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读后感（一）

　　小说直接从题目就可以知道有个年轻人来到了组织部，而这个年轻人却是不轻易放弃的。

　　林震是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勇于进取的人。当他来到的组织部门时，对党工作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他很单纯，也有些幼稚，比如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党的工作者的，不乏有些天真。他带着他满腔的热血来到组织部，就像小说当中开始不久写道“他带着一种节日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这是他跟刘世吾的第一次见面。刘世吾是个有经验以及经历的人，在他的面前，林震显得是弱小的，他只能集中最大的注意力去听他讲一些他觉得相当深奥的概念。但是这时候他还是高兴的。当然正因为他和刘世吾对工作的态度的不同导致两个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讨论麻袋厂问题的区委常委会上林震显得有点执着勇猛他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一个人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并掷地有声地表示：“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但同时他又是矛盾的他判断不清究竟那样对，是纳斯嘉的“对坏事绝不能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刘世吾老道有经验，他总能把他的思想打压下去，变得模糊。

　　刘世吾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冷漠，但这并不等于往日的革命热情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泯灭。不，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也有不满之感，因而他为了摆脱自己对实际生活的厌倦感情和无聊心绪，常常贪婪地读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从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可是当他睁开眼睛来看现实的时候，那种“透明生活”的幻影就立即消失，心情又回到黯淡和灰色。他怀念过去的战斗生活，然而对于眼前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却陷入极大的麻木与冷漠。像刘世吾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到来之前，昂扬兴奋，对革命抱着诗一般的幻想；然而一接触革命实际，他们便容易失望。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它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繁琐的事业。对于刘世吾来说，如果过去那种暴风骤雨式的、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曾经鼓舞过他，那么当前需要进行坚韧、琐屑的日常工作的时候，现实在他眼里就失去了诗意。革命的日常工作不再是他的内心要求，而变成了他的负担。因此革命热情随之衰退，疲惫情绪应运而生。他自己的灵魂里害上了与时代对立、无爱无憎的精神冷漠症。

　　你会很容易发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描写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事情，那些忙忙碌碌，漫不经心地工作场面；拖拖沓沓却假装正经的工作态度；毫无效率也不负责任的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到只为应付局面的工作用语；那些假惺惺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还依稀存在。或许文学的价值就在这里吧，它反映的永远是生活的深层面。

　　小说的中的林震，就像我们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充满热情，但是现实却总是无可奈何的，就像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说的那样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

　　但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旧要奋斗着，“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读后感（二）：时代需要“林震”

　　参加工作时间长了，越来越容易看到对工作不用心的人，看到了很多得过且过的人。有时很纳闷：怎么可以这样呢？心里在为大家鼓气，但看到的依然是大家的碌碌无为。

　　小时候，校门口贴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标语充满时代的气息，于是我走向教育的路。一路奔来，对教育之路幻想着——心想自己一定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心想着教育世界的璀璨与辉煌。

　　然而，现实很残酷。长辈们让我知道生活和理想有时背道而驰，额外的工作让我知道一些和教育教学无半点关系的事情只有做了才能让我继续教育着。于是，有时很愤青。愤青时有时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1956 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来，那时的人们应该都是奋发图强之人。有时在办公室，长辈们也常说“毛爷时代”如何好，如何廉洁。

　　于是，想起了王蒙所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想起了那个被别人评为“理想主义者”的“林震”。

　　这篇小说告诉我，现实从来没有理想过。

　　大家以为改革开放之前经济落后，人人都做事认真。小说告诉了我们真相。

　　区委，神圣的地方；政府干部，高尚的人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人人“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

　　小说以真实的笔调给我们展现了政府里忙忙碌碌，漫不经心地工作场面；拖拖沓沓却假装正经的工作态度；毫无效率也不负责任的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到只为应付局面的工作用语。林震初到通华麻袋厂时，“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可见在那个时代官的威力真大，到哪都有特权。今天的官僚主义盛行可说是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官，得益于老百姓的畏官心理（中国的官僚主义从来都没有消退过）。

　　小说中的刘世吾曾说“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这话说得很经典，我们党内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医治。就说刘世吾这个人，他是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工作能力强，“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从对林震所说的话来看他又是个看问题很透彻的人。在他给林震介绍组织部工作时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 上’，听起来就象‘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官腔十足。对生活的无奈与厌倦使他有着可怕的冷漠与麻木的心态和病症，容忍一切。韩常新和王清泉的官僚主义就是他包庇出来的。他的冷漠与麻木，挂名的上司李宗秦有很大的责任。

　　王清泉，是仗着解放前的事迹混在机关单位的蛀虫，劣迹斑斑、为官霸道。唯我独尊，对魏鹤鸣大呼小叫，怒叱不断，只会以上欺下。典型的只领功领钱的领导。关于处理王清泉的问题时，刘世吾曾对林震说“我明天找他谈话，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而王清泉受到处罚是因为林震和魏鹤鸣把事情闹大了，可见，事情不闹大就跟原则扯不上边。

　　韩常新这位工厂建党组组长，“比领导干部还象领导干部”。常常“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积极处理，还打击积极工作的魏鹤鸣和林震，可见韩也是党干部中的败类。韩到通华麻袋厂了解发展党员工作时的做法完全是浮夸风主义，追求数字结果，不注重过程，写起文章来圆滑而又强拉硬扯，有浓重的八股文味道。对工作投机取巧和狐假虎威。这样的人却能够步步高升，真的让人心寒。

　　魏鹤鸣，是个正直的人，很想改进工作，因为长期受到王清泉的压制，对现实心生不满，又因上级的消极态度对工作不再有希望。当林震来了调发展党员工作时，“他好象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总的来说他是个工作负责，关心群众，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林震的鼓励下，魏鹤鸣给《北京日报》揭露王清泉的劣迹，最终使上级将昏官王清泉彻查到底。

　　林震非常有个性，有理想、有抱负，不易被污浊的世风污染。初入教育事业及组织部都非常好学，作风踏实。单纯，不免幼稚，“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圣憧憬”当魏鹤鸣向林震发牢骚时，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决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上级培养了这样不负责的领导。

　　林震和刘世吾等人相比是弱小的，还曾有过惶惑，但没有退却，“越是有重重的困难越觉得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 面对刘世吾的谬论“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于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认识到“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 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时遭受批评时提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作”“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最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 ”在讨论麻袋厂问题的区委常委会上，他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一个人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并掷地有声地表示：“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批判道：“老韩同志知道缺点的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麻木的态度。” 林震这种敢向专权势力叫板的精神很值得共产党员尤其是年轻人学习。哪一天，这种向邪恶专权挑战的做法能广泛被肯定的时候，真正的民主时代就来临了。

　　时代需要林震这种人。林震的激情与激进，让赵慧文这种有良知的青年找到前进的力量和生活的温暖，让魏鹤鸣这种充满激情的工作者激发出无限战斗力量，让韩常新这种投巧主义者无地自容，让王清泉这种官僚主义者失去生存的土壤，让李宗秦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领导颜面扫地，让刘世吾这种木偶人再造成工作强人。林震这种人多了，我们的党政机关才更“干净”，人民群众更拥护党，每一个企业会更有进步空间，社会会更和谐。

　　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林震的激情。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应接受现实麻木生活，而应努力使现实靠近理想。再见了亲人读后感俗世奇人读后感装在套子里的人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