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横空出世，遂成竖子之名。西厢花下，朗月当头，浪子张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爱情总攻的号角。有关爱情的虚无主义理想在张生明确的功利思想的凌厉攻势之下，顿如美国双子世贸大楼一样土崩瓦解。立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深处的张生绣口轻吐，一下就淹没了盛唐。因此，与其说《西厢记》是浪漫爱情的礼赞，毋宁说它是浪漫爱情的挽歌。

　　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

　　张生的作派在《西厢记》里妩媚而阴柔。刚出场的张生像历代的书生一样，无疑是病弱的，他无比自怜地这样自我评价:“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文章与飘零的张力在张生身上难堪地对峙着，并要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怜而可爱的张生只能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飘零的价值最终会找到归宿;而在此之前，对张生飘零的第一个奖励在普救寺里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苍注定，张君瑞命带桃花，普救寺的惊艳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诗: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临浩魄

　　不见月中人

　　该诗可谓孤篇压全唐，足见张生的“学成满腹文章”绝非空穴来风。张生以月亮—这人世间阴柔的代表起兴，最后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发出召魂令，瞬间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听，张生像一个流浪歌手一样唱道:寺庙的夜色多沉静，那花儿寂寞地开在春风中，我静立月下多饥渴啊，为何没有美眉来调情?张生大胆而浮夸地将煽情进行到底，其实践精神当是空前绝后。若干年前，张生的老师也咏过月亮，他说:明月照到我床前，我当是霜花和食盐，抬头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没故乡的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比张生，老师就显得不着边际。若干年后，张生的学生就不再咏月亮了，他们只说星星，发誓要给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让他看到星斗”，有张生的诗意，但显得过于吝啬。至于郁达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怕为情多累美人”则显得自怜而变态，及至发展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里的那种欲擒故纵，那种小家子气，那种小妾般的懦弱，足见流氓才子已呈现难以挽回的退化。张生的“月色溶溶夜”是明着勾引。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厢的另一侧马上会有美女作家即席高歌:很久以来我就性的饥渴，春来了我更感到没着落，你在那里大声唱，我知你是个会疼人的好哥哥(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句句如同天籁，道出了美人敢上也甘上贼船的不凡气魄。

　　文化流氓初战告捷，虽然有点意外。

　　孙飞虎流氓无产者的形象肇始于汉高祖刘邦。遥想当年，汉高祖还是刘三的时候，因艳羡于始皇帝的兵马威仪，遂产生了“大丈夫当如此”的罪恶念头，由此可以看出，刘三们不是反抗现行的体制而只是宣泄自己肮脏内心的邪恶欲望。对比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豪气，二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但刘三的呐喊却是流氓无产者的党章，千年以下，衣钵相沿，薪尽火传。在这样的行为准则之下，流氓无产者从来只能破坏旧秩序，而无缘创造新秩序。流氓无产者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古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书写下叛逆而无意义的诗歌。

　　譬如洪秀全，科举的失利，使他看清了科举的吃人本质，也萌发了他邪恶的愿望。在对旧秩序不存丝毫幻想的情况下，洪秀全假借宗教的名义开始了抗争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胜利。之后就是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发作，一直把远东变成了最大的妓院(朱大可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信念制造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也断送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他们循着邪恶的道路，最后毁于邪恶。所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好，“吾恨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也好，无非是流氓无产者用来骇人的虎皮大旗。

　　在功能完备的社会体系中，真正的无产者是没有出路的，为秩序所允许的改变身份和处境的大门在没有打开之前就已经对他们关闭了。在看不到未来的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无产者要么心如死灰，自生自灭，托体同山阿;要么怀着刻骨的仇恨活着，他们抱着对秩序的强烈质疑和对命运悄然反抗的信念并最终为这样的信念所异化。他们的典型就是孙飞虎和红娘。

　　刘邦是被太史公高度符号化了的，更多的人不可能成为刘邦、洪秀全、李自成，便出落为孙飞虎之类的鸡鸣狗盗之徒，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一个”的底色渲染之下，以虚无的浪漫主义激情，短视的理想主义准则，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从阶级属性上看，孙飞虎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他具备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切属性。他们最典型的性格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带来的强烈的破坏欲望，因此他们的形象经常和暴力及恐怖主义相联。流氓无产者的暴力有时候剑锋直指国家，但更多的时候，其暴力的霜刃往往指向国家利益的个体代表。在《水浒传》里，更多的暴力甚至指向了蚁蝼般的无辜者。这时，我们看到的是流氓无产者被暴力所异化的狰狞的嘴脸，暴力与恐怖本身成了目的，一代代流氓无产者前仆后继奔向暴力与恐怖，放纵着邪恶的欲望，并为邪恶的欲望所左右，在二十四史中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他们高傲地扬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孙飞虎手中有半万人马，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鸣锣击鼓，呐喊摇旗”的惟一动机就是:“近知先相国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矣。”一言既出，半万人马即围困普救寺，崔莺莺顿成囊中之物。这是用暴力改变分配(当然包括美色分配)的一种典型形式。

　　红娘但是，更多的人连成为孙飞虎的机会也没有，譬如红娘。

　　红娘的工作职责是明确的，她是崔莺莺的生活秘书，除此之外，关于她的姓氏、籍贯和身世，以及她如何走进相国之家对我们都是一个永远的谜团。所有这些让我们可以对她的身份进行明确的界定: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无产者(还不是奴隶)。青春的红娘脑海里面必定一遍遍划过有关人生的最基本的疑问:同为女孩，同为青春年少，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为什么一个人必须依附于另外一个人?难道真如他们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为什么他们锦衣玉食，钟鸣鼎食，而我却只能端茶送饭，倒屎倒尿?对于红娘这样的姑娘来说，命运的本质的确显得过于残酷了。最为可怕的是红娘还自视过高，因为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自夸说:“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很明显，红娘这句话不在于强调性别，而在于突出自己的志气，只是《西厢记》中对她的志气为何物却语焉不详。荷尔德林说过类似的话:在那样的年代，女仆要志气何为?因此，在红娘身上同样有着一种张力，那就是女仆的身份和有志气的禀赋之间的冲突。心高命薄的张力需要寻找出口。张生给了红娘一个出口。

　　张生邂逅莺莺的那一刹那，红娘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化—由女仆向女巫的转化。魔笛即将吹响，风魔了的张解员和发了情的崔氏女该随着红娘的节奏起舞了。红娘不但成功地向虚拟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并且时刻左右了敌人的脚步。红娘十几年的灰暗人生终于迎来了第一缕绯红。是的，作为主人，你掌握我的肉身，作为仆人的我，今日却要控制你的精神。至此，红娘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场运动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西哲卡尔·马克思语大意)。

　　因此，张生与红娘的关系是复杂而单纯的。张生与红娘是狼和狈的关系，张生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在利用红娘，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没有张生，红娘只可能永远是女仆，是张生给红娘带来了命运的捩转，张生在成功占有崔莺莺之时，红娘终于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一种心理上战胜敌人、战胜自我的尊严。红娘何尝不是利用张生完成了和平演变的大业。因此张生不是西门大官人，红娘也不是为了区区十两银子就乱说风情的王婆。难道张生一句流氓戏言—“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就会给聪明的红娘—这一位女中豪杰如此的行动力量?多么可笑啊!张生还自以为得计地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罗帐，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啊—呸!竖子真乃不足与谋!女中豪杰如红娘者焉受用你这嗟来之食?(因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贾宝玉用这样一句话对紫鹃姑娘说时，为什么林黛玉会勃然大怒)红娘等待的是对富人阶层的心理优势和对崔家的话语权啊。红娘，这潜伏在体制中的孙飞虎，她等待的是伺机对莺莺进行和平演变，这就是红娘大肆诲淫诲盗的精神依据。

　　当崔张的云雨勾当东窗事发，崔失身之后，红娘对暴跳如雷的老妇人的态度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她不但否认了自己在崔张性事中的丰功伟绩，而且拒绝承担莺莺失身的任何道义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