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可是其形成的原因，却具有非常值得反思的深层次文化渊源。《神拳考》的作者“将这段历史置诸文化批判项下，对当年的种种‘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予以剖析，从而揭示这一运动中国民的整体精神状态。”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本质，以不同的形式一再泛起，所以，对于今天，乃至将来，仍然有不能低估的现实意义。

　　掩盖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以及“刀枪不入”神术背后的，是民众长期以来存在感的严重缺失。“义和团从来没有针对清朝的革命意识，所以反对的只是威胁朝廷的洋人和镇压他们的官员”，殊不知造成苦难的根本原因，正是朝廷的腐朽统治。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下，底层民众接受的教育不外乎说书和戏剧，“思维者沉浸于其中，追逐着自己任意驰骋的念头，完全忘记了世界的存在。”现实中则是冷漠的外衣包裹了一颗无助的心，谎言、空话里也包含了可怜的希望。一遇机会，虚妄就在现实面前表演了一场庸众的狂欢。“梦想者未必非要等到成真才感到安慰，光是梦想本身已经有所安慰了。”此时，苦难的灵魂偏爱破碎的心，违背常识者比遵守常识者心理上更坚强，极端的信仰正与他们的愚蠢形成正比。无知者坚持某种自己也不明白的理念，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并非浅薄，并从中享受存在的感觉。天真无知的少女最适于接受启示，充当相信“祭师”胡言乱语的忠实巫女。义和团人员组成的特点，就是“参加者往往并非成年人，而是小孩，此事屡见于当时各地记载。”尤其“是义和团所收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的“红灯照”，就充当了忠实“巫女”脚色的。于是“义和团没有理由不相信，一场体现神的意志，得到神的支持的战争终将取得胜利。这是一切’圣战‘的最大动力所在。”

　　“社会动乱的背后，总有野心家企图借此实现一己的目的。”不仅朝臣，包括慈禧要利用义和团，遇到大的社会危机，需要调动起最广大目不识丁的群氓。义和团中的大坛主也无非是在利用愚民实现自己当“祭师”的目的，至于那些“刀枪不入”的神术，他们自己也不会真的相信；最令人兴奋的是灵魂的冒险，教祖往往是不信教的。而“每一个人参加群众运动，最终是为了取得个人利益；对既得利益者来说，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于身处底层的民众，则是“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而自己的光辉形象，都要在他人的眼睛中得到反射而被感知，社会提供了这个条件。于是长期不被重视后报复的快意，投机的企望，形成了一股清算的可怕洪流，无知而穷急固然令人讨厌，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过于严肃的仪式之类，往往需要怀疑其真实性。而“维系一个集体的重要手段就是仪式，这里仪式也就是戏剧性，义和团运动因而成为在人间舞台上演的一幕又一幕大型戏剧……人在仪式之中，只是神的载体而已，有如棋盘上的棋子，他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神是这里的主宰，仪式是义和团的最大特点。”在仪式的神秘感中，人们迷失自我，从而相信了它确实具有某种效用。“集体仪式永远对底层民众有特殊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这种参与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而在以往和此后的平庸生活中，很难得到类似机会……它又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最重要的，因此而大为振奋。”最终，“一切可疑之处视而不见。即使明显不利的现象发生（往往是法术不灵的时候），也可以坦然承受”。另一方面则是：“神兵一说，正可以壮军心，定民志，何必深求乎？”相对比较清醒的官僚，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也集体失声了。

　　“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强行验证的过程。”而如何构筑一个先进的文化，决定了国家最久远的软实力。因此，探讨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