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曾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了几十年，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的一些不利影响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果。2008年，改革开放0周年整，这一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向全世界昭示了我们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几年后，我们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大经济体。又过了没几年，我们进入了新时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这些辉煌的成就，因为辉煌从不缺人歌颂。今天，我们要着眼的是那群用血汗堆起"鸟巢"的农民工。

　　2008年，卢晖临等学者走进建筑工地，开启了对建筑工人的调查。《大工地》这本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视角去分析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建筑工人，以及他们的其所至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著作，成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读过之后，感慨良多，不禁有一些想法诉诸笔尖。

　　《大工地》这本书从回顾农村改革、反思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开始，然后开始讨论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现代化"道路。再到"农民工"的这一带有政治、经济"价值"的身份问题。而后，作者们又考察了建筑工地上特有的分包劳动体制及其影响。最后两则是工人在种种压迫和不公下的主体认知的形成与抗争。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将本中的部分内容拿思考分析。

　　首先，是对农村改革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的反思。20世纪70年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最先开始的是对农村的改革，破除旧有体制，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但是，这样做只是恢复了小农经济的活力罢了。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一夜迈过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过富裕坎"的小岗村便是例证。于是，陷入困境的农村，便只能将被"剩余"的劳动力送往城市。单纯就劳动力生命的再生产而言，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好像勉强够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为达到类似圈地运动的效果——为资本提供大量自由劳动力，就需要一种既有存在必然性又有需求性的东西——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将人的欲望合法化并且将之无限放大，使农村即使在情感上都无法满足年轻人的需求，更不用提在物质化上的欲望。而城市中心主义与消费主义一直是紧密结合的。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似乎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城市生活方式成为现代明的样板，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成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农村不但被掏空了资，还在意识形态上被掏空了价值。"属于城市的消费主义扩张到农村，鼓动起人们的欲望，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农民工是建筑工人的主体，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也是以建筑工人的形象出现的。这批往返于城市和农村的"候鸟",其形成与存在是自发与自觉行为的结果。自发在于这是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觉在于政府和资本有意识引导利用的默契。新工人的形成，农民工走进城市，就是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当农民工为了追求现代明到城市的时候，遭遇的，却是冰凉的现实。"为什么？所谓"积累",向是指积累财富——具象是高楼大厦、马路桥梁，抽象起，都是"价值"而国家和资本的积累，要么靠掠夺，要么靠剥削（二者本质一样，形式不同）。我们没有掠夺其他国家，只有靠一部分人付出与收入的差额为另一部分人进行积累。资本只有尽可能得获取剩余价值，才能够发展壮大，进行无限增值的使命。农民工走进城市，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又是资本积累的前提。于是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命运，在他们进入之前就已经由这样的逻辑所决定。又怎能不"遭遇冰冷的现实"呢？

　　接下，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特有的身份政治——"农民工"这一身份有三层"价值"经济上，它是资本家过度剥削的条。政治上，它以其自身所带的流动性，成为他们无法像完全意义上的工人一样组织起捍卫权利的重要因素。社会上，他们受人轻视，往往成为许多中产阶级冷眼嘲讽的对象，而这又使农民工在认知上贬低自我价值，也成为有助于资本剥削的社会因素。

　　"农民工"这种模糊的身份代表着一种体制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为资本所利用，成为其过度剥削的重要条。体制和资本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建筑工人的命运。国家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资本获得了灵活和快速的积累，而"农民工"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受伤害的体验。每每提到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经常骄傲地讲"我们用三十四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路",但我们却经常忽略掉为这样成就付出血泪的几亿农民工，我们发展付出的代价，并不比西方国家少。我们的时间半数于西方，然而承受这一发展恶果的劳动者数倍于西方，他们在水深火热中的煎熬程度也为世界之最。

　　在进入城市之前，农民工的劳动价值已经被既有的体制贬低，当他们走进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在此之外，国家和资本既想让他们进入城市奉献劳动，又不想承担他们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医疗、教育、住房。于是，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不断被强化。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没有一个作为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中严重缺席。这不禁令人思考到"异化"的问题上。除马克思所讲的劳动主体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之外，农民工又多了另一层次的异化——他们作为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简单的解释：因为你是农民工，所以你不配……"农民工"这一身份，成为反过控制和影响他们客体，成为他们在城市中获取应得权益的阻碍。现今的农民工正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这种体制性伤害，是其他国家工人所不具有的特性。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家，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其中诸多的罪恶设定却没有拖欠工资这一项。而在现在的中国，在大工地上，拖欠工资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没有想到，资本为了快速、灵活积累和发展，竟然运用了如此的方式。本以为，拖欠工资的是那些无良的包工头，可包工头拿出劳务公司给他们打出的陈年白条时，笔者不禁陷入了思考。为何农民工讨薪事屡见不鲜？为何国家介入之后仍显无力？在考察建筑工地上特有的分包劳动体制之后，(fsir)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先进到超越欧美的劳动法会被彻底架空，为什么所谓的完善监管制度设施只是徒托空言。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既不是行业特征造成的，也不是历史上从就有的，而是服务于资本灵活积累的生产体制。"分包劳动体制实现了资本卷入和风险转移的两大功能，同时这种分包体制导致工人依附于包工头，将建筑工人的正式工作非正式化，遮蔽了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让工人的劳动身份变得模糊，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劳动主体，影响了工人开展集体行动的空间。"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分包劳动体制"实际上是五层的体系，从顶端的开发商，到底层的建筑工人。如下图。

　　这其中涉及到了两个对资本说十分重要的两个层面：资本卷入和风险转移。假定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开发需要10个亿，而开发商却往往只有一两个亿（能实际投入运营的）。那么要撬动这10个亿的产业，就必须其他资本的卷入。于是建筑公司和劳务公司负责提供材料和劳务，(本自于范--先-生-网)而这其中大多数费用，都是需要他们自己预先垫付的。当他们负担不起的时候，他们便找到了一个以依靠乡缘关系维持信任联系的代理人——包工头——让他们去分担风险。于是，在资本创业初期（即其没有能力垫付所有投资的时候），工人的劳动，就只能收到白条。因为他们的劳动只有在产品售出之后，才能得到支付（除去包工头能垫付的之外）。资本发展起之后，也就是开发商、建筑商有了较为雄厚的实力之后，工人的劳动报酬就基本有了偿付的保障，但仍逃脱不了被拖欠的命运。因为这是从顶端开始的一个债务链条，开发商欠建筑商一部分，建筑商欠劳务公司一部分，最后落到了农民工认识的并且唯一能接触到的负责发工资的包工头身上。"当包工头无力垫付或者不愿意工人工资的时候，工资拖欠的问题就浮现出水面。"

　　靠着拖欠和转移风险，资本在自身不够强大的时候完成了发展和积累，但是却对底层的建筑工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在这样情况下，国家以完善的法律使农民工对政府寄以希望，又以尴尬的行动让农民工对政府产生失望甚至绝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民工拿着陈年的白条爬上百米高的吊塔上的辛酸与苦痛了。

　　书中的事实例证丰富，分析鞭辟入里，描述的情景令人冷峻沉思。篇幅所限，仅仅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做了简要的分享。大工地下的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所揭示的是我们社会发展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个群体——多达三亿的农民工以及他们所牵扯进的家庭——已接近我们总人口的半数，绝对不容忽视。改革开放采取的发展模式，使一大批人先富起，使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是却还有"在一个据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的现实情况。蛋糕越做越大，分配却从未均衡。有人付出许多，却难以得到。贫穷代际传递，优秀代代传承。这都是大工地里映射的社会生态。我们面临的究竟是"异化"了的发展，还是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是否一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去承担苦痛，而我们‘优秀’的大学生们应该变得更加"优秀"从而避免遭受类似命运？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发展存在着种种问题。我们的思考不应单单是用人道主义情怀去同情那些"发展受害者",而是以更宽广的视角反思我们发展的问题，思考我们前进的方向和价值导向，打开发展的丰富可能性，积极推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当代大学生一些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