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是一本由李怀宇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识人》读后感(一)：知识人的思辨与本我

　　知识人，首先是一位要能善于变通、理顺万物内在关联的琢磨者，然后才是，能在琢磨以后有一个不同层面的突破提议与延伸的角度引导聆听者继续前行······

　　其次，知识人对知识的观点各有千秋。知，先是了解明白，再然后是研究有了知的积累达到量化之后便有了分辨与归类的方向定位。这些都是知的前提需要在多变的环境中寻求考证知的唯一性与知的可变性！使知的新意与知的综合性能在延伸的前进中有更广义的内容与扩展空间······

　　所以说，知识人是智者在永不停止的沉思与高度的概括！！！

　　《知识人》读后感(二)：不曾断绝的文化血脉

　　对于台湾文化界，说实话我是不熟悉的。所知的大概仅止于余光中，白先勇。还多是因为学生时代教科书的影响。因此，李怀宇的这本《知识人》是颇能引起我的兴趣的。

　　本书是作者2009年访台期间，走访十多位台湾文化界名人，与之面对面座谈并记录而成的一本访谈录。书中的受访对象，有白先勇这样的作家，也有余光中、郑愁予这样的诗人；有李亦园、王汎森这样的文史学者，也有何怀硕这样的艺术家；有南方朔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林载爵、隐地这样的出版界人士。可以说，将台湾文化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尽皆囊括。李怀宇与他们谈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轨迹，谈台湾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当前状况，谈中华文化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坐谈风云变幻，问道文化变迁。通过一番推心置腹的探讨，使我们对台湾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台湾文化人的思想与探索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书中受访人物，多经历过那段战火中飘零的岁月。他们在动荡的环境下，最终落脚在了台湾这座小岛，并为之带去了文化的种子。虽然历尽艰辛，但文化的传承却不曾断绝。这也是读此本访谈录时的最大感受。虽然也有“白色恐怖”，但只要不太涉及政治，文化人还能有“适度的自由”，加之社会大致稳定，使得文化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成长茁壮。相比大陆在连番的政治风暴对文化传承近乎“连根拔起”的巨大破坏力，台湾的文化界无疑是幸运的。这份传统文化的香火，中华文化的血脉，能够保存至今，不仅是台湾的幸事，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

　　当然，台湾文化也并非只是承袭传统，其受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巨大。书中受访的不少对象就曾留学海外，受欧风美雨之浸染。台湾社会，也是率先引入美式民主的先行者。其利弊如何？各个受访者也是众说纷纭。虽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但总体上仍是客观理性的。即承认民主的优点，但也对其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对于美国式的商业化价值观在文化、学术等各领域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更是有所鞭笞。正如何怀硕所言“过度商业化反而令言论空间变小”。这也是当今台湾文化界面临普遍困境的写照。在学术界，出版界，这种现象也都已显现出来。面对变化的世界，台湾文化界的将来会如何？其所保存的文化传统是否有再次流失的风险？这不仅是台湾文化界思考的问题，也应当是每个关心中国文化的人所应当加以思索的。

　　对此，也许还是开篇白先勇的访谈中点出了关键。正如他所投入的昆曲演出一样，传承应与创新并行不悖。我们不能将过去连根拔去，否则只会使自己变成无根的文化孤儿。但我们也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这样只会使自己脱离时代。在传承中寻找创新，在交融中壮大自身，这才是中华文明自存与复兴之道。而且，这种复兴不应仅仅是台湾的事，而应该是全体华人的事。台湾保存下来的文化血脉，应该让它融入到更广阔的天地，而不是继续居于一隅小岛，才能更加彰显其生命力。虽然长久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政治紧张和文化隔阂仍然存在，使我辈对台湾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但随着政治局势的缓解，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加也是众望所归。从《牡丹亭》《玉簪记》的访问演出，到两岸出版人互通有无，展开合作，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虽然这种沟通和交流还很微弱，很不稳定，还不能真正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毕竟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惟愿李怀宇这番对台湾文化界的对话，是抛砖引玉，迎来一个两岸文化交汇的新时代，而不是空谷足音，就此成绝响。

　　《知识人》读后感(三)：知识人印象

　　知识是不是力量，知识能不能改变世界，前提是有没有这样的“知识人”存在。——题记

　　很荣幸，2012年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这本《知识人》。

　　对于“知识人”这一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官方或坊间的定义，宽泛一点来说，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应该算是知识人吧，比如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一定知识的人。但在作者李怀宇看来，“知识人”的概念并不那么简单。就《知识人》这本访谈录来看，作者所拜访，所记录之人，诸如白先勇、余光中、郑愁予、南方朔、隐地等十六位人物，个个成名在早，皆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文章一篇篇读过，我们会发现，“知识人”，该是那些有别于普世目光、情怀、抱负和社会担当的人。这些“知识人”给我的印象，或有着清透高远的目光，或有着博大、亲切的人类情怀，或有着敢为天下先的抱负和担当。总的来说，知识是不是力量，知识能不能改变世界，前提是有没有这样的“知识人”存在。

　　说及“清透高远的目光”，白先勇让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位成名很早的小说家，白先生忽然做起了“文化义工”，为古老的昆曲奔走呼喊，不遗余力。在白先生看来，自“五四”以来，国人趋向于西学，而丢弃了国学。而对于外域文化的学习，则一定要站在“己学”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有所传承，有所扬弃。对于那些西渡归来，低眼看国人的海归，白先生表示是不能接受的。

　　白先生不仅这样认为，还这样去做了，这就有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以及轰动世界的《牡丹亭》现象。在古老昆曲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艺术的改造，以感情戏为不变的基础，用现代的服装、舞台、多媒体来演绎昆曲，这是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秘密，这让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认识了古老的昆曲，且大呼好看。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更是对追寻“高速发展”和“世界目光”的大陆浮躁文化氛围的善意提醒。如何在当前的环境下把文化推上去，白先生的认识可谓清透而又高远：“……只有向我们的古文明去寻得灵感，不是单纯复古，还要创新，这是大方向，所以我们尊重传统但不因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说及博大、亲切的人类情怀，则不能不说人类学家李亦园。在李先生看来，“以整个人类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立场。”所以，在台湾和大陆关系这个问题上，李先生强调：“大区域的合作变得更为重要，”“……保持合作的关系，这样慢慢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谈到“发展”问题，李先生从中国的儒学出发，提出了一个清醒而又亲切的观点：儒学的根本原则是不过分发展，现在我们才慢慢省悟过来，开始期待一些国际性组织慢慢地抑制过分发展，比如《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压制一些不需要的发展，这样才不会走进发展的牛角尖。关于这一点，李先生谈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索的自然界现象：以前北美有一种叫大角鹿的动物，因为其角大，在和其他动物的争斗中总是获胜。因而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它们的角“发展”到奇大无比，大到跑不动了，最后活活被别的动物“吃灭”了。李先生清醒如此，亲切如此。不知道那不肯《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读到此段，会做何感想？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频频亮剑中东，盖是因为这个国家那些巨大的战争机器和城市路面上那数目庞大的发动机，已经时常干涸无力。而又有谁能肯定，这个发达的国家，终有一天不会毁于那“巨大无比”的角呢！这，值得“发展中国家”们深深反思。

　　李怀宇这本《知识人》价值，不仅仅在于她为我们勾勒了十六位台湾“知识人”的形象，更是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知识人群体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补充”和“开拓”。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传承因为“文革”而有所损伤的话，那么相对平静的台湾则很好地在那十年里接过了这根文化棒，中国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及再造，在这十六位“知识人”身上都有着较为全面及明显的体现。而今他们正在老去，作者李怀宇先生能一一拜访他们，并写下这本《知识人》，我想是一件颇有功德的事情。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某扇门关上的时候，那打开的一扇窗，以及窗外那些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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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人》读后感(四)：和台湾知识人聊聊八卦

　　读李怀宇先生的《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后，一问一答里，收获不小。

　　一来确实羡慕李怀宇，有机会采访到余光中、白先勇、南方朔等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名家面前做回学生，进而坐而论道，真乃人生一大幸事。毕竟，不是谁都有这个机缘，可与诸位先生深入面谈，完了还能一起喝个茶吃个饭，还多数是老先生们请客。此等际遇，怎能不引人羡慕！

　　二来倒真同情李怀宇，访问这个活本就不好干，何况访问的还是文化大家，就更难出彩，基本上等于架在炭火上烤。这些人物，个个都是术有专攻的高手！想要与他们聊深入、聊透彻，聊出个子丑寅卯来，没有相当的底子还真没法弄。不然，就只能在外围打圈圈，说说文化八卦，扯扯人际掌故，浅尝辄止，蜻蜓点下水，再又滑过去。这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访谈从相互对话的角度上而言，基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尤其是以一敌八式的遍访，无关深度。

　　李怀宇是资深媒体人，访问过不少前辈知识人，曾著有《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颇有影响，自称是一个对“冷的历史”感兴趣的新闻人。媒体人的访问，热情不缺，但有泛泛而谈的习惯，专业性的深入对话偏少，多停留于表面。就像李怀宇所说“从不奢望通过对话进入每一位受访者的历史世界，只想在笑谈之中，聆听人生风云，碰撞智慧火花了”，况且书中的十六位知识人，分布不同领域，有诗人、小说家、政论家，也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出版家，都卓有成就。若要谈起专业来，恐怕连发问都困难，更别说深入对话。正如张无忌光明顶上独挑六大门派，靠的可是护体神功，哪像这书不过一个说着，一个听着罢了。

　　于是乎，这注定是一本无法深入的作品，只能聊聊八卦和其他，比如求学经历、交友际遇、当下关怀等。然每到关键时刻便切换话题，比如白先勇先生谈到，五四文学传统对他影响不大，他认为五四传统是我们几千人文化传统叉出去的一个支路，接轨大传统这条路是正轨。此观点很有价值，可惜没深入下去。白又认为，巴金不如沈从文，李怀玉也没有追问原因。这样的烂尾楼问题书中有不少。与陈弱水谈到陈寅恪的唐代史研究，发问者显然对此了解极少，几乎对不上话。访问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韦政通，连先生的专业研究，尤其是他得意的伦理思想，提都没怎么提，净问些个台湾民主、国学热等等大路问题。

　　更为可惜的，在痖弦提出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时，南方朔提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嘴上挂个民主，而是要实事求是、要求知识很广泛等观点时，访问者都没能乘机追问，此类关乎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均无下文。在公知们晃悠的今日，说说两岸对此的不同认识，绝对有助于促进双方交流，更有助于认清某些伪公知的面目，可遗憾的是偏偏不去深入，撩拨得我是抓耳挠腮。我都怀疑是不是被出版社的编辑阿姨和叔叔动了切割手术，或是抽去了脂也未可知。要真是如此，编辑该死。

　　李怀宇的寻找，与其说是留住文化的脉，不如说是一次个人的文化明星还愿。文化人的八卦和掌故，记录在案就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娱乐明星的八卦和绯闻，流传再广，即便能入娱乐史，也不过边角料。比如吃饭这事儿，在书里就成了文化小贴士。再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书里成了超级大龙套，逮谁都问下余先生，堪称一个文化教父，门徒众多。虽说先生是挺牛，滋养了许多人，但犯不着提那么多回吧，弄成一副知恩图报怀念再加想念的样子，再说徒弟都不如师，那是为师的不是喽，就没有选出一块超凡绝伦的大才来。

　　要说文化隔膜，我倒觉得相对于大陆人的开放态度、求知欲望和对台湾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都大大地超过了台湾。单说这十六位先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对大陆文化状况普遍比较陌生，缺乏独见，就像余光中先生说起大陆散文，也就是余秋雨、张中行等寥寥几位。这些年大陆时兴的台湾文化热，更别说白先勇、余光中等老先生，就是朱氏姐妹、张大春、骆以军等台湾中生代也悉数引进，并加以礼拜。而台湾对大陆的知识人显然还有着遮遮掩掩的介怀，甚至偏见和误解。

　　这类书没法简单说好还是坏，得看读者想要读什么。如果对文化人间的交往掌故感兴趣，此书算是了解台湾文化人的入门读物。如果想深入触摸大家，想体味其思维风暴，观其观念交锋，不如直接找受访人的作品来读，更为快捷和准确。它就是一个媒体人眼中的台湾知识人群的印象，不过是以谈话的方式呈现。

　　《知识人》读后感(五)：《知识人》：台湾文化的精神缩影

　　李怀宇的访谈录很早就注意到了。与众多媒体形式的访谈不同，他访谈的对象一般都是人文领域中的佼佼者，或作家，或学者，或报人，或出版家。因这些访谈对象的“知识人”身份，对访谈者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般媒体人的访谈只负责抛出问题，做一个合格的聆听者即可。但是在对众多知识人的访谈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聆听，而是沟通、互动和对话，这就要求访谈者对人文领域的各个学科有着非同一般的素养和学识，能够对访谈对象作同情的理解，短暂的认同，方能在共鸣中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李怀宇的访谈录，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知识人》这本访谈录有个副标题说明了它的特殊性“台湾文化十六家”。书的前言中提到，2009年，李怀宇到台湾访问，趁机拜会了十多位文化名人，“就个人性情而言，我对熙熙攘攘之事只有遥远的兴趣，而对历史与文化，总是不停的追问。因此，我在台湾访问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访谈的对象中，既有白先勇这样小说家，也有余光中、郑愁予、痖弦这样的诗人；既有黄进兴、王汎森、张广达这样人文历史学者，也有钱永祥这样的政治学者；既有南方朔这样的读书人，也有林载爵、隐地这样的出版人。概而言之，基本把台湾人文领域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对台湾现如今的文化现状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印象中，刚刚去世的木心老人有个“怪癖”，一般不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如果需要采访的话，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作答。据说木心此举是因为没有媒体人能真正做到与其平等对话，双方的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异都可能影响访谈的效果。当然，在生活中很少人会如此求全责备，一般的访谈也很少在意完美。但是从传播学角度来讲，笔录的访谈与面对面的访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笔录的访谈某种程度上是死的，面对面的访谈是活的，但是如何活起来，还得依靠对话双方对问题的熟稔程度，对文化的兴趣程度。李怀宇对台湾知识人的访谈，之所以显得出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地文化与台湾文化这些年的差异相映成趣。追问这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就成了我们关注的兴奋点。

　　如果稍加留意，你可能就注意到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比如我们一直都在说“知识人”，而不提“知识分子”，这可能就是本书的一个着眼点。在对南方朔的访谈中，谈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南方朔借用了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区分，说将来的时代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要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乌托邦知识分子给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在南方朔看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台湾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殷海光最多也就算一个启蒙者，“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了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也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

　　这就是说，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学问还有良心。但是“知识人”只是指那些在人文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人，这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基础，但绝非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时代中，知识人可能数不胜数，但启蒙者已经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公共知识分子。

　　在李怀宇的访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卓然的大家，还有台湾出版界的大佬们。比如访谈中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及其总编辑林载爵的介绍，对九歌出版社及其创办人蔡文甫的描述，对尔雅出版社及其创办人隐地的刻画，都很好地诠释了台湾知识界整体的精神面貌，对大陆日益混杂的出版状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值得更多人阅读欣赏。

　　这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对林载爵。坦白而言，由于长期的文化隔膜，我虽然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早有耳闻，但对林载爵先生一无所知。但是正是在林载爵主持联经期间，资助赋闲在家的黄仁宇完成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因为生前牵扯到很多当事人，不能发表。黄仁宇就拜托太太在他去世后交给林载爵出版。这样的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一生莫逆。

　　联经是台湾出版学术著作的重要出版社，除了黄仁宇，还出版了余英时、林毓生、张灏、钱穆、萧公权、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在李怀宇的访谈中，着重提及了从2003年，台湾的法律开始允许公开销售简体字书，于是联经设立了专门卖简体书的“上海书店”：“我们跟上海季风书园的严搏非先生也蛮熟的，就像办一个规模较大的简体字书店。现在‘上海书店’形成了由上海季风属于负责采购，上海外文书店负责出口，联经负责销售的三角合作关系。”

　　之所以对联经介绍如此详细，是因为这种原本有联经创办的合作模式，现在已经成了大陆与台湾合作出版的常用方式。正是在这种合作基础之上，近些年的才出现了港台文学热，文学中的港军北上，港台作家作品的畅销，都是这种合作的结果。而且由于这种出版界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大陆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钳制局面。台湾诚品书店进驻内地，广州方所书店公开经营台版书等，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其实根本不需要融合，从根基而言，应该称之为文化的汇流更为确切。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事实上，李怀宇通过对“台湾文化十六家”访谈至少说明了那个观点，文化没有时间、地域的分别，所谓参差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文化的差异中享受一个做世界知识公民的乐趣，这才是我们时代精神中应该达成的基本共识。

　　思郁

　　2012-2-10书

　　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李怀宇著，漓江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