悲喜交织的网 或是疯了，住进阁楼里 请不要逼迫我 奥赛罗杀死了他的妻子 繁漪她不愿意做母亲 要么爱，要么死在一起 十分的爱意要使人 沦丧成为对方的奴隶 真正满怀的爱都住在 满是不安、妒恨的心里 我做不到十分爱你 上天没有赐我那样的妒意 最深情是最短命 不是悲观，是一个大道理 你可以爱得随便一些 余下二三分来供应呼吸 但我不知自己会因此 更自由，还是更忧郁？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二)：与《牡丹亭》同时代的作品

　　《哈姆雷特》第一次见面，是个心地善良的王子，原本是要继承王位的，可是父亲却被叔父所杀，母亲嫁给了叔父。当得知这一切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又被放逐，后回来复仇又被算计致死。

　　我们所要做的事，想到了就该做；因为人的想法变幻无常，有多少口舌、多少欲望、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延迟；那时候再空谈做什么，只不过等于聊以自慰的长吁短叹。突然伤身罢了。""

　　《奥赛罗》：

　　我说起最可怕的灾祸，海上路上惊人的奇遇，间不容发的脱险，在傲慢的敌人手中被俘为奴的经过，以及旅途中的种种见闻；那些广大的岩窟、荒凉的沙漠、突兀的崖嶂、巍峨的峰岭，以及彼此相识的野蛮部落、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这些都是我的谈话的题目。

　　我说：这是一个奋斗者的人生。

　　眼看希望幻灭，厄运临头，无可挽回，何必满腹牢愁？

　　为了既成的灾祸而痛苦，突然招惹出更多的灾祸。

　　既不能和命运争强斗胜，

　　还是付之一笑，安心忍耐。

　　聪明人遭盗窃毫不介意；

　　痛哭流涕反而伤害自己。

　　《李尔王》：李尔王是4大悲剧里最让我感受悲怆的。一个国王，3个女儿。当他年迈，把国家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对他毕恭毕敬，用嘴上爱哄他开心的女儿们后，遭遇了女儿们的抛弃、陷害和侮辱，唯有那个爱他但不愿用言语哄他的女儿，拯救他，却在最后被害死，善良的小姑娘死了，李尔王死了，两个恶毒的女儿死了。该死不该死的都被莎翁写死了。真是悲怆！

　　《麦克白》：嗜杀表兄，争夺王位的麦克白从没有幸福地睡过好觉，最终正义开始战胜了邪恶，把麦克白正法了。麦克白杀死了那么多人，死对他来说真是一种解脱。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三)：Es muss sein, 我要尘世间的上帝之国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说：

　　那些垂死的柬埔寨人留下了什么？

　　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那位美国女明星怀里抱着一个黄皮肤的孩子。

　　托马斯留下了什么？

　　一句碑文：他要尘世间的上帝之国。

　　贝多芬留下了什么？

　　一个披着 一头乱蓬蓬的长发的忧郁男人，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Es muss sein！“

　　弗兰茨留下了什么？

　　一句碑文：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中世纪的迷雾刚刚吹开，工业革命的号角还没有吹响，用什么思想去填补这中间的信仰空缺。哈姆雷特一方面高喊着“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将人类提高到神一样的高度，那潜伏在我们身上的普罗米修斯对自由的追求，俄狄浦斯对命运的反抗，美狄亚炽热的欲望开始觉醒。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处理不了很多横亘在创世之初人类就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苦闷的喊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件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我想莎士比亚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对悲剧的把握，把人类伟大的失败的追求展现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向我们展示人性，向我们传达了他所要建立的上帝之国。“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哎，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也许这句话只是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另一部巨著《浮士德》中，人类的代表浮士德深深感到了存在于自己内心中的两种精神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是执著于尘世，贪图安逸，另一方面是不断向精神的高处飞驰。而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的主人公也多多少少有着浮士德的性格，奥赛罗对美的狂热的病态的追求使他误入圈套，李尔王三个女儿作为他自己性格的侧面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挣扎，麦克白自私的欲望则将他带入了毁灭的境地，而哈姆雷特则作为新人类的代表在与丑恶对抗中共荣献身。我们看不到古希腊悲剧中诸神的存在，只剩下悲惨的人类在自顾自的表演。具有罕见的明丽之心的作家，其内心的严酷震撼着我们。谜一样的生命要焕发出她的辉煌， 原来要经过如此复杂的机制的运作，如此你死我活的搏斗。这种博大精深的纯精神产物，像一颗缀在王冠上的最亮的明珠，它的永不暗淡的光芒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灵魂深处。

　　人是在追求自由、战胜死亡之际才进入地狱的。这时他才逐渐发现真相：这惟一的、通向坟墓的无路之路，也是达到天堂的必经之路。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通向天堂的过程中人所要经受的苦痛，用西西弗斯的修炼达到人类的自我完善，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另一句借哲学教授说出的名言：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荷马史诗化了，我们就是自己的奥德赛，我们在人世的痛苦快乐，假如能够得到记录，我想它一定不亚于任何一部巨著，我们每个人都是哈姆雷特，我们就是尘世间上帝之国的公民。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四)：解读李尔的君王性格及价值观

　　李尔这一形象在莎士比亚悲剧之中，或许是最难调动人们真实同情的人物之一。出于人的情感常常会偏向弱势的一方，读者经常给予和考狄利娅一同死去的李尔以同样的怜惜与悲痛。这是共有的阅读心理所造成的认知上的偏差。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李尔的悲剧其实正可以照应所谓的“因果报应”，愚昧、昏庸、粗暴、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李尔非常适合这样一个结局。但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们已经原谅了他。这种“原谅”基于人物自身最终的醒悟，“弃暗投明”。讨论李尔是否罪有应得，或许还不如分析导致李尔走向悲剧性命运的因素来得更有意义。

　　李尔的昏庸与愚昧从他被惑于谄媚可略知一二。然而李尔最初并非如我们所见般不明事理。他其实相当了解自身周围的局势。莎士比亚第一句话便借肯特之口说出“我想王上对于奥本尼公爵，比对于康华尔公爵更有好感。”而葛罗斯特的反应是“我们一向都觉得是这样。”奥本尼对李尔并无二心，而康华尔则不然。李尔对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那么对于自己的三个女儿呢？他当然更应该知道谁最孝顺自己。李尔亲口说过“她（指考狄利娅）是我最爱的一个，我本来想在她的殷勤看护下，终养我的天年。”这句话至少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李尔深知最孝顺的是考狄利娅，所以他最爱她；二是他早已认定最小的女儿将得到最富庶的土地，并且自己将在小女儿的看护下颐养天年。这一切本该顺理成章地实现，可是李尔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并导致事态的急转直下。

　　李尔在划分国土的时候并没有偏心，这说明即使李尔“对奥本尼公爵更有好感”，他仍然依据公平、按照法理来办事。并且他为了“防止他日的争执”，决定“将几个女儿的嫁奁当众分配清楚”。可是他选择的分配标准却很奇怪——告诉自己谁最爱他？这里的奇怪并不是指内容，而是指方式。孝顺并不等于几句美好的言辞，并且仅凭几句话便分配了国土，未免过于草率。所以李尔王做出的这个决定，应该只是一个幌子。他心中早已有分配国土之心，每块土地的主人或许也早已定下。可是他仍然要按照程序来办事。在这个程序上，李尔有绝对的主动权。即使他直接按照自己的意志“颁发”土地，也没有人会有异议（李尔已经将土地平均分配）。可是他所采取的是让女儿们自己来“争取”的方式——说出对他的最伟大的爱，即使这一表态可能完全无法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李尔并未将考狄利娅的“不合作”计算在内）。这一做法的最核心原因，我认为是李尔王强烈的虚荣心所致。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对于奉承与迎合的需求越大。所以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说出那些娓娓动听的言辞极大地欢悦了李尔的内心，借着当时的喜悦，李尔将大块的国土分配给她们。然而令李尔没想到的是，他却在最小的女儿考狄利娅那里遭遇了彻头彻尾的“打击”，他没有听到逢迎与赞美自己的话语。李尔对考狄利娅说“像你这样不能在我面前曲意承欢，还不如当初没有生下你来的好。”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君王的李尔，溢美之词简直如同每天的食物般重要。而这本身是作为君王的一个固有但也非常致命的性格缺陷。

　　按常理来看，即使考狄利娅没有献出自己娓娓动听的口才，李尔当场的翻脸程度也过于激烈。我觉得李尔在与考狄利娅的交涉中，“怒”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考狄利娅第一次回答父亲“我没有话说”之时，李尔先是以一个反问句“没有？”来表达自己的诧异与不相信。接着考狄利娅还是说“没有。”李尔给了她第三次机会——“没有只能换到没有；重新说过。”和第四次机会“把你的话修正修正，否则你要毁坏你自己的命运了。”然而考狄利娅依然是始终如一的态度，“只按自己的名分去爱父亲，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李尔最终下定决心和考狄利娅断绝父女关系，并且赠送给她憎恶。到这里，李尔的情绪已经从刚开始的没有得到赞美之词的不满转化为被人挑战君王权威的愤怒了，而后者远远要比前者严重得多。作为一个君主，自己的权威被挑战，这是绝对无法允许的事情，即使是自己的至亲也无法宽恕。而随后肯特的“忤逆”，也属于挑战君王权威之列。李尔对肯特怒吼“逆贼！……凭着你的不法的跋扈，对我的命令和权力妄加阻挠，这一种目无君上的态度，使我忍无可忍；为了维持王命的尊严，不能不给你应得的处分。”李尔和任何一个君王一样，以君王特有的暴躁、任性和蛮横维护着自己的权威与尊严。

　　已经八十多岁的李尔，作为一个君主固有的陋习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融化在他的血液里——虚荣强烈，刚愎自用，脾气暴躁，等等。而李尔的性格缺陷中，还隐藏着一层更为隐秘的弱点，即价值观的缺陷。

　　在李尔的认知中，付出与得到必然保持一致的等同。当“价值”流动产生倾斜的时候，李尔便会陷入极度的狂暴之中。这种价值观被别人颠覆的体验远比虚荣心未得到满足以及君王的权威被挑战要严重得多得多。李尔多次被逼得无法自控地“怒火中烧”，停也停不下来，即是为此。李尔痛骂高纳里尔和里根，总是强调“忘恩”两个字。他说“丑恶的海怪也比不上忘恩的儿女那样可怕。”他在狂风暴雨中喊道“儿女的忘恩！这不就像是这一只手把食物送进这一张嘴里，这一张嘴却把这一只手给咬了下来吗？可是我要重重惩罚他们。”在李尔眼里，儿女赡养老人的义务似乎非常的轻飘，他觉得两个女儿应该对自己好，首要且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自己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给了她们。但是高纳里尔和里根却没有将自己赠与他们的价值回馈给自己。这是李尔最无法容忍的。所以他才会反复被“忘恩”两个字折磨，甚至最终被逼疯。这一价值观在考狄利娅来救助李尔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面对考狄利娅的“不计前嫌”，他说“你虐待我还有几分理由，她们却没有理由虐待我。”因为李尔自己什么也没有给考狄利娅，甚至将她嫁到遥远的法兰西去，这是李尔所认为的考狄利娅可以“虐待”自己的“理由”；而自己将所有的土地都给了高纳里尔和里根，这是她们不能虐待自己的理由。在李尔的观念中，亲情上的义务似乎从来没有浮现过，用来丈量相互间关系的，只有“你来我往”的利益关系。

　　在李尔的自白中，也非常轻易地流露出这种“价值”等向流动的观念。在第三幕第二场中，李尔在荒野上接受暴风雨的“洗礼”，他却说“尽情轰着吧！尽管吐你的口舌，尽管喷你的雨水吧！雨、风、雷、电，都不是我的女儿，我不责怪你们的无情；我不曾给你们国土，不曾称你们为我的孩子，你们没有顺从我的义务。”李尔没有给予风、雨、雷、电以国土，所以它们无须以“价值”回报自己，甚至可以摧残自己。

　　——《外国文学》课程作业20131220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五)：为情感所奴役的理智

　　“给我一个不为感情所奴役的人，我愿意把他珍藏在我的心坎，我的灵魂深处。”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一、

　　哈姆雷特试图为父报仇，重振人类社会之纲常，然而终因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与延宕而错失时机，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一种常见的论点认为，造成哈姆雷特复仇行动屡次拖延的原因来自于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内心脆弱、犹豫不决。所有这些偶然的个人因素汇合在一起导致了必然的悲剧。因此，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其个人的悲剧，假若将哈姆雷特换做刚毅决绝的其它人物，比如俾斯麦，那么这出戏必定会朝着皆大欢喜的局面稳步发展。然而，笔者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人性的悲剧。

　　二、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他们渴望凭借个人的情感与理智重振乾坤，然而终因情感泛滥而失败。

　　在复仇面前，哈姆雷特本以为自己能够有条不紊地按着计划推进进展，然而他却在潜意识中陷入了“仇恨”的漩涡，他爱上了复仇所带来的快感。“我要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当哈姆雷特计划通过上演戏剧以试探新王并且验证幽灵说的话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理智的丹麦王子。然而在另一个层面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他怀疑主义的游移不定的一面。因为当幽灵向哈姆雷特诉说冤情后，哈姆雷特当即就义愤填膺般地发誓许诺：“我可怜的亡魂，当记忆不曾从我这混乱的头脑里消失的时候，我会记着你。记着你！”通过第一幕第四场哈姆雷特的反应来看，他对于幽灵的话是深信不疑的，那么缘何在第二幕第二场结尾的时候哈姆雷特又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用以验证幽灵话语真实性的计划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可以解释为，哈姆雷特在露台向幽灵的宣誓仅仅是他敷衍幽灵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根据哈姆雷特将“再会！再会！记着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坚决按照幽灵的意愿，要求霍拉旭与马西勒斯发誓严守秘密的这些行为来看，他并非是一个心口不一的狡猾之徒——表面上敷衍幽灵，实则别有所图。而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在潜意识中享受这样一个进行复仇的过程。哈姆雷特希望借戏剧来重现案发现场并以此“探视到他（国王——笔者注）的灵魂的深处”。如果从这一幕戏来审视哈姆雷特的这一决定，它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是人类缜密逻辑思考的必然结果。然而事实却是，哈姆雷特在内心深处早就将其叔父界定为弑其父淫其母的凶手了。“奸贼，奸贼，脸上堆着笑的万恶的奸贼！…一个人可以尽管满面都是笑，骨子里却是杀人的奸贼，至少我相信在丹麦是这样的。好，叔父，我把你写下来了。”探视新王灵魂深处的目的是为了欣赏他在阴谋被揭穿时内心的“惊骇不安之态”。哈姆雷特希望将这种仇恨无期限地延长，无限制地分解。将其延长，是要让这种仇恨刻骨铭心；将其分解，是要让这种仇恨弥漫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不过，欣赏叔父的不安只是其次，欣赏母亲灵魂的不安才是其潜意识所真正渴望的。相较于父亲的暴死而言，母亲的迅速改嫁给哈姆雷特所带来的打击更为巨大。在哈姆雷特初次登场的第一幕第二场戏中，他就表露了他所认为的人世间的颠倒黑白之事——母亲在其父亲葬礼仅一个月后就改嫁给了新王。在他看来，这种行径是连畜生都不如的，因为“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长久一些”。因此，造成哈姆雷特复仇的根本在于其母亲的背叛。然而面对着至亲，迫于伦理的约束，哈姆雷特别无他法。他不能报仇，只能将怨恨埋在心底，一个人默默承受。因此他唯有“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然而幽灵的话如同一颗救命稻草般给了哈姆雷特以重燃怒火的希望，为他的复仇行动提供了合情合理的借口。虽然我们不能忽视父亲受害在哈姆雷特复仇动机中所占的比重，但是母亲的背叛无疑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不过哈姆雷特对于母亲背叛的愤怒并不是来自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能是一种大胆的猜想，至今尚没有充分的实验证据来说明其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哈姆雷特的这种仇母心态深受从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欧洲社会所盛行的“反女性传统”的影响。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女性的美貌与道德背道而驰，美艳的装饰只不过是虚伪地遮掩丑陋而已，女人应该戴上面纱而非抛头露面。德尔图良在《论女人的衣着》中认为“你们必须取悦你们的丈夫，而且只取悦你们的丈夫。你们愈是取悦自己的丈夫就会愈不担心怎么取悦别人…每个丈夫都要求妻子贞洁，而不是要求妻子美丽…这些女人不喜欢上帝的创造…他们是从造物主的敌人也就是魔鬼那里，拿这些东西（化妆品——笔者注）” 。这种古老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发展到了极致，因为这一时期对于女性指摘的作品屡见不鲜。薄伽丘即在《科巴丘》中叙述了一个男人着迷于一个寡妇的故事。这个寡妇的丈夫的幽灵从地狱来到人间，向这个男人讲述他的夫人的种种不忠。“没有任何动物比她们更不干净：就是在粪沼里打滚的猪，也不像女人那样丑恶。” 这是何等的谴责与愤怒！回归到剧本本身我们发现，王后的所作所为恰好与这种观念所要求的女性道德南辕北辙，这也即为何哈姆雷特在出场伊始便埋怨女人是脆弱的动物。在哈姆雷特看来，贞洁与美丽应该断绝往来，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感化”。

　　“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

　　谁又能否定这段哈姆雷特对无辜的奥菲莉亚的嘲弄不是指桑骂槐地暗讽他的母亲呢？

　　在幽灵告知真相之前，令他真正愤恨的是母亲的背叛。正如上文所述，哈姆雷特本来没有途径将这种怨念发泄出来。然而幽灵的出现恰好为哈姆雷特的泄愤提供了途径与借口。正是在这种“报复”过程中，哈姆雷特才能将久久压抑在内心的积怨喷薄而出。因此，哈姆雷特当然要无限地延长其复仇的行动了。不过，在这种“延长”背后除了他自己能够无穷无尽地抒发积怨以外，还在于他能够时刻折磨他母亲的道德灵魂。幽灵早就替哈姆雷特说出了实情——“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收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一旦完成了复仇，母亲反倒能够从灵魂的拷问中获得解脱。长期的灵魂羁绊才是对个体真正的惩罚，它是一种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无时不断的“规训”手段。只有它才能使哈姆雷特获得真正的惩罚快感。“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远不要让尼禄的灵魂潜入我这鉴定的胸怀；让我做一个凶徒，可是不要做一个逆子。我要用利剑一样的说话刺痛她的心，可是绝不伤害她身体上一根毛发。”哈姆雷特愈是提醒自己不可弑母，愈是反映了母亲的背叛对其所造成震撼的强烈程度。在复仇行动的背后，他在潜意识中想要给自己增加一个新的角色——惩罚母亲的角色。

　　“君主的薨逝不仅是个人的死亡，它像一个漩涡一样，凡是在它近旁的东西都要被它卷去同归于尽。”哈姆雷特终究为这种在潜意识支配下的情感所吞噬，这体现在他对新角色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入戏”的程度。在宫廷中倾听伶人诵读王后守护国王尸体的台词时他会因之热泪盈眶，当伶人演戏至王后对老王发誓忠贞不二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要是她现在背了誓”的愤怒呐喊。这种持续不断地刷新复仇快感的动机都是为了践行幽灵临走前所说的那句“再会，再会！哈姆雷特，记着我！”记住幽灵即是记住仇恨。

　　哈姆雷特认为戏剧的目的在于反映时代的自然与善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哈姆雷特所安排的“戏中戏”中，会存在某些他所渴望发泄但却无法发泄的情感与思想。“一时的热情中发下誓愿，心冷了，那意志也随云散。”伶王的这句台词恰可为哈姆雷特渴望刷新复仇快感的动机做一个极好的注脚。情感作为人类原始的自然本能时刻受到来自伦理道德的理智的制约，当二者达到某种平衡时，人才能够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行动，而不至于偏至一极。然而仇恨，不接受理智的操控，唯情感之命是从。不过仇恨的感情却可能随着时间地推移而减淡。儿子毕竟爱着他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背叛于理于情始终令他难以释怀。因此，为防复仇的决心随着时间而蹉跎，“因此失去勇气，让挥泪代替流血”，哈姆雷特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记住这种仇恨。只是在这种不断提醒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成为了情感的奴役。仇恨地不断重复加深了其本身的感染力，并进一步吞噬了哈姆雷特的一切。情感将战胜理智，使他忽视其复仇的具体目标而流于彷徨。饱含着这种情感的个体会向周围的一切释放其憎恶的力量，漫无目的。王后曾说幽灵是哈姆雷特脑中虚妄的幻象。在某种意义上，幽灵确实是哈姆雷特的内心所投射到现世世界的映像。

　　三、

　　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疑问是：假若莎翁真的将幽灵作为一个超自然的客体，那么作为怂恿哈姆雷特复仇的“始作俑者”，当幽灵看到哈姆雷特在决斗中遭毒剑暗害，它究竟会作何反应？难道作为一个行动不受限制的超自然的精灵，它不应该在哈姆雷特的弥留之际出来发表下议论吗？退一步说，当国王与雷欧提斯密谋诡计时作为超能的它难道不应该向哈姆雷特提供些信息吗？然而自第三幕以后，它便消失不见了；倘若我们将幽灵看作哈姆雷特潜意识的仇恨在某种意义上的具化，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幽灵在整部剧作中仅出现了三次，其一在第一幕第一场。然而在这一幕中幽灵没有说话，因此我们不予讨论；其二在第一幕第五场。在这一幕中幽灵的出现恰好是在哈姆雷特默默承受因母亲的背叛而无处发泄的痛苦之时。幽灵的陈述除了说出谋害事件的原委外，还表达了要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惩罚其母以及勿忘仇恨的主要意图；其三则在第三幕第四场。幽灵的出现恰好处于哈姆雷特谴责母亲，并自我独白勿有弑母之心的时刻，它出现的目的在于提醒哈姆雷特加快复仇的进度。而纵观全剧哈姆雷特的自白（仅为个人内心独白），其表达的主题不外乎三条——对母亲改嫁的怨愤、对复仇不断延迟的自责、对命运不可违背的失望。而这与幽灵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可以说，哈姆雷特始终对母亲的迅速改嫁抱有着难以消释的愤恨，这种愤恨来自于时代对其所施加的影响。然而于情于理他不能杀母以泄愤。不过，作为其潜意识情感的具象的化身——幽灵，则为其寻找发泄、进行复仇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于内心深处他不断提醒自己记住仇恨，正是在这种不断加深仇恨印记的过程中，他的理智为复仇的情感所奴役，走上了一条在屠杀中追寻快感、享受阴暗的不归之路。然而复仇在他的预想中终究是要完成的，面对这样一个既需完成而又不愿完成的复仇，哈姆雷特便诉诸于无常的命运，为复仇的屡次延宕以及可能发生的失败寻找退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鬼魂产生于人的怨气。而在此剧中，幽灵同样产生于哈姆雷特的怨气。这并不是说幽灵不存在，而是表明幽灵虽然是客观的实体，但是其现身与否则与哈姆雷特情感的郁积程度有着直接联系。

　　四、

　　与哈姆雷特形成比照的还有三个人物，理智的功效在他们身上均得到了不同程度体现。其一为新王。新王并非一个毫无廉耻、十恶不赦的恶魔，因为他尚能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杀害兄弟的暴行”并进行忏悔。他无疑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 。他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与政治行为的相互独立性。在伦理道德上不成立的命题却可以在政治行为中获得谅解。他明白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不能退却，所以他目标坚定而不会迷失。他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被潜意识的情感所操纵而误入迷途，“不知道先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结果反而弄得一事无成”这难道不正是对哈姆雷特的嘲弄吗？

　　其二为雷欧提斯。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有着共同的使命，即为父报仇。然而不同的是，哈姆雷特的复仇对象不仅包括杀父的元凶，还包括背叛伦常的母亲，而后者对哈姆雷特的影响更大。因此，雷欧提斯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有后顾之忧，甚至于需要其它的外界因素来为其提供复仇的合理动机。所以雷欧提斯能够调节好情感的力度，迅速采取行动。

　　其三为福丁布拉斯。他同样与哈姆雷特、雷欧提斯有着相同的使命——为父报仇。与前二者不同的是，他的仇恨不属于狭义的个人恩怨，其父亲的死并不违背伦理道德。相反它是符合骑士规则的。所以在他的复仇行动中，个人情感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小，这也即是为何当挪威王喝令其停止招募部队时，他当即就表示顺服的原因，甚至于顺服地让人费解。他的行动几乎为理智所支配，所以为了国家荣誉他能够率领部队去占领毫无价值的土地。作者安排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部队的相遇不是没有缘由的。当迷惘的哈姆雷特看到了这支目标明确的部队时，他只有望尘莫及。

　　正当游离的哈姆雷特正在享受这种快感时，一场阴谋令他措手不及。实际上，我们发现，哈姆雷特所采取的杀人行动从来都是被动的自卫而非主动的进攻。他从来都是在受到来自外界的攻击后才着手反击的。试分析其杀死波洛涅斯、罗森格兰茨、吉尔登斯吞以及新王的情节我们即可了解。最后一次当他面对来自雷欧提斯的挑战时，面对胜负充满变数的情况下，他只得诉诸命运以自我消遣。

　　“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

　　五、

　　哈姆雷特的悲剧性在于，其所注定的“重整乾坤的责任”却是他自己所难以承担的。文艺复兴时人的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是人对自我所肩负的创造历史的责任的觉醒，这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然而人性本身的缺陷却让这种时代的期望看起来渺然无望。莎士比亚正是看到了个人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尚不完全具备承担这份责任的能力，所以他通过这部剧作向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们提出了质问。不过莎士比亚对未来还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哈姆雷特虽然与作为邪恶势力象征 的新王同归于尽，然而福丁布拉斯的登基好歹为这出悲剧描绘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当个人主义开始萌发新芽后便是“理性”的彻底觉醒。可以说，他在质询时代悲剧性的同时却无意间预示了历史的发展——“理性时代”的勃兴，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悲剧中的喜剧罢！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六)：哈姆莱特的身体诗学

　　都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形象经过历代文学评论家们的解读和批评，愈发显得扑朔迷离。他是忧郁的丹麦王子，是伪装疯癫的政治家，是洞察人性、命运的思想者，是慷慨走上复仇祭坛的替罪羊，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丰富、复杂、深刻，以至于人文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纷纷在他的灵魂中找到了一席之地，而他的身体却在灵魂的遮蔽下消失不见。

　　事实上，从福柯身体理论的视角来看，哈姆莱特表现出一种在权力规训下失去主体性的、被动的身体图景，造成了理性的疯癫。他不断进行反抗，最后走向复仇的过程，呈现出身体的觉醒与解放。哈姆莱特的身体是人物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承担了叙事表意的功能，身体叙事把肉体当作了存在的焦虑和欢乐，使之兼具生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体现出“身体如何进入权力的视野，权力机制如何同身体的感官功能和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莎士比亚身体诗学” 。通过对哈姆莱特身体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哈姆莱特》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封建政治、道德、理性对人的压迫，也体现了“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人的复苏，闪现着身体觉醒的灵光，成为身体占位和身体解放的展示舞台，同时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神权、反禁欲的时代精神。

　　一、 权力规训的身体

　　福柯在研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时，研究了历史上身体与权力关系的演变。权力因反抗而存在，权力通过对反抗的压制得到体现与巩固。中世纪，国王对触犯王权的人主要采取酷刑的手段进行惩罚，戕害罪犯的肉体；古典时期，权力对身体的惩罚转为温和的方式，运用技巧手段惩罚身体；19世纪以来，权力对身体的惩罚是双层的，即对肉体与灵魂同时的控制与监禁。无论在历史上哪个阶段，权力对身体的控制从未停止，并采取检查、监视、规范、裁决等策略，“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

　　哈姆莱特的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老哈姆莱特登上王位，对于哈姆莱特来说，王权与他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决定性的改变。在这之前，他作为王权的继承人，属于国家权力体系中掌权者的一员，王权与父权一体，渗透在他的亲情、家庭生活中，对他的规训细微而温和。而这之后，他从国家权力体系中被排挤出去，成为当权者的威胁而被重点防范，处于王权的严密监视、控制之中。克劳狄斯以王权对哈姆莱特的控制，体现了从规范、监视到裁决的过程，哈姆莱特的身体承受着越来越严厉的规训和惩罚。

　　刚刚失去父亲、母亲改嫁的哈姆莱特在悲痛中，

　　国王：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莱特：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哈姆莱特的身体感受——失去庇荫、暴露在烈日下——正是对王权规训的形象表达。“太阳”因它的强大耀眼和规律性而被诠释为自律和秩序，象征着王权。新生的王权对哈姆莱特来说，不是光明，不是温暖，而是暴晒。克劳狄斯明确提出了对哈姆莱特的要求，“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背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新王权对哈姆莱特的规范带着理性、制度化的面具，使他“勉力服从”了。接着，王权采取了检查、监视的策略，对身体的规训进一步加深。总是“踱来踱去”体现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焦虑。哈姆莱特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位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大臣波洛涅斯轮番上场试探他疯狂的真伪，甚至他深爱的奥菲利亚也服从了父亲的意志，成为监视、试探他的工具和帮凶。哈姆莱特感受到王权的无处不在，及与其背道而驰的强大阻力，

　　哈姆莱特：丹麦是一所牢狱。

　　罗森格兰兹：那么世界也是一所牢狱。

　　哈姆莱特：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同时，国王的监视取得了效果，

　　国王：……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些什么心事盘踞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也许会产生危险的结果。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当机立断，决定了一个办法：他必须立刻到英国去，向他们追索延宕未纳的贡物……

　　由此看来，哈姆莱特受到的控制与福柯“全景敞视式”的监狱对身体的规训颇为相似，“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 国王意识到哈姆莱特的复仇动向，对他的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结合了起来，去英国便是谋害哈姆莱特的诡计。此时，消极对抗的哈姆莱特决定观察国王看戏的神态窥探他的内心，其实仍是一种监视，但与国王不同，他无权进行“规范化裁决”，只能通过暴力反抗。可悲的是，他的犹疑使他错失了机会，再一次处于强大王权的控制之下：与母亲的谈话被波洛涅斯监视，错杀他人暴露自己，只好踏上去英国的船，“处境比锁在脚镣里的叛变的水手还要难堪”。哈姆雷特始终处于被动的境地，表明了他的身体受到王权的强大控制，和以孤胆英雄之姿反抗王权的艰难。

　　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不止于王权，“身体作为权力铭写的场所，既受到来自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的宏观权力的规训和惩罚，又不能避免来自日常生活、知识、制度等微观权力的渗透和实施。” 父权便是以制度形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微观权力。老哈姆莱特以父之名为哈姆莱特建立了复仇的终极任务，监视着他犹疑的身体。

　　老哈姆莱特的鬼魂第一次出现，强大的存在感与其消亡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上的那副铠甲，就是它讨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它有一次在谈判决裂以后把那些乘雪车的波兰人击溃在冰上的时候的神气。”并且以“军人的步态”“庄严而缓慢的步伐”走过霍拉旭等人的眼前。他们用戟刺它，结果证明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老哈姆莱特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他的形象带着暴力、野心、悲哀、愤怒，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压迫性，成为一个超越人类意志掌控、游离社会伦理之外的强大存在。在哈姆莱特面前，老哈姆莱特的鬼魂第二次现身，它招手叫哈姆莱特跟着它去，哈姆莱特感到“我的命运在高声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象怒狮的筋骨一样坚硬”，他挣脱了霍拉旭等人劝告的手，走向了命运的召唤。他的预感被证实：父亲被兄弟谋杀，篡位夺妻。哈姆莱特心中伟岸英武的父亲竟成为伦理罪恶的受害者，强烈的爱与责任感，使哈姆莱特接受了他的嘱托：替父报仇！

　　鬼魂：再会，再会！哈姆莱特，记着我。（下）

　　哈姆莱特：……记着你！是的，你可怜的亡魂，当记忆不曾从我这混乱的头脑里消失的时候，我会记着你的。记着你！是的，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版上，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的脑筋的书卷里……（写字）好，叔父，我把你写下来了。现在我要记下我的座右铭那是，“再会，再会！记着我。”我已经发过誓了。

　　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在他完成指令之前，萦绕不散，始终监视着任务的执行。哈姆莱特在王后寝宫对母亲言语折磨时，鬼魂又一次出现，它说“不要忘记。我现在是来磨砺你的快要蹉跎下去的决心。”如果说王权控制了哈姆莱特的肉体，那么父权则同时支配着他的精神与肉体。

　　二、 “疯癫”的身体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出，疯癫是理性的邻居，而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精神病并非一个自然地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精神病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永远是‘一种异样的行为’、‘一种异样的语言’” 疯癫的身上包含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原始的野性，一股颠覆理性的力量。他的疯癫史研究就是要揭示这潜伏在阿波罗阳光之下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对疯癫的分析，揭示了身体经验是如何受到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以及道德秩序的掩盖和遮蔽的，也展示了理性控制之下的身体本身的力量。

　　哈姆莱特不存在像奥菲利亚那样“真疯”还是“装疯”的讨论。他始终没有失去理性的观察、判断、思考能力，他的疯言疯语闪烁着智慧，客观上掩盖了他的复仇动向，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但他的身体确实表现出了“异样的行为”与“异样的语言”，因而被人指认为疯癫，归入禁闭的领域。哈姆莱特在社会中被“疯癫”了，这是一个文明的事实。他“疯癫”的行为并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处在激情、愤懑、怀疑中难以掩饰的自我表达。在王权控制与父权支配的拉扯下，他的身体是承受者，也是反抗者，有着一股原始的、野性的、颠覆理性的酒神力量，表现了身体叙事的感染力。

　　哈姆莱特的“疯癫”的身体是在听闻父亲死亡真相后表现出来的。他说“我的全身的筋骨，不要一下子就变成衰老，支持着我的身体呀！”刚才还是“像怒狮的筋骨一样坚挺”的身体，瞬间被真相的罪恶、残忍打垮。随后，在他深爱的奥菲利亚面前，他衣衫不整、脸色惨白，像刚从地狱里逃出来，

　　奥菲利亚：他握住我的手腕紧紧不放，拉直了手臂向后退立，用他的另一只手这样遮在他的额角上，一眼不眨地瞧着我的脸，好像要把它临摹下来似的。这样经过了好久的时间，然后他轻轻地摇动一下我的手臂，他的头上上下下点了三次，于是他发出一声非常惨痛而深长的叹息，好像他的整个的胸部都要爆裂，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声叹息中间完毕似的。然后他放松了我，转过他的身体，他的头还是向后回顾，好像他不用眼睛的帮助也能够找到他的路，因为直到他走出了门外，他的两眼还是注视在我的身上。

　　哈姆莱特内心的巨大悲恸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既有对奥菲利亚的爱恋、不舍，也有对爱情的失望、怀疑，既有对命运捉弄的愤懑，也有对人性的不解、悲观。他陷入两难的困境无法解脱：复仇不仅艰难，而且违背他所认知的人性，不复仇则纵容了杀害父亲的罪恶。这个困境无法解决。

　　哈姆莱特要完成父亲为他设立的最高任务，则必须真正接受父权的支配，建立复仇行动的自主性。但事实上，复仇行动的过程、结果，甚至连复仇作为目标的真实性都让他抗拒。鬼魂是哈姆莱特父权的代言人，但其缺乏实体的性质，使得哈姆莱特对它保持怀疑，试图通过演戏来观察国王的内心。

　　哈姆莱特：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一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的力量；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

　　在确定了国王的罪恶后，哈姆莱特“疯癫”的行为表现在母亲面前，

　　哈姆莱特：来，来，坐下来，不要动；我要把一面镜子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一看你自己的灵魂。

　　王后：你要干什么呀？你不是要杀我吗？救命！救命呀！

　　波洛涅斯：（在后）喂！救命！救命！救命！

　　哈姆莱特：（拔剑）怎么！是哪一个鼠贼？准是不要命了，我来结果你。（以剑刺穿帷幕）

　　波洛涅斯：（在后）啊！我死了！

　　王后：嗳呦！你干了什么事啦？

　　哈姆莱特：我也不知道；那不是国王吗？

　　王后：啊，多么鲁莽残酷的行为！

　　王后惊慌喊出救命，可见哈姆莱特并不是把一面镜子放在了她面前，而是拔剑出鞘，王后的脸映在锋利光滑的剑身上。此时哈姆莱特的身体回到了刚刚听闻真相的“疯癫”状态，并且确实“鲁莽残忍”地杀了波洛涅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刺痛王后的心，直到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出现提醒，他才脱离了这种状态。他处于激情、愤懑的极点，他的身体带着野性的力量难以自持地反抗着王权与伦理。相比之下，哈姆莱特确认国王的罪恶，不仅拖延了好久，而且请霍拉旭一起观察国王的神色。看到祈祷的国王，也没有下杀手，此时却在看不到脸的情况下，推定帷幕后面是国王。另一方面，他的疯癫的身体只是出现在他信任与爱的人——母亲与奥菲利亚——的面前，也反映了他之前的复仇自主性不足以突破王权的强大约束力。

　　哈姆莱特没有立刻地、完全地接受父亲的复仇任务，一面消极反抗着王权的压制，一面游移于父亲鬼魂的复仇大任。王权以压倒性的力量占主导，而缺乏实体的父权却在真相爆发的瞬间，释放出哈姆莱特反抗的颠覆性力量，表现在他“疯癫”的身体上。

　　三、 主体性觉醒的身体

　　现代西方思想史，总是把主体凌驾于社会历史实践之上，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还是康德的物自体，无论是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性”，它们都是先在的，支配着历史实践，主宰着知识的生产、话语的流通、权力的实施。“主体被看作一个实体，是整体的，普遍的，全盘性的，它形成抽象的制度框架，且常常对个体视而不见。” 在福柯看来，西方思想史颠倒了主体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不是主体决定了社会历史实践，而是社会历史实践、是知识、话语、权力等构造了主体。因此，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被制作出来的，它是具体的、发生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时刻，针对个体并塑造个体。福柯说，“我把主体化称为一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我们获得了一个主体的构成，或者说主体性的构成，这当然只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组织的规定的可能性之一。” 主体的这种被制作过程即是主体化。哈姆莱特复仇行动的延宕，或许是以他复仇主体性的最终建立而终结的，他的身体也因此觉醒，理性与行动力得到统一。

　　真相打击之后，哈姆莱特渐渐回到了王权乃至伦理秩序的规训下，他的复仇主体性还没有建立。他消极对抗着王权的检查和监视，同时抗拒成为与国王一样的罪恶的杀亲篡位者，并怀疑鬼魂的真实性，精神与身体都在无奈地“踱来踱去”。

　　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无论怎么做，他都注定成为正义、权力、伦理祭坛上的牺牲，国王的屡次试探，意味着他服从王权也只能做任人宰割的鱼肉，复仇的任务始终萦绕在他的内心，他必须有所作为。

　　哈姆莱特：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的了！呸！呸！活动起来吧，我的脑筋！

　　国王看戏之后，哈姆莱特接受了复仇行动，

　　哈姆莱特：现在的一夜之中最阴森的时候，鬼魂都在此刻从坟墓里出来，地狱也要向世人吐放戾气；现在我可以痛饮热腾腾的鲜血，干那白昼所不敢正视的残忍的行为。

　　这段自白可以视为哈姆莱特的自我鼓励，他的复仇主体在权力、话语的塑造下，不得不开始建立，但并没有完全地形成。因为国王在祷告而暂缓刺杀，不过是他抗拒行动的一个理由。正如国王所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延迟；那时候再空谈该做什么，只不过等于聊以自慰的长吁短叹”。

　　哈姆莱特离开丹麦，在路上遇到了小福丁布拉斯的军队，看到他们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不毛之地英勇地去战斗，他意识到了自己缺乏复仇的决心。

　　哈姆莱特：……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件事需要作。”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

　　经历了这么多，哈姆莱特复仇的主体终于建立起来，他的身体觉醒了，行动力明显增强。首先，他使身体摆脱了王权的裁决，拯救了自己的性命。他发现了国王谋害他性命的文书，巧妙地伪造，利用王权处决了它自己的爪牙。接着，他使身体从王权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获得了行动自由。他跳上追击他们的盗船，“光着身子”回到了丹麦。他的情感、理智与外在的行动力统一起来。哈姆莱特真正接受了以鲜血洗净罪恶的复仇大任，视死如归，他说“时间虽然很局促，可是我已经抓住眼前这一刻工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一’字的一刹那之间了结”，“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在与雷欧提斯比剑时，哈姆莱特的身体果决自如，接连两次击中了雷欧提斯。雷欧提斯刺伤了他，二人在争夺中彼此手中之剑各为对方夺去，哈姆莱特以夺来之剑刺伤了雷欧提斯。得知剑上有毒，哈姆莱特没有为自己感伤，决然刺死了国王。临死之前，除了传达事情真实经过及认可小福丁布拉斯，“仅余沉默而已”。

　　哈姆莱特在权力、话语规训的社会经验中，逐渐形成了复仇的主体。觉醒的、解放的身体，以巨大的力量彻底颠覆了罪恶的王权，完成了为父报仇的伦理要求。尽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不失为一种推翻一切禁锢的人的复苏。

　　哈姆莱特的身体，在王权与父权的规训下，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在缺乏实体的父权确立的复仇任务下，在对王权的消极反抗中，表现出被“疯癫”的状态；在这两者话语、权力的构造下，他的复仇主体逐步确立，他的身体得到解放，原始的、颠覆理性的酒神力量与阿波罗理性精神统一，颠覆了王权的规训，同时他也用身体的消亡，顺从了伦理秩序。哈姆莱特的身体叙事把肉体当作了存在的焦虑和欢乐，兼具生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封建政治、道德、理性对人的压迫，也体现了“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人的复苏，闪现着身体觉醒的灵光。《哈姆莱特》以一场震撼人心的悲剧，表达了对高贵人性的赞美。

　　本文写于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