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童年》是一本由张倩仪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再见童年》读后感(一)：对传统教育方式的重新思考和发现

　　教育正在成为全民关注的大话题，更是大问题，而在一波一波的民国热当中，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重新思考与发现，也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张倩仪曾经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既修文史，又通教育，于是有了这部全景式呈现传统教育的著作，从逃学的沈从文到挨板子的郭沫若，作者收集100多位民国人物的自传材料，融入对传统教育的考察当中，既让人回味，又引起沉思。而那种农业时代的教育环境，是再也不可能追回了。

　　——摘自《新京报~一句话书情》

　　《再见童年》读后感(二)：再见小学

　　左舜生说：“看不出最近四十年（民国以来），中国的教育，在精神上有什么显著进步。”

　　放到今天，则看不出百年来，中国的教育，在精神上有什么显著进步。

　　卜卜斋（广东话私塾）里的敲打声至今响在学堂里，挨打的学生比祖辈却不见任何长进。比起遥远的“天地玄黄喊一年”，如今不过是加上了“abcdefg”，晃着脑袋扯着嗓子喊的姿态别无二致。

　　看这本《再见童年》的时候，常常回想自己接受的嚼蜡一般的十六年教育，悲哀的发现大好的光阴换来的全是无用的东西。于是心底的悲哀越发沉重，也越发歆羡起兴新学之初有机会接受真正的教育的那些人。

　　虽然当时的新学家们也多一知半解，“然其孜孜勤勤，自己力研苦索，又急望彼此助长增益之心与事，则诚可佩仰者矣。”想当初钱穆就读的新式小学，教文史的都是硕学宿儒，甚至体操和唱歌的课程也对学生循循善诱及至人格教育。这样的教育，如今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学都不可得，遑论小学。胡厥文所遇的良师更是让我们不曾有如此际遇的人心向往之。胡就读的嘉定第一高等小学请不到唱歌和体操的教员，校长认为体育和美育对小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科目，就亲自去学风琴和体操教起这两门课。而在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占了体育课音乐课上语数外的时候占多数。

　　幸运如钱穆胡厥文者自然也是少数，那个年代，更多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学校，比起他们，如今的我们虽没受到优质教育，却总算有机会接受教育。然而在那样新旧交替、沙石俱下的大变革中，乡野间的初级教育能绽放出如此璀璨的光芒，高呼了几年素质教育却不见改善的我们也着实该反思一下了。

　　《再见童年》读后感(三)：独辟蹊径创新境——序《再见童年》 唐振常

　　张倩仪女士《再见童年》，是一部奇特之作。在当今著述之林中，它独辟蹊径，另开新路，从当代时流大量的自传文字记载，去感受时代，研究历史，条分缕析，发而成篇。在张女士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胡适力倡传记之作，谓其用在于“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新路”。此言诚是，为一时传记写作之兴，起了鸣锣开道之功。张倩仪女士利用当代时流多达一百五十余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写成这么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真是独得新境了。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于中国而言，诚所谓千古之变局，而中西文化之冲突，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于时所有之求变，上自意识变化，下至物质探求，思想之变易，学术之所向，制度之求革，风俗之望改，“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章太炎语)，无一不为此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之冲突所衍绎以发生。在本书作者所阅读和研究的所有自传中，上而及于宏观之文化，下而见乎具体之施为，亦无一不反映了旧之逝，新之来，分门别类，条列以陈，乃所以补史籍之未载，得史事于感受，娓娓道来，如述身之所经。这也是一种史识。陈寅恪先生一生强调“在历史中求史实”，脱离开了历史，无史实可言；史实之得，于亲历其事者之缕述，亦在其中。本书作者于研究转述中传播了史识，读其书者亦可以得史识焉。是以，此作便是从名人自传中看时代与社会之作，了解何谓文化之作，何谓传统文化之作，进而便可悟出文化承传与创新之义。此作从各家作者童年之所身受，分纂为教育、家族、环境、游戏和工作、前途、价值观、宗教、女性诸篇，而尤详于教育，其所举于教育篇者，多达二十三题，此亦自然之事，主题即在“中国童年”，童年所经，自以受教为主。作者《自序》不称此为研究之得，然而研究不足以成书，其教育篇所述，更多分析，乃是以具体事例条分缕析，尤为研究有得之作，应更予留意焉。

　　作者近年多次返回大陆，眼见“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本书《自序》)。其言甚是。然作者在这本对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研究之中，就文化之传承言，亦有所感，请见作者《自序》的两句话：“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交的学费？”我欣服其说。我尝言，以著名的徽州文化为例，明清之际，徽学、徽商、徽戏、徽菜，以至于徽州乡土文化建筑，是相继而起，同时大盛，其间经纬，很值得研究。何以今日经济大盛，文化则衰落不振？在经济大潮中予文化以应有之地位，应是亟须予考虑并采取措施的事。是书之作，或亦可以于此有启发也。

　　（唐振常，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近代史、上海史学者。著作有《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上海史》等。）

　　《再见童年》读后感(四)：小情怀

　　此书名为“再见”，实则撷取了诸多再也无缘得见之童年掌故风物，怪不得作者遗憾被前人占去了“告别”二字。 看封面以为此书因循畅安作品，采撷童年玩物中有趣之物留下难得记录，翻开后又觉得似乎是旧人忆旧的传记作品采撷，终卷后方知，原来做此书一非为了趣味，二非有学术上的企图，全因作者对旧时学风与教育传统深有兴趣，于是便攒集资料，分门别类，加以自己的解说，终致成书。这倒很像搞专题集邮，不同的是邮品珍罕难觅，而百年前人物的旧材料倒显得太多，非有心人决难费神费力条分缕析，结集成册。 这种非为功利猛钻一点冷门专题的劲头很值得赞赏。常见国内学者一开题便是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十国，文字引经据典，气吞万里如虎，可内容毫无重点，结论全是拾人牙慧，远不如海外诸多中国学学者，自承二流，潜心抓住有兴趣之一枝一展再展，终能使整棵研究之树长青。情怀虽小，行之不易。 扯远了。 往日读自传文字，往往最不耐童年自述，因为感觉同时代人之叙述往往雷同，私塾科考大致落入窠臼，精彩人生自成年后才见分歧。而今得观此书，印象大变，原来将旧时如何教育孩子和儿童如何受教的方法总结起来并与今日相较，不但有趣，也很有必要。基础教育的普及使整个社会脱离了知识缺乏眼界狭窄的窘境，但却也催生出了恐怖的统计数字。私塾教育与科举制度尽管颇多落后可笑之处，然其小班制的学习方式，由默背至解题的强制教学过程却在某种程度上使蒙童在压力并不太大（不是开玩笑，难道打板子的一时肉疼会严重过为争高考之一桥二十年间的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强制打下了文史基础，虽然作的终究是八股文字，倒不见得不比当下学几册支离破碎的“指定篇目”高明。当然我并不赞成借着国学热开办的儿童国学班之类，大多数情况下，那是在敛财的同时为孩子平添负担，殊不可取。 至于纯农业时代的“落后”教育体制下为何会催生出一批直至今日仍被认可传诵的“大师”，而现世此种人类为何荡然无存，这不是此书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能说早期闭塞的环境、不便的交通和繁冗的考试制度反倒使儿童更易安心求知（哪怕只是短短几年），也使拥有知识者更受尊敬（脑体倒挂的事情在现世却正在发生）。而书中所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转变之际带来的思想冲击和选择自由现世已不具备。其实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一个以农为本思想闷骚的大国急于学习牧族的行动力和侵略性也许并不适合，扎牢本土根基（“三春，文史足用”）后再接受外来之物，才更易贯通甚至升华。而现在的教育和施受教者本身即割裂了二者关系，或固步自封，或一味崇洋，连个体的存在感都完全迷失，遑论大师巨匠。 又扯太远。 作者说过特别欣赏冯友兰父亲的一句话，耕读传家，并不是说每一代人都做翰林，而是每一代子孙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能做秀才。这倒适合用移魂大法摧残下一代的家长们低眉思索一下，教育孩子的确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非得逼出天才精英就是用刑了。 最后探讨一下此书的内容。 此类“温故”读物极易因叙述者的干预而导致电视剧本感强烈，难令读者切入时代。而此书的确另开新路，大量引用自传文字，直接从当事人眼中观望当时的人与事，再加以简明的解说，极有资料价值。但正像作者说的，“这里所写的，可说是在拾众位自传传主的余慧”，其内容因罗列资料太多太杂，且重复引用同一作品次数极多，对阅读体验很有影响，如同在读“二三十年代旅行指南”，有种走马观花的紧迫感。 依吾之愚见，既已选定此题目并且掌握了如此之多的资料和统计结果，何不稍微浪漫或者传奇一点（反正“这也不是一本学术书”）？比如以一当日孩童之眼光切入，将诸家传主的经历加诸其身，缓慢铺陈材料，虚实结合，也许会有趣得多。或可拟为“童年一日”或“一年杂忆”之类题目，将全书所涉掌故事件浓缩至一段时间内，阅读的兴味会随着时间的紧凑而大幅提高。 当然这些只是挑剔读者的懒人之梦，说说而已。

　　《再见童年》读后感(五)：文汇读书周报：童年，还会再见

　　作者：张向荣

　　合上《再见童年》的封面，看到这四个字，心中还是觉得不甘心，也许“再见”，意味着还会有再次相见的那一天吧。

　　张倩仪女士的这本书很特别，既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研究著作，而是把近代一大批名流的自传搜集起来，摘出其中关乎童年的种种记录，将其分门别类，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气加以解说。或议论或抒情，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清末民初渡过童年时光的这几代人，他们的童年是否还值得留恋？是一座遗迹还是一份遗产？那个青布袍千层底儿、《三字经》《千字文》、旧私塾新学堂的童年，是否真的和今天说了再见？

　　在我看来，本书的“童年”包含了更复杂的含义。清末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的开端，如此表述是因为这一变革至今仍未结束。这次变革被晚清人士概括为“天崩地裂”，被近现代学者概括为“古今之变”。这一堪比历史上周秦之变的巨大变革，本质即是天道的变革，或者平实一点说，是道德伦理的巨变。而清末民初则是新旧并存、古今交融的特殊时期。而青少年的培养正是那个新旧参半的时代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将清末民国和当下青少年的“童年”进行比较，我们丢弃了哪些？又过分追求了哪些？这不是主流话语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平庸论调，而是从头审视清末以来的变革脉络，得以更深刻理解今日中国的必要条件。

　　在我看来，这本书虽然列举了清末民国儿童视野里的种种方面，例如教育、家族、前途、宗教等，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问题：青少年的教养。但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末民初恰好是一个传统社会教养方式逐渐走向终结，而现代教育制度逐渐占据主流的时期。两者的不同反映出的正是“古今之变”。当然，在这里显然无法详细精确的谈论这一巨变，但不妨较为简略笼统的来对比一下。

　　那虽贫苦而清高的处世方式。儿童的感觉简单而敏锐：他们既感到束缚又颇觉心安。是故，传统对青少年并没有特定的“教育”，因为整个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教化体系。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了。教养的核心不是教养君子，而是培育公民。二者最显著的区分是，公民已经消除了君子的道德意旨，只是一个宪法的概念。这就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内敛的教养体系，教育也沦为各种社会制度之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被解放”，恰恰相反，现代国家一旦形成，教育势必被整合，制度化的教育更深刻的将青少年束缚起来：传统的私人教师和私塾被标准化的、整齐划一的学校所取代；国家制定统一的若干套教材并提供标准答案；孩童从小学就被纳入统一的教育体系，要知道传统社会中朝廷只抓高考（科举），并不插手孩童早年的教育。总之，现代社会把教育从培养“单个人的道德”变成了整体的社会行为，雅斯贝斯曾评论现代教育“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那里拖走，使他们可以成为只属于社会的孩子”（《时代的精神状况》）。当然，现代教育也有很多优点，例如追求识字率普及、体育锻炼、美育培养等，这几点都是传统中国所缺少的。

　　但最大的不同仍然在于，当社会培养的目标从君子变为公民，那么现代社会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关乎道德伦理的“教化”变成了只关心知识授受的“教育”。一方面，现代教育的使命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专科知识，培养出的人才也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各个专业领域，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零件，而不再是以追求道德升华的君子；另一方面，教育也提供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民意识，以便于支撑一个现代国家。传统社会虽然也讲忠君，但天道、圣人是大于君主的。现代中国已经把孔子降格为“古代哲学家”之一，传统社会的君主却不敢不承认孔子是唯一的圣人。

　　《再见童年》里记录的青少年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大都既念过私塾、考过科举，又上过学堂、出海留洋；既对人生有着道德伦理之追求，又热烈学习各种专科知识；既得益于大家族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哺育，又在中西碰撞的前沿城市沐浴了自由的空气。作为后来的观察者，我们会发现传统教育的很多优点都已经失落，复制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个庞大的教养体系已经崩溃。而现代教育体系则形成了崇拜知识的新宗教，但这些知识无法提升出让一个人道德自足的伦理。在西方上帝已死，在中国则君子无觅矣。

　　于是想起常有人说，民国培养大师，现代社会不培养大师。民国那些名流学者有谁够格称为大师，我们按下不表。但民国那批风流人物并非只得益于传统，也不是当时的社会空气多么“自由民主”，无非是得古今教养之利而已。再笼统一点说，民国的这些人物从传统中得益的是伦理，尚知道如何做君子；又从现代教育中得益于知识的爆炸，信息的传播，以及治学的方法。两相结合，才熔铸成所谓大师。

　　张倩仪女士写了这本书，或许并没有本文这样的想法，我想起她在一次讲演中颇有兴趣的谈论，古代的童书很多都是由像朱熹这样的大牌人物来写，而现在的童书作者最好的也不过是作家。在我看来，原因亦是古今之变：古代最好的学者懂得教化对培育良好社会与道德人生的重要意义，而今天这种语境已经消失。现代童书主要的目的是“开发智力，提高艺术修养”。

　　所以，《再见童年》的确是一本好书，你可以纯粹当做散文来读，对那个逝去的时代巡礼，也许未来我们还会与这样的童年重逢，是的，当年好，风景旧曾谙呢。

　　《再见童年》读后感(六)：自序——告别农业时代和它的童年

　　以农立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农业的文明古国之一，农业是中国的根本。

　　当同时创立农业文明的其他文明古国消亡时，中国人仍然在发展着农业，修理着地球。无论经过多少次朝代更替，多少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多少次在东亚地区改变历史进程，散射它的影响力，中国没有改变过农业国家的性质。农业曾使中国富强，曾熔铸出包容能力特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每个国家都容易在它最繁荣的时代中停留以至停顿。中国在农业时代度过了五千年，把农业文明发挥、发展到极致。以精耕细作的水磨工夫，在道路旁、在山坡上，一寸一寸地开辟田地。直到最近百多年，中国惊觉它在农业时代中耽搁太久，要急起直追，赶上西方国家。在这百多年之中，又以最近二三十年才算踏上起飞之路。六十年代的香港仍然是田连阡陌，自七十年代起经济迅速发展，台湾在八十年代大步赶上，至于面积最大的中国大陆，变化最大的要数文革后的十多二十年。虽然今日农民仍占中国大陆人口的八成，但沿海地方一年数变，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种种事实告诉我们，最少中国部分地区，城市已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连成一片，中国正在离开农业时代。将来纵还有农村，生活形态也会是工业化的，农业再不是中国生活的主流。在生存和富强的迫切要求下，这也是百多年来我们日夜追求的目标。在这离去的时刻，蓦然回首，是否毫无留恋？

　　文革后两三年，我以游人的身份，踏上刚开放的中国土地。那时苏杭都是小城风貌，北京在宁静中透着气派，西安土房子处处，泥路上，耳边响起马车夫鞭打马儿的声音。我对朋友说，中国很落后，但艰苦的生活中有一种乡土的美丽，朋友说，你自己住在楼房中，却要人住土房子供你欣赏。

　　八九十年代，我经常要回中国大陆工作，有幸目睹中国脱农入工商的变化过程。这是一种排山倒海、速度惊人的变化，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华东一个小镇海盐的十字“大街”上散步，感叹着小说《人生》的主人翁要由农村挤入小镇生活的困局。八十年代末，我在广东的乡镇中惊奇地发现高架立交桥。一座座青砖房子推倒，一个个果基鱼塘推平，田野中，高楼拔地而起，我知道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

　　然而，一种发展了五千年的文化，始终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痕迹。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农业社会会不会是人类最后一代与自然为伍的生活方式？工业和商业社会是城市的，农业是乡村的。经过急剧现代化后，我们听到回归自然的呼声。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交的学费？

　　无论是耳闻自父母，还是自己去领略，我们这一辈正站在两个大时代交棒的历史大转折中，就好像目睹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一样，我们亲见或亲闻历史的齿轮在动，我们这一代以后的人就只能基于文字去体会推测了。

　　于是我选择了中国的儿童生活——由近现代人写的自传中透露出的中国童年。这些人都自感经历着转变。不知是胡适鼓吹写自传，还是印刷术进步，又或转变实在太激动人心，近人留下的自传十分多，素材丰富。其次，这些自传传主都有由长于农村，到活于城市的过程。他们所反映的，除了个人成长之外，还是中国时代跳跃发展的缩影。透过这些素材，可以有血有肉地看这中国大时代的转变。当然，其中也有不足之处。写自传的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经历可能较为接近，总的是男比女多，从文的比从武的多，小康以上的比赤贫的多。幸好，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亦成就了一批本非知识分子的赤贫农民。他们从军从政，做了一番事业。他们的儿时经历一般只有穷苦二字，传主自感可写的不多，但亦算打破了知识分子垄断的局面。

　　另一种不足来自我自己，我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城里人。对农业的一切，只是隔岸观火。当然，也可美其名为客观，但总掩不住未曾艰辛经历的美化倾向。犹幸我的长辈仍与农村有一点渊源，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穷苦的逃避和物力的爱惜，既矛盾，又鲜活地在我的城市生命中加入一点点农村气味。虽然这点气味少得几乎无法探测，但已经使我比更小十岁以上的新一批城市人为“古老”，可以同时用古老和现代的眼光去看中国旧世界，怀着同情。

　　这本小书不是完整、面面俱到的童年生活纪录。材料以自传、回忆录为主。几年来所看的回忆类文章虽不下一百，但漏去的仍有很多。这里所写的，可说是在拾众位自传传主的余慧，得鱼或可忘筌，我自以为这些余慧蕴藏着宝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同时这也不是一本学术书，请读者不要以学术书的眼光去看。为了保留原文的味道，我时常整段抄引。有时夹引夹述，为求读起来连贯畅快，往往不按引文格式要求。

　　断续以工余时间写了五六年，自知缺失很多，往往有放弃的念头。偶然读鲁迅在《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的话：“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过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不啻醍醐灌顶。勉力支撑，只希望这浅陋的小书能梳理一些材料，提供一点闲暇翻读的文字。

　　至于本文题目告别二字，虽我说早已想好，但《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在前，纵使自我解嘲，称为英雄所见，总不免袭用之嫌。然而，这两个字如此贴切中国的转变，我还是不顾一切用上了。

　　《再见童年》读后感(七)：代序——感受的历史 陈万雄

　　读过作者的原稿，我很愿意写这篇序。无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还是作为时代的体验者，对于本书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感受。

　　不用说上一辈人，即使是我们这一代，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就目睹和体验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变化。五六十年代仍然是小商业加小农业的社会，即在六十年代的后期，新界地区依旧可见稻田牧歌的景象。到了七八十年代，是全面的工业化带动下迈进了现代化的年代。现今，我们吹起的是要进入超工业的资讯时代的法螺。十年人事几番新，每个十多年则是一个年代的发展，历史的步伐何其急促！这种速度的发展，从中国或世界的范围看，历史上是少有的。香港这样子的变化，原是整个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急促的发展，固然容易使我们觉得日新月异，感受到时代飞跃的进步；同时，一波接一波、一浪随一浪的冲击，却不能不令我们产生不能自已的迷惘。我们确实要有站住脚跟作点省察和回顾的时候。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惹争议的人物，但是李鸿章首先指出了十九世纪后半的中国，遭逢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从十九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国变化之速之巨，在历史上真是无与伦比。只要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大的事变一个扣一个，时期的转换一幕接一幕，波诡云谲、惊涛骇浪和波澜壮阔，令人目不暇给。近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外都是显学，各种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以至人物史的著作，真可以用汗牛充栋去形容。通过众多的不同的学术著作，可以让我们对近百年中国在理性和理论上有所省察和回顾。

　　但是理性和理论的认识中国近代史，正如我们站在岸上，看着江河的滚滚、大海的滔滔，但是我们却无从体会到滚滚与滔滔之下的水流的脉动。除非我们跳下去，泅泳一下，这样我们才会身受心感。要真正洞悉历史，理性的认识和感性的体悟是同样重要的。现今所见绝大部分的人物史、事件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写出的只是历史发展的骨骼，如同我们站在岸上，看着的只是河海表面的波涛汹涌；至于风俗的移易、生活情态的变迁、生命情调的转换等等内容，如同河海水流的脉动，才是历史发展的血肉。一般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使人能理性和理论地认识的多，而感性体悟的少。缺少体悟，就无法贴近历史的脉动，不贴近历史的脉动，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全真切，对一般不是历史专业的读者尤其如此。何况，真正能让人理性和理论地认识历史的优秀史著，往往奠基于对历史有真切的感受和及身的体悟。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顾炎武的《日知录》，近代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以至新近大行其道的黄仁宇的大历史，都是作者观照现实历史而写成的，是一种历史感受与客观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所以会动人。

　　大量的自传作品，是感悟近代历史的最直接最珍贵的材料。自二十年代起，个人传记的出版勃兴，蔚成出版风气。其中理由除了出版的发达以及经胡适辈的倡导外，相信不少人物因遭逢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身心体验了各方面的剧变，历史意识油然而生，自然将自己身所受目所睹，宣之于口挥之于笔的了。在这样的大转变的时代，多有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也会变得不平凡，而留下的都是不平凡的材料。这为数相当丰富的自传作品，固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更重要的，自传是最传神，最能让我们贴近历史，体悟历史脉动的读物。我们敬佩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识见，同时我们会为《史记》纪传中活现人物情状而让人留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卓越文学技巧而击节，因为司马迁做到了保持历史的客观描述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几千年前历史的情状，嗅到了当时人物的生命气息。近代大量的自传作品，是第一手材料，更能让我们去感受过去了的历史气息。

　　或者近代中国历史太波澜壮阔了，读这些自传常使人遗憾而感到不足的是，大多传主所记的内容，太着墨于牵涉时代的大事件和多关涉个人的事功上，轻忽了沉积千百年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以至生命情态的潜移默化。事后我们才发觉，平常事物虽至微，往往最能透露出文化价值本质的变迁，而且是我们最愿意了解的。本书作者别辟蹊径，通过大量的自传材料，从中捕捉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微，条分缕析串连组合，而且充分利用了自传的原材料，如实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终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童年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家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

　　作者本书在描写传统中国童年生活及其迁变而使之成趣味盎然的知识外，文字间另有深意，一言以蔽之，是对文化生活价值的终极的关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可阉割，对于外来的文化也不宜移植，只可接枝，经接枝的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富创新性。文化也不只是一两个抽象的概念，文化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形态，对一事一物的认识，是理解文化的基础，否则游谈无根。吟味本书展现的传统中国童年生活形态，对当前生活价值的追求、对日后文化发展的探索，提供了我们可思考的余地。

　　（陈万雄，近代史学者。著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现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

　　《再见童年》读后感(八)：童年不须说再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本名为《清贫思想》的著作在日本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日本萧条时代人心思变的结果。在这本书中，作者中野孝次把“清贫”说成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它倡导住简单的房子、过劳动的生活，生活贫寒但内心自律。这是和消费时代、物欲生活“唱反调”的生活方式，它促使人们去思考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的未来。

　　张倩仪非常重视这本著作，她在《再见童年》一书中用了大篇幅的段落介绍它，而她也相信，“《清贫思想》所写的变化，也是香港由五六十年到今天富裕社会的路途，同时也可能是中国由八十年代到将来富裕之日的路途，日本人反过来向清贫求营养的时刻，我们正在走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归路”。

　　作为一本“另类”的史学著作，或者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又或者是文化读本，《再见童年》有一个很简单的、甚至可以说粗糙的假设和划分，即农业时代的童年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童年。而所谓“再见”，也就是对于农业时代的怀念，有时候这种怀念其实和“童年”没有关系，因为“童年”也不过是张倩仪洞观“新旧中国”生活方式变迁的窗口。

　　这个关于时代变迁的粗糙描述，在《再见童年》里似乎并不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琢磨，你能发现它其实代表了某种观察历史的独特方式。历史在此刻，其实是“倒退的”，即它让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在走向“进步”吗？而过去真的就那般不堪吗？至少，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可以让我们观察这个时代时保持独立性。

　　《再见童年》不是一本系统的历史哲学著作，它是一本“散书”，里面记录的是各种传记回忆童年时所建立起来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活画面，这也是它最有趣、最值得回味的部分。放下“进步的”历史观，重新观察过去时代里的生活方式的片段：童年被打屁股(今天被视为虐待儿童)、课堂里摇头晃脑诵读(今天被视为不科学的死记硬背)、清明节烧纸钱洒酒祭祖(今天被视为不文明的祭祖方式)等等。在“倒退的”历史观念里，它们或许并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糟糕或者“不文明”。比如，上文提到的“节俭”，在这个需要消费，认为消费促进生产的时代，它从一种美德变成了羞耻、无能、愚笨的代名词，但一旦萧条到来，我们却开始重新怀念它。

　　在西方，一直到十七世纪，童年才刚刚开始被认为是生命中的一个独特阶段。不过，十七世纪的洛克还主张儿童用冷水洗脚和洗澡、睡硬板床。那是一个童年和成年并没有彻底明确区分的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由于进入现代工业时代，需要掌握某种特别的知识技能，儿童需要被送入学校加以特别培训，才使得儿童最终从成人世界分离出来。而到了今天，由于电子媒体、信息的公开化，私密的消失，成人世界被暴露于孩子面前，才会有波兹曼《童年的消逝》里的担忧。

　　《再见童年》没有关于童年的概括性的整体描述和评论。但是，从私塾教育，到家族生活，再到自然环境，《再见童年》还是可以大致看见一个这样的童年：旧中国的孩子们像大人一样做工，比如童年时代的彭德怀、毛泽东；像大人一样进花船，由妓女陪着嗑瓜子，比如童年时代里的包天笑、杨布伟；另外，他们也像成人一样，受到祖辈、传统的严厉钳制，无一例外，违背传统会受到像成人一样的谴责。总之，过去时代里的童年并没有被“特别”从生命里“拎”出来，被特殊地加以保护，加以培育，或者要特别学习一种“儿童的行为模式”，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成人的生活方式，所谓三岁看八十。

　　波兹曼的担忧是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担忧，他一方面期望现代社会带来“文明”，即让童年与成年分离，加以特别的保护，另外，又担心现代社会的科技文明毁了这种“分离”。相对而言，《再见童年》的“怀念”就显得更加直接了，张倩仪把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直接“对立”起来，而她对于农业时代的描述，也就显得浪漫主义了一点。因为她“怀念”的，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同样也可能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而已，但无论如何，《再见童年》缺乏这种“祛魅”的反思。

　　不过，《再见童年》赢在它的“散”。过去的时代在书里不是铁板一块的，是一幅幅的风景画，有残酷的画面，也有美丽的画面，作者从不做系统性的概述。从这个角度思考，说张倩仪把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简单“对立”起来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本书的标题里的两个词都将失去它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再见”不再是什么“怀念”，而所谓的“童年”也从来不是重点。

　　年龄是一种社会的结果，有时候甚至还是某种政治权力的塑造，童年也是如此。麦兜的纯真与现代世界的残酷竞争形成痛苦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过去时代的童年生活值得提倡，同样也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童年生活需要改变。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萨摩亚人身上，就已经发现，人们通常所习惯的“自然年龄”，以及这些年龄表现出来的“自然行为”，并以此为标准的“青春期危机”，可能只是“文化”的结果。与此类似，工业时代里的童年，被人们过分保护，“纯真的童年”也可能不是“自然的”，它仅仅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想到此，童年还真是无所谓“再见”的。

　　南方都市报

　　《再见童年》读后感(九)：张倩仪聊民国大师童年教育

　　2012年3月26日，香港知名学者张倩仪做客新浪网，介绍民国大师的童年成长足迹，以及传统教育与社会文化，并对时下的教育工作与中国未来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网上大讲堂http://blog.sina.com.cn/lm/z/wsdjt/

　　今天的义务教育不把求功名考科举、送大学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私塾里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材料。

　　私塾教育有很多好的传统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童年生活和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我们来看看民国大师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养出来的。介绍一下嘉宾，非常荣幸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资深出版人、作家，曾经担任过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以及香港出版学会副会长，目前从事教育推广工作的张倩仪张女士，欢迎您！

　　张倩仪：大家好！

　　主持人：张女士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叫做《再见童年》，讲民国大师童年成长轨迹。您对民国时期大师的成长轨迹有所了解，今天给我们广大网友分享一下。有人说民国出了很多大师，“灿若星河”，用了这样的词，现在很多无法超越的大师都是民国时期的人物，这么多大师、学者、作家……据我们了解，好像他们学历并不高？

　　张倩仪：其实那些人里面有些出国留学了，获得了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但是有些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视学位，因为他们一辈人都有自己挑选人才的眼光见识在里面，他觉得谁好都有口碑，这样就不需要完全凭那张文凭来认为谁好、谁不好，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更利于发掘人才，因为很多人并不需要一定要拿学历，但是却做出非常好的贡献，这是一个特点。

　　主持人：当时怎么就没发生像现在这种情况，现在就是唯学历论，把自己弄得貌似口碑很好。当时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吧？

　　张倩仪：当时大家都有眼光，都知道，不可能太过分的。那个时候还有一点，传统的读书人，哪怕科举时代中了秀才以后，要到现场里面考试，他们就去认识其他的读书人，互相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网络的关系，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互相吹、互相炒作的，但是总不能过了很多关，一关又一关，这样形成那个时候的人知识水平、对学问的要求都有一定的标准。

　　主持人：您把民国时期的这种教育环境和人才甄选的环境(和现在)相比，为什么一定要硕士、学士，比如学校招人，哪怕要招一个明显很不行的人都要硕士，不要那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学士，很多高校都是这样做的。

　　张倩仪：我们可能第一太相信统计，认为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以标准的给人家看，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迷信学历了。另外就是排行榜，从前都是靠人际关系互相了解，现在大家用数字、用表面的来做，也逼得很多教育工作者不得不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这也有点过分。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那个大学教授他就不是一个博士。

　　主持人：我们在大学里看到很多学生很喜欢的老师，干了一辈子，到老退休了，可能副教授都没混上，也有刚来30多岁，学生也不喜欢，(但靠)攒很多本书成为副教授。我们注意到民国这些大师，他们很大部分是从私塾里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不是从新式的学堂，这种私塾里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和现代化的校园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倩仪：其实我写的那个是个变的过程，从非常纯粹的私塾教育，一直到有点摸索阶段的新式教育，到比较成熟的新式教育，都有。私塾教育里边，其实中国人从前就很重视教育了，所以它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那些读书人自己出来开馆，开私塾来教书，里边也有名气的，比如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他自己的学问比较好，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绩比较好，所谓成绩也是考科举了，这样他就属于比较有名气的私塾。另外也有一种，家族里边认为他家族的孩子应该要读书，但是那个家族里边有些人贫穷，有些人富有，就会有一个所谓义塾的教育，家族里比较穷的孩子就可以送到那个学校去读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点，那个时候国家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这一回事，就用集体的力量去培养孩子，这是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干脆就把老师请到家里边来读书，这种人家一般来说可能是比较富有，或者非常重视子弟教育的。还有另外一种，他父亲本身就是教书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学生，带到带到他的学堂里边，或者他当人家的家庭老师的时候，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种教育。这几种其实我觉得都体现了一点，国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中国人怎么重视自己的家庭的教育，培养人的那种关系。

　　另外一点，处在后来科举发生变化，或者科举没有废但是新的学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种私塾教育里边的课本也不断在改，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种课本以外，还有很多新的蒙学书出来，也是有韵的，你可以背诵的，里面带有新东西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新的课本，对那个时候新教育的摸索其实是有作用的。后来干脆比较简单了，因为废了科举教育，新学校就出来。那个时候的新学校其实跟私塾教育有很多互相衔接的地方、相似的地方，课程是改变了很多，多了很多现在我们所说的算术，还有体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比如说非常非常地重视小学老师，尊师重道还是存在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化里面存在。

　　主持人：我奶奶是民国时代的人，她接受过几年学堂教育，但是她所描述的学堂我觉得只是把私塾扩大了，因为课程是一样的，老师授课方式也很相似，体罚也存在，课本可能也会有所变化，但是《三字经》、《百家姓》也是基础的读物。是不是私塾更容易制造出大师，而现在的环境培养大师可能少一些？

　　张倩仪：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事实上有很多男孩他们很喜欢玩，性格非常活泼的，可能就受不了这种教育。另外私塾里面要拼命背书，有些孩子不喜欢背书，背书能力有弱一点，这种可能也有人才在里面。今天的义务教育不把求功名考科举、送大学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私塾里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材料，私塾的老师很多，当然也不一定很会教学了，但是会教育的老师也是很重视儿童的心理的，只要社会给他好的环境，他就会发展成为非常好的老师，家长跟老师的沟通也可以非常好，因为一个孩子跟着一个老师，跟了很多很多年，这样父母跟老师的沟通就可以比较容易达成。我觉得这些方面，包括教材的更新，希望跟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来改变教育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人办教育挺灵活的一些地方。

　　主持人：张老师，我们在内地提起私塾教育或者传统教育，一般都(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代表，是糟粕，可能是纯负面地去看，如果让你看看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好的一面，值得我们去保留的，但是被我们现代教育弄丢的那些东西，您觉得有哪些呢？

　　张倩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科学的现代学训练、儿童的心理学训练，但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受教育者他本身的理解程度、他成长发育方面的条件。比如为什么要用韵语作为儿童的蒙学书呢？因为比较容易背诵，这点是有它一定的好处的。甚至很多的翰林，他们都很喜欢做蒙学书，比如朱熹做过。他们如果重视儿童教育的话，就用很多力量做蒙学书，拿给孩子来试验，(还)不断地修改。现在不是很流行民国时期的教学书，拿来出版，非常受大家欢迎吗？那个时候，其实做蒙学书的那些读书人就是传统读出来的，他们大概还有这种习惯，他们重视孩子的成长，他们哪怕自己是大学问家，也要看孩子怎么成长，来做他们的教科书。这一点在民国的教科书里边继承下来了。

　　中国曾经是社会循环流动最好的一个国家，虽然是通过科举，但是那种好的循环流动，是让中国维持很多年很重要很领先的一个方面。

　　农村破产让城乡循环断了

　　主持人：民国那个时候不光教书也育人，现在可能你把成绩搞好一点，分数得高一点，就满意了，那个时候不是。启蒙读物可能就是教一些人事物事的道理，比如《三字经》就教你懂礼仪，一方面是学文化识字，另外就是道德的东西。另外您提到了民国时期学堂里的教科书，现代人拿出来觉得好棒，好像比我们现在用的还要好，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从您的了解当中您看到的民国大概什么时候出现了新式的学堂？它和传统的私塾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张倩仪：其实新学堂是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事实上那种私塾教育或者传统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已经有点不能再用来维持这个国家面对新世界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别忘了那个时候开这些新学堂的很多人，事实上他们是从传统的教育里边出来的，他们尽量采用比如说日本的或者外国的(模式)来做，也加入了很多的课程，包括中学里边有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课程，小学里边可能有地理课程，而且还要放假，可以不用天天上学堂去读书，这方面都是新教育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在摸索的阶段，所以老师们如果好的话，他们是很用心去找出各种可能性，并没有说一套一套的规程规定他们要怎么做。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老师在这方面的学问水平不够，新知识不够，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混饭吃的话，在新学堂里边读出来的孩子可能也是浪费了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好的家庭对于教育的关心，或者一个地方的文风很盛的话，事实上也是对当时孩子的成才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主持人：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一直存在，特别民国时代，教师的收入是极高的，您看季羡林去德国留学的钱都是早年当老师挣的，在德国生活了十年。当时的教育工作者收入相当高，可能会让现在的老师很羡慕。另外就是，我们看民国时代，其实还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家族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当中，这种家族伦理(状态)是不是对儿童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而不像现代传统的家庭已经被解构掉了，就剩一个核心家庭了，就是爸爸、妈妈、孩子三口之家了。

　　张倩仪：对，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人的道德教育就是从他的家族里边去获得，尤其是从祖母去获得的，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很忙，母亲事实上也很忙，那个时候老人家的经验还是相当值得受人尊敬的，包括比如说怎么照顾他的身体健康，这些都可能征求祖母的意见。昨天我才跟一位我的朋友，60几岁了，他看了这个书就说，让他回想起他从前所受的教育，关于为人都是从祖母方面学的，那些并不是什么大的学问，但是祖母或者是祖辈他们有那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总结了很多人生的经验，把它们用很通俗的方法告诉年轻的一代。比如说我昨天听他回忆起的，他祖母告诉他，你要观察一个人知道他是不是好，不是看那个人怎么对你，而是看那个人怎么对别人。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也很简单，这样增加了孩子对很多社会的观察，对很多不那么自我中心的概念，事实上很好，这是家族的我觉得(好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往往祖父母并不一定住在一块，就靠父母照顾孩子这一代，有时候不那么能够周全。第二，那个时候如果孩子没有了母亲或者是没有了父亲，有其他人可以取代父母的角色。

　　主持人：伯伯、舅舅，父亲的兄弟，互相有照应。

　　张倩仪：对，甚至资助他们读书，而且资助不是一年、两年，是一直到到留学，都可以这样(资助)下去，这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让很多贫穷的、困难的子弟获得了教育，这个也是家族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视机，所以往往是谈一些祖辈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经过什么困难、这个家族怎么样……孩子对自己的成长或者祖先辈的那些故事，会有一种崇拜的感觉，至少对自己的成长过来一直保留一种很深厚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去了外国做了留学生读了博士，在美国的很多中国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来自于一个很有文明的国家，这种自豪感，事实上对他们的坚持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所以华人在国外自我保持得很好，但是我们年轻一代从小就喜欢Lady Gaga，就不一样了。新一代未来怎么样我不好说，只是传统丢得太严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这些大家，他们青年以前可能都在一个家庭里，在一个小地方，很多人在小县城里接受私塾教育、做一份很小的工作，但是青年以后往往到了大城市甚至进了大学或者从事文化行业，他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他们的人生会不会带来相应的影响，或者这也是制造大师的一个环境呢？

　　张倩仪：其实我觉得中国原来有一个环境非常好，(人才)成长的时候往往是在小城镇，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我们今天所谓大城市大到让你害怕的地步，所以在城市里生活，或者在城市里边有很多自然环境，对他们的成长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孩子从小在农村郊外的地方，他考试都要到县城或者省城里边考，他在那个过程里边认识很多同样经历的人，交上朋友，对他眼光的开拓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到首都去做官的过程，做完官以后又回到他自己出生的地方教育当地的人，我觉得那个循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让中国的农村事实上那个时候并不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不是那样的感觉。我们想像曾国藩那样一个人，他大概走一两周时间才能回去，要坐火车、坐船，还要从大船换成小船，抬轿子，才能回到家乡那个地方，事实上曾国藩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他的家族后来许多人还居住在那个地方，对于维系让农村成为大家不是要离开、要逃避的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很感觉到，日本的城乡差距并不那么大。美国也是这样，你绝对可以在一个小城镇里面成长、生活，而一点不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的。中国这一点从前是有，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维持，或者让现在的农村贫困的情况可以改善呢？尤其是已经有了互联网的世界，信息交流从前是因为要到海外，所以集中在大城市，现在已经我们可以打破这一点，回到中国古代的那种城乡的循环，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方向。

　　主持人：为什么当今中国的这种城乡循环断了呢？

　　张倩仪：我觉得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后来一直新教育办得不那么成功，我们国家的命运改变不那么快，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要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城市里边去读书，才能够获得新资讯，他们也要到城市里边去找工作。

　　主持人：毕业也不愿意回家。

　　张倩仪：因为农村已经破产了，原来的那种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经有点破产了，大家都要进入大城市里边去找工作，不然你就可能找不到工作，这种环境跟现在的农村还是有点相似，让很多人就没法待在他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去改变。

　　主持人：中国传统有句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你(原本)还是种地的，可以当上公务员，但是现在困难了，现在当官的孩子继续当官，有钱人的孩子继续做生意，农民的孩子继续种地……

　　张倩仪：但是别忘了我们中国(曾经)是社会循环流动最好的一个国家，虽然是通过科举，但是那种好的循环流动，是让中国维持很多年很重要很领先的一个方面。

　　冯友兰父亲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耕读传家，并不是说每一代人都做翰林，而是每一代子孙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能做秀才。

　　继承精神才能有好的未来

　　主持人：有不好的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好，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的产物，虽然有很多弊端，八股取士，但却是维系了中国文化和教育一直发展的原因，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另外我们想请教张老师的是，通过您的研究，您觉得是今天的儿童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快乐一些，还是民国时代的少年儿童他们更快乐一些？虽然我们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很苦，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还要摆个“早”字在书桌上。您觉得他们快乐还是我们快乐？

　　张倩仪：我觉得要看家庭情况，不能说哪个更快乐一点。不用背书，可能现代教育更快乐一些，可是最近十几年我觉得孩子太不快乐了，越重视家庭教育的家庭孩子可能更不快乐，因为现在我们把考上大学作为我们读书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事实上孩子的快乐或者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方面我们都忽略了，丢了教育的核心价值，我觉得孩子非常不快乐。那些所谓的才能训练班、才艺训练班，都是为了考试而不是为了成长，新式教育到了这种程度就有点……了。

　　主持人：对。我前一阵子回老家，我们也是小城市，我早上五六点钟起来办事，天没亮就看到车上有很多背书包的小朋友，现在的小孩想睡饱都很难，(现在的教育)对于他们是挺残酷的，可能是为了竞争，为了考大学找工作。民国时期传统教育给孩子的概念，是不是就是你要考功名、参加科举，功名、科举才是他们的出路呢？

　　张倩仪：这是比较简单的说法。(这些)确实是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所谓的功名，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中状元，我们看很多戏曲里面讲中状元事实上是鼓励孩子学习的方法。我记得书里面有一个齐白石，很喜欢读书，她的母亲是拣人家耕种留下来的谷物供他读书的，而不是希望他考科举，将来他做农夫的时候，都可以做现实上面要应付的事情，比如可以记账。这种教育希望，在那个时候，事实上也是很多很多人都有。

　　主持人：当时也有素质教育，不全是应试教育。

　　张倩仪：对，他们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并不能简单的看科举的问题。

　　主持人：很多人接受教育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考一个秀才或者进士等等的。

　　张倩仪：对，冯友兰父亲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耕读传家，并不是说每一代人都做翰林，而是每一代子孙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能做秀才。(秀才)换成现在可能只是所谓小学或者中学毕业，但是在他们来说就是家里边出了读书人，他们知道知识很重要，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够耕读传家，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耕读传家不是说别人去耕，有一些人读书，而是说读书跟耕种的，都可能是同样的人。

　　主持人：你可以半耕半读，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还有一个问题，您出这本书您研究了很多民国大师的童年生活，您研究完他们的生活，能得出哪些对现代的父母或者想要从事教育的人，给他们一些有启发的东西呢？

　　张倩仪：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很重视孩子要勤劳、要节俭，不要浪费，对人、物要非常有爱心，要很尊重老师，其实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并不见得就是学问一定很大。

　　主持人：我很奇怪，您没有说一定要学好某门功课，您学的是勤劳、节俭、尊师，这是产生大师的要素，而不是说学好文化、考好分数、学好英语，不是。

　　张倩仪：应该这么说，要出大师一定要学好文化，不能没有这点。但是大师如果只是(掌握)知识方面，你能够那么努力地维持下去，对学问有那么大的追求吗？我觉得这都是很长远的事情，但是你有好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话，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一种适应感，有一种坚持的方向。我觉得这反而是更重要的，而且人总不能说大师就是说我就做什么坏事都一点不害羞，我看也成不了大师吧。

　　主持人：能攀上学术高峰的都得有高尚的道德作为支撑，所以传统教育之所以能产生大师的土壤，是因为他有很好的(教育)教他怎么样去做人，教会你做人了，你自然会去读书，而不是直接教你文化知识。您说了勤劳一个方面，节俭一个方面，尊师重道一个方面，现在好像人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孩子很小就开始浪费，(认为)我给老师钱了嘛，可能内心也不那么尊重。

　　张倩仪：现在不尊重老师是一个问题，香港也是这样，(认为)学生是一个顾客，老师不过是一个聘用的人，这样对老师就不会有尊重，孩子是看着你做人的。

　　主持人：节俭也是一个要素，这个怎么理解？

　　张倩仪：我觉得节俭应该这么看，并不是说他为了纯粹经济上面的问题，而是说你能够把他作为一种自己生活的价值观。

　　主持人：就是你别追求享乐是吗，如果你人生学好知识、找一个好工作只为享乐的话，人生就迷失了。

　　张倩仪：应该说你读书的时候要享乐，就不能读书了。

　　主持人：所以寻找一种比较清淡的生活状态？

　　张倩仪：比较简单。

　　主持人：这个给我们启发很大，为人父母也好、从事教育的也好，别光教文化知识，要教做人，人的品质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虽然考试不会考，但是真的能够对一个人起到很大作用的。

　　张倩仪：而且我觉得，当然学校里面的老师也会有言传身教的作用，但是你没法绝对地保证，你也不知道老师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但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言传身教，是肯定可以保证的。

　　主持人：现在很多老师对有钱人的孩子会格外地关爱，这反而是给学生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

　　时代的变迁，民国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很多传统的教育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没有了，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对于当今的社会来说，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倩仪：时代的过去是无可阻挡的，民国时代事实上也有非常痛苦的一面。我觉得留下来的应该是精神，而不一定绝对是那个时候所用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制度。我们留下精神以后，那个制度可以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情况来发展。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流传，其实到最后都是留下精神，我们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你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自豪感的话，你把这个精神继承下去，人的素质就能够上去，你未来就一定会达到好的社会的水平。我现在很担心很多孩子被送到外国去，哪怕大学的时候才出去，但是如果他们生长在很功利的社会环境里面，到外国，人家是很看不起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大学)老师问他一本书，他就可以说出那本书怎么样，老师就很惊讶，你怎么知道那本书怎么样，你是怎么评价的呢？李济跟老师说，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父亲教我，看看序，你就可以把握大方向，我只是看了序。那个老师就说，看来如果没有深厚文化的国家，是说不出这样话的，看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人家是尊重你的修养，而不是尊重你拿到博士。

　　主持人：今天非常开心请张老师跟我们聊了一些民国时期大师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对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张老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新浪网上大讲堂，再见！

　　张倩仪：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