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读《中国文化的命运》有感】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全书分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等三编。全书一百八十页，相比较那些动辄皇皇十几卷的书来说，不算很多。但其中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字字珠玑，几十年前的见解超过今人的庸论能详尽现露其宝。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痛彻心扉地发问：东方文化能否存在？“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他批评洋务运动将西洋东西搬来中国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些东西在西方产生的文化根基，“好比西化的东西是一个瓜，洋务派仅截断瓜蔓便搬过来，如此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梁漱溟属于“保守派”，却不无理性之处。

　　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在他的眼中，中医有其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惜其莫能自明。”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必要的发展阶段便一步登天，所以只有等别人来接受它。看完梁漱溟对中医的论断，则当今某些“学家”认为中医是伪科学之论，可一笑置之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略显狂狷之语，尽显效国之志，可以为后人珍惜生命之楷模。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其象征意义，大约也在于像梁漱溟那样坚持立场和重视实践的人，是中国的绝响。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但我以为称呼他“教育家”该是妥帖的，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当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1986年初，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讲课不愿落座，他以梁启超先生的名言自励，朗声说，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

　　【篇二：中国文化的命运读后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

　　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笔者认为，该书对民族精神趋向真实性的尊重是文化的关键。让人思考和感慨中国文化的走向。纵观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屡屡有人为失真的事端出现，但扭转却十分乏力：要么象彭德怀那样为真实付出惨重代价，要么象邓小平那样以政权之力斩断虚假。因此中国文化最大的命运就是如何维护中国真实性的命运。

　　当年中国是没有船坚力炮落后而挨打，有了船坚力炮后却没有制度继续挨打，有了制度后却没有文化还是继续挨打。直到文革对仅存的孔孟余烬全面摧毁，哪有敢说真话的？文化的真实性荡然无存。如今我们物质与技术发达了，经济改革可以了，但政治改革却无法确认真实性。实际上还是文化的落后，因此被动挨打。

　　例如，任何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任何人心即道德所向，尤其是它的法律制度，任何一种文化体系，如果不能对真实性和崇高性保持一种信仰，不能对法律保持一种尊严，不能对错误与虚假保持警惕和抗拒，尤其是无视真实而拒不认错与忏悔，那么这样的政治与文化就无法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文明性：虚假的文化而已。

　　从假XX到假媒体从个人到社会从践踏国人情感到无视国法尊严，从大胆造假到毫不忏悔从私权力的发达到公权力的默认，也许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倒退。方舟子在微博中说：代笔门折射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问题，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是小题大做。是的，这些媒体都不能正视真实，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它们又能怎么代表时代的喉咙呢？

　　【篇三：中国文化的命运读后感作文】

　　前几天买了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刚开始读，虽然是很多年前写的书，但是现在读来仍然觉得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在开篇《以为这问题还远的不对》中，梁漱溟先生指出，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社会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个问题的现状，绝非东方化和西方化的对垒，完全是西方化对东方化完全的胜利和压服。在梁漱溟先生所在的时代，尚是中国国学的一个繁荣时期，到现在，这种“西方化对东方化完全的胜利和压服”情况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

　　文章中指出，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等，纷纷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伦理思想，即文化差异问题。一般国民，不能克服政治改革中的阻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在西方化政治制度下仍保持在东方制度下所保持的态度。而我觉得现在，中国也不能说是西方政治制度，是任何时候都没有的一种状态，国民根本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态度来对待政治制度，所以引起很多混乱和民愤，并导致民众对政府的种种对抗态度。

　　针对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梁漱溟先生给出了三条路径

　　1）倘若东方化与西方化无法并立而不可通，到今日要绝其根株，那么就要寻求彻底变革，尽快应对，不要是国家与东方化同归于尽

　　2）倘若东方化受西方化的压迫不足虑，东方化确要翻身的，那么，与今日之局如何求其通，亦需有真实的积极的解决办法，不要做梦发呆卒致倾覆

　　3）若东方化与西方化果有调和通融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现在这种“参用西法”可以算数的，须尽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绝不能有疲缓的态度。

　　无论哪一种解决方法，梁漱溟先生都提到了“尽快”，认为这个问题刻不容缓，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社会改革都会失败。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后来共产党找到了适用于中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即马列主义，并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本地化的改革，在应用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又到了需要一个新的文化思想变革的时期，大家近些年已渐觉得西方种种不完善之处，却找不到适用于即融汇了传统东方思想，又能博采西方之长，又能适应今日之中国的思想体系。更糟糕的是，我却看不到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现在的国学，给我的感觉更像是高高在上的一门学问，虽然高雅却不知如何与现实生活结合。然而我认为思想确实很重要，现在我学习的太少，希望以后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篇四：中国文化的命运读后感】

　　这本薄薄的小书名为《中国文化的命运》，再加上封面上梁漱溟的大幅黑白肖像，握在手里，很有一种中华文化尽在我手，千年运数独得其秘的良好感觉。

　　不过这本演讲录着力点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趋向，而是对其精神和特质进行了简短的分析，并时时将中西文化做一个对比，让人觉得，其实演讲原来的标题《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更好的书名。当然，这样我可能忽略了编辑22块钱就能让读者独窥中华文化堂奥的美好愿望。

　　作者的中西对比极宏观极概括，但即使是在70年之后，这些文字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

　　谈到民族精神时，他说，"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自由——个人的无形领域——之不立”，是受到了“向上精神”和“伦理情谊”的双重掩盖，但后者施力更甚。“在伦理情谊中，彼此互以对方为重，早已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而变成‘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便几乎没有地位”。“自由之主体且不立，自由其如何得立？”

　　他这么评价中国人的民族性：“在家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恭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

　　在快接近书末的地方，他又给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中西文化的分判，在于一为向内用力，一为向外用力。向内用力，对于读书人，既然已有考试制度，前途完全靠自己。考不上就只好“反求诸己”、“尽其在我”；对于农工商，也有“行行出状元”之说，事业发达的机会平等开放于人人，成功要诀就是“勤俭”二字。“勤是对自己的策励，俭是对自己的节制，其中没有一分不是向内用力”。看到这里，我一拍脑袋，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咱天朝也是有“中国梦”的呀！之前从没有看到有这样角度的分析。

　　谈到民主时，他说，中国人不缺乏民主精神，但由于宗法制束缚，更多地以家族为单位生活，而缺乏集团生活。“参加于众人之中，不卑不亢底商量，不离不弃底合作，在他生活中原无此必要”，骨子里面就没有团体概念，因此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个人自由两个习惯。他引梁启超观点说：“中国有‘族民’而无西洋所谓‘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市自治”。反观西方，西洋人的城邦制和封建领主制实际上造就了团体生活。基督教的兴起，进一步打破了小族群，“人人如兄弟一家般合组超家族底团体（教会）”。“不论为教士、为农民、为工商业者，其生活总离不开团体。所以他在团体中的耐烦习惯就养成了”，锻炼出了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公德。

　　作者观点中，对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还是颇有期待的。不过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精神或许只存在于私人关系之间（还是读书人的私人关系之间）吧？从没出现在政治层面。主宰政治层面和家庭关系的原则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时候，仅从儒家经典或者官方承认的价值观去分析中国，是件很危险的事。很多时候官方价值观，在底层民众思维中很稀薄。即便是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很多准则和行为方式也只是通行于知识和统治阶层。庙堂之外，广阔江湖，倒似乎像是另外一种中国人了。

　　宗教作为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分析说，“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证明“中国文化的早熟”。教民“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

　　这个观点很犀利的。他差点就脱口而出，宗教其实是人类理性处于婴儿时代的产物，一旦理性发展伸张，人的行为皆可出于后天养成的良知。隐隐透出的智力和修养上的优越感，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