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本由[美]吉列尔莫·奥唐奈 / [意]菲利普?施密特著作，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1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威权统治的转型》读后感(一)：同感的举手

　　我也不知道打什么评价我只能说我压根没看懂，这么多理论知识，我是因为在一本书上看到，作者说他的一个朋友老是不懂怎么去拒绝别人，老是热心肠，所以作者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但是我并没有在这本书上看到什么关于他讲的。。。。。

　　《威权统治的转型》读后感(二)：转型：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八十年代一批学者就威权统治的转型出了一套四卷本的书，这本《威权统治的转型》就是其中的第四卷，主要是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奇怪的是，前三卷似乎并没有译成中文，搜了下英文版，第一卷写南欧，第二卷写拉美，第三卷是比较研究，第四卷是结论。尽管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作品，但放在今天来看应该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当今的中国。

　　第四卷大体上构筑了一个转型的框架，首先是转型的启动，主要是从威权政体内部开始的松动，然后是一个各派协商、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协商不同于民主协商，更类似于一种密室里的政治密谋，但无疑存在妥协，例如可能有不追究统治者罪恶的承诺等。其后是公民社会的复苏，公共空间的重塑。最后是奠基性的民主选举。

　　当然，这个过程比较理想化，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作者的分析也主要是基于当时拉美和南欧国家转型的实践，而南欧国家，那时主要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上述框架与西班牙的转型过程极为吻合），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后来的事情。不过，作者在2010年写了一篇文章，回顾20多年来的新的案例，对原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修正。

　　尽管是比较理想化的框架，但无疑仍然是有意义的。作者认为，转型，即从一种“非常态”的政治生活走向“常态”的政治生活，从不讲规则到讲规则，此诚精辟之言。作者概括各国实践提出的一些观点颇为有趣，有参考价值。比如对于初次民主选举，尽管作者认为不应该通过选举规则来左右选举结果，但根据经验观察，他们又认为，中间偏右政党如果获胜，对于此后的民主巩固是最为有利的。因而，在设计选举规则时，完全可以通过选区划分、分化对手等手段来进行操控。还有对于政体形式的选择，据说总统制是可能危及民主的巩固的，但在2010年的后续文章中，作者承认近20多年的经验研究并未证实这个论点。

　　转型研究的意义在于注重动态性，福山在作出“历史终结”的预言之后，近年来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也是注重动态的政治过程。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此而言，期待本书的前三卷能够早日译成中文，更期待有新的巨著能够对近20多年的转型作出深入的研究。

　　末了再吐槽一下，翻译实在是不咋地。部分章节还可以，大多惨不忍睹，读得苦不堪言。

　　《威权统治的转型》读后感(三)：威权与中国

　　转型的结局，并不总是民主，可以是民主，可以是更严重的威权，也可以是混乱。

　　威权统治者可能容忍甚至鼓励自由化，通过自由化释放压力，以减少进行转型的可能性。这被成为家长式的民主主义，或者自由化的威权主义。这种政体可能发展为有限民主。

　　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呼声变高，但民主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因至于引起威权主义的反扑以及结果是怎样则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将从自由化开始的转型的节点定义在统治者宣布有意扩大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并且人们相信的时候。那么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了吗，从法律上定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算是一种宣布吗？人们信吗？

　　很难说，那么多富人将财产转向国外以及努力获得外国人身份说明他们并没有以民主化作为基础来思考自己的行动策略。老百姓们也没有，他们只是恨自己没有钱，或者没有办法获得国外身份。

　　统计证明，虽然游行、示威等行为不可避免，但是暴力越多，政权离民主的距离就越远。政治权利的妥协，即权利向温和派转移比向坚定的反对派转移来的更有利，正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展示的那样。

　　民主化之后存在另外一种转型，即社会化。包括权利的社会化，比如将选举权普及至所有人。还有经济社会化，即福利社会。我一直认为经济社会化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人类社会的解放其开端和结果都是个人的解放。而经济社会化抹杀了个人的差异，给个人不劳而获的理由。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倒退。欧洲就是最好的例子。为无家庭供养的失业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仅包括吃饭和简单的租房，以及一些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是政府应当做的，除此之外，一点都不需要提供更多，否则只会给政府更多寻租的机会。

　　1945年之后的威权主义者只能在当下执行独裁统治与压迫却承诺未来将会带来民主和自由，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把自己塑造成转型期间的过渡，并把注意力转移到眼下而巨大的成就上——比如，“社会和谐”或经济发展。这不就是对中国目前状态的形象描述吗？

　　在国内因素所导致的转型中，全部是因为威权整体自身的分裂，特别是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决裂。中国也将会走一样的道路，即P内强硬派和温和派出现决裂，为民主化和自由化创造条件。

　　转型中，威权主义时期的组织留存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带有很多偶然性，这取决于当权者自己的政治智慧。

　　军队在转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只有军队处于中立即处于温和派的控制下，转型才可以比较平稳的进行。在中国，这种风险相对较小，因为军队参与维稳的活动较少，因此遭到人们反对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不太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中国是文官统治的整体，军队的影响相对会比较小。

　　统治者放开对言论的限制，导致诸多个人和团体开始冲破统治者画下的底线，成为个体利益的表达者，这在中国还没有明显的出现，也许有个人，但是团体还不明显。

　　中国的情况值得这些真正的专家去研究，很多转型的特点在中国已经出现，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转型，而且貌似就连普通老百姓和中产阶级对于转型也没有强烈的欲望，我们会抱怨，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这样也还行。

　　民众起义能够带来的自由化程度要大于渐进式改革，但是民众起义的可预测性明显小于渐进式。由于民众起义带来的激进主义和希望，常常在民众起义之后留下很多的失望者。

　　选举是所有民主转型的关键。在中国，争取选举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差额平等是关键。温和派通常会在公开选举中败北。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不可触碰的规则，否则民主化必然失败；军队的地位也不可以受到威胁。

　　《威权统治的转型》读后感(四)：人人都来欺负温和派

　　不左不右，瞻前顾后，观念里中间派向来不是个什么好的词，第一印象便容易给人以乖戾、骑墙的感觉。而不同于普通大众，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的考量，历史上对于这个群体的评价却向来不低。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要处理多方利益，体制内的改良政治家所需具备的能力无疑会高上许多。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对其中个人再好不过的褒奖了。

　　可能是有意另辟蹊径，在《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中，不知是对于威权统治的“偏见”，或是作者的反对派视角，字里行间却不难瞧见其对温和派的戏虐，温和派似个和事佬一般，反倒显得人人可欺，以至就连作者也没敢放过机会。

　　威权主义统治者将自己塑造为能一劳永逸地巩固政治秩序，并且也是最好的统治社会的政治制度，他们在当下执行独裁统治却承诺未来将会带来民主自由。倘若带着最善良的愿望去看待这样一种外在制度，诚如萨托利所说，他的脚总是踩着加速器，却没有对他宣扬的理想加以控制。这些统治者制度化自己的随意尝试总是被加诸自己论述的限制所摧毁，人们总会发现自己原来受骗其中，而当人们终于幡然醒悟，所谓的转型也便开始慢慢发生。

　　一项制度难免产生利益的相关各方，而当这项制度面临改变，转型中产生激进保守、强硬温和便显得再正常不过了。作为制度中的强硬派自不用说，在威权统治制度下，或是利益的受益者，又或因他们发自内心地坚信心中的美好，他们总是抵制关于民主的一切，就像书中所说，如此建立起一种表面的假象，好让他们好发无损地能维持自己等级制与威权主义的本质。

　　制度出现裂缝的标志便是，在这样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高压制度下，人们开始怀疑起他的种种。而威权主义统治下是只能允许单一思想的传播的，当这个制度下开始出现另外的声音，无疑也便意味着转型的开始。而对于这些人，倘若发生于体制内便是所谓的温和派，在体制外诞生便是书中所说的反对派。

　　全书可以说便是关于体制转型的简单演练，从解构威权主义开始，到之后的社会妥协，乃至公民社会的复苏，作者以一个反对派的视角，耐心为我们讲述对待各方势力的方法。不过可能正是因为其反对派的视角问题，温和派可谓是处处中招。

　　作为体制内的松动者，温和派从一开始便想着利用自由化带来的选举正当化其本身，此时的温和派可谓是一片忠心，在他们眼中，威权主义最成功的时候，无疑是最适合开始自由化的，他们希望政体的有效性能够转化成人民在转型期间对政体的支持。

　　虽然此时温和派的想法着实不错，一旦成功，后续的一切问题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只是其中牵扯太多，要想成事万中无一，反倒却酿就了其与强硬派之间的瓜葛。要知道强硬派也总会有理由去应对，为什么要放弃伟大的经济成果去追求那缥缈的远景优势？要知道，人们总是短视而又贪念现状的。于是温和派们便第一次失去了其领导者的机会，在与强硬派的对话中更是占尽下风。

　　而在政变越逼越近之时，由于统治者在内的强硬派目测形势不利，企图利用温和派与反对派获得谈判的机会。而在另一“战场”，面对反对派们，由于可能的信息不对称，他们又可放肆威胁反对派倘不按自己定下的规矩出牌，否则便会有取消游戏并让一切回到从前。

　　此时的温和派可谓是风光八面，派派都不敢得罪于他，想来和事佬的巅峰也不过如此了。只是作者残忍地只让温和派风光了一页纸的功夫，随后便血淋淋地将其推入了深渊。其后作者更是直白的建议，与温和派和几乎所有人的忠告相反，当政变的那一刻近在眼前时，体制的反对者应该更加大张旗鼓，而不是谨慎地逐渐降低姿态，因为他们终会发现，强硬派并非传说中的多么可怕。

　　第三次让广义上的温和派颜面尽失的，便是在公民社会复苏阶段，当现存体制已经变得明显失败时，他们便开始认为是时候尝试一些新东西了，此时他们的登高一呼，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号召力，往往使他们在最初扮演着关键角色。可是随后作者几乎是不留标点地写道，他们甚至可能错误地认为，他们正在领导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革命，随着转型的开始，这种幻想很快便因其他组织的参与而破灭，另一只独立而支薪的专业人士终会取代他们。。。作者的几番刻画实在是对温和派实行的最残忍的嘲讽，换作任何一个群体恐怕也是难以接受。好吧，由此我开始一厢情愿的认为，作者一定是个彻底的革命派！

　　最后，但愿所有立志成为“温和派”的仁人志士们，永远也不要看到这本书！对，你才是温和派！你们全家都是温和派！！

　　《威权统治的转型》读后感(五)：无知、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

　　《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个系列，这本副标题为《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的书属最后一卷，也是对前三卷提供的大量转型案例的总结，一出版就被誉为社会转型研究的“范式”之作。复述其内容毫无价值，相关评论也已不少，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新角度尝试运用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的论述和方法，能读出更多新意。

　　在我看来，社会转型指从旧秩序转向新秩序的过程。这句话首先意味着，旧秩序和新秩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秩序，否则就无所谓转型。这里的旧秩序指外部秩序，即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是人为建构的，因此它服务于秩序制作者的目的。与此相反，新秩序是内部秩序，是无数人在实践中不知不觉地产生的，非外力所强迫，没有特定目的。哈耶克又称之为“自发秩序”。

　　威权统治是典型的外部秩序，由统治者刻意制造和维系。它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原因在于，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某种秩序，是由于既然身处社会网，想实现自身的目标，就必须与他人合作。而我们对预期中的合作能否达成的信心，来自于秩序所提供的言行的一致性。威权统治以“命令-服从”为基础，人们清楚地知道，只要服从统治者制定的规则，就能保证生存和安全，或许还会分到一些政府福利。在威权统治的稳定期，多数人并不主动求变，因为变动产生风险，而人最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然而这种拥有以自由为代价。自由不等于安全、财富、地位等等，没有自由，人也可能存活（尽管取决于统治者），但有一样东西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创新。一种秩序如果丧失了创新能力，就只剩下山寨式的苟延残喘。不言而喻，缺乏创新的威权统治注定难以持续。看历史，无论威权统治创造了怎样的辉煌，也逃不过转型。

　　据此，越是在威权统治的稳定期转型，进程越可控，动荡也越小。但历史经验显示，没有哪个既得利益阶层会心甘情愿地启动改革，他们总要等到旧秩序动摇瓦解才另谋出路，而且还犹疑徘徊。所以《威权统治的转型》的作者认为，转型的标志是：“当现任威权主义统治者……必须为了向个人与集体的权利提供更安全的保障从而不得不修改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的时候。”此时形势已诡谲多变，不确定因素翻倍，就像“多层棋局”。

　　作者没详细描绘，译者也未加注释，我不很清楚这种棋局的原理和格局。大致的理解是，多层棋局有上下两个棋盘，移动任何一枚棋子，都会对两个盘构成影响，可见它远比单个棋盘复杂。而现实只会比隐喻更复杂。政治转型如果被视作棋盘，其往往多于两层，参赛者的数量不固定，有人作弊也难以判断或制止。

　　打这个比喻，不是为了表明转型如同下棋般有规矩，恰恰相反，作者想借此描述“一种更混乱也更冲动的比赛”。转型的目标，则是为这个“多层次的、混乱的、急促的游戏”建立新规则，即从外部秩序转向内部秩序（自发秩序）。如何实现？最先遇到的困境是，既然自发秩序非刻意而为，我们又怎能设计它，随后朝这个方向前进？

　　按照哈耶克的辨析，该疑问不难解答。自发秩序的敌人是强制，因而，减少强制就增加了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至于自发秩序具体将以何种面貌呈现，无需也无法预计。因为它提供给社会的是一般性原则，而不为特定人的特定目标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威权统治转型做的应该是减法，从对社会的强管制转向弱管制。

　　由此我认为，《威权统治的转型》区分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非常重要。自由化指，“对于个人与集体而言，不受国家或第三方随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这实为自发秩序的基本原则。转型过程中，民主是保护自由最常用的工具，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作为一种分配机制，诚如作者所言，如缺少自由理念，民主“有很大的风险会堕落成纯粹的形式主义”，即“民粹式民主”。届时政客们大力收买民心，谁许诺的社会福利最多谁就当选，而无视哪些阶层受损。这种杀鸡取卵的统治方式更不可持续，遗患也需要用更多时间消除，因为从尝到甜头的人嘴边拿走糖碗绝非易事。

　　不过，即便清晰了转型方向、厘清了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不确定性”也仍未消除。我们依然不知道转型会否夭折，也不知道究竟将转成怎样一个社会，更好呢还是更糟糕？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源自威权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者的技巧、各阶层的盘算（这些作者有详细论述），根本问题是，不确定性源自人类的“无知”，本身不可消除。

　　哈耶克指出，现代社会高度复杂，大到政府小到个人，能掌握和运用的只有一部分知识，相对于知识量浩瀚且动态的社会，人类是“无知”的，没有全知全能者。人们依据一些规则（如习惯）生活，不是由于知其所以然，而是这样做有效，即能运用掌握的那些知识达成目标，使自己获益。同理，社会转型中的各方，哪怕统治者也处于无知中，不可控因素暗礁般遍布，翻船的危险如影随形。

　　听上去有些悲哀，其实不然。如果真有一个设计师能让社会按其规划一步步走下去，则恰好证明，由某机构来替你安排生活、做出决策是可行的，那么，威权统治亦是可行且永恒的，转型就不必要了。反过来说，转型的推动者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在无知中做选择，面对不确定性，并承担风险。自发秩序不承诺你会得到什么，它只保证你不被强制。自由不是免费的。

　　但许多例子表明，很多人只爱免费的“自由”。当转型出现失序现象时，他们不愿意自负其责，转而呼吁旧权威重整秩序，甚至最终，不过是用另一个威权统治取代前一个。归根结底，一个社会怎样认识和实践自由，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成败。

　　此文已刊登于2012年7月29日《信息时报·悦读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