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敵意》是一本由北島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HKD 75.00，页数：2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一)：摘自《古老的敵意》的十三句話

　　1.對抗是種強大的動力，但又潛藏著危險，就是你會長得越來越像你的敵人。

　　2.對作家來說，時代的壓力不一定是壞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沒有壓力有時反倒是更大的壓力。

　　3.翻譯是母語的一部分，文學翻譯的興盛往往也意味本國文學的興盛。

　　4.詩人判斷的標準是非常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在我看來，詩人優秀與否首先取決於原創性，也就是看他是否為世界的精神財富添一點東西，而不是成為這個喧囂的時代的回聲或噪音。

　　5.寫詩難啊——可以這麼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熟能生巧。

　　6.而詩歌不同，它純屬個人的想象，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熱河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7.文學的主要功能並非判斷和總結，而是呈現。

　　8.作為一般讀者，選擇某種簡單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作家或知識分子，則不應該有任何預設立場，把歷史作簡單化的處理就等於犯罪。

　　10.我認為這世上有一種病，我稱之為“專制病”獨裁者和被壓迫者都會染上，且無藥可救。得了這種病，無論是獨裁者和被壓迫者，彼此相像，互為回聲。

　　11.要想戰勝你的時代，就得變得比它更強大才行，這樣反而會激發一個人的能量，包括激情和才華。

　　12.我相信歷史的每一步都走在偶然的鋼絲上。

　　13.趣味化往往是大腦的遊戲，是詩歌的迷途或死胡同。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二)：香港书展同名讲座记录

　　北岛 古老的敌意 讲座记录

　　“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

　　——《安魂曲》里尔克

　　一、作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

　　作家，无论时代，应该主动远离文化主流，对所有权力及其话语持批判立场。作家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世界，必须有自我立场，在写作中做出回应。这样的批判立场不应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是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长远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伟大作品的条件。

　　二、作家与母语的紧张关系

　　建国后毛时代至三十年前的时代，禁锢了语言与用法，限定了诸多词与物的关系，如太阳、红色、母亲等。年轻人甚至用政治话语谈恋爱。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挽救汉语的作用，向僵化的话语提出挑战。

　　现代诗歌随着《今天》杂志浮出地表，是一种维持了“古老的敌意”的努力。

　　今天，是不同的困境。去意识形态化后，进入了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学术、政治、商业等各方面；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娱乐语言、网络语言、新媒体语言。雅俗结合的结果是简化了人类语言的表现力，变得苍白无力。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语言垃圾，恢复汉语的新鲜与丰富，重新为世界命名。

　　三、作家与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

　　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和自己的母语过不去，还要和自己过不去。

　　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反省精神。借用文革时期语言：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写作是一门手艺，是心灵的手艺，孤独的手艺。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被金钱、市场打垮，实则是被自己打垮，不再和自己过不去，这实际上是向世界真正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三)：伟大而珍贵的“紧张关系”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何为“古老的敌意”？概括而言，即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紧张关系”。北岛将这个概念分社会、语言、个人三个方面来阐述。就社会层面而言，作家要和他所处的时代保持紧张关系，要远离主流，无所皈依，对所有的权利及话语都保持高度的敏感、怀疑和批判立场，同为历史的见证者，掌握写作这门手艺的人有十分的必要保持清醒、独立。就语言层面来看，作家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实验、探索精神，不断的为母语注入新的活力，使之跟上历史变化发展，尤其是救母语于危急时刻。“词与物”的关系需要不断审视、调节，如上世纪官方话语处于垄断地位时，词与物关系死板僵化，“太阳必须是红的，还只能代表毛主席”、“母亲只能是祖国或党”……文学被政治绑架之后，政治就必须要对话语进行“硬化”，不单单是话语，知识分子不也是如此吗？那些由运动而来的建制就是一种“硬化”，制度就有这种特征。而这时候就急需要为其加入活力，于是地下文学先锋们以其过人的胆识写下“绿色的阳光”、“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等等，这是一种“活化”作用，作用显著，八十年代迎来了一个文学的旺盛期。而当下，“水份”又过度了，这种邪恶的压力甚至是无孔不入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词与物的严重脱节，话想怎么说怎么说，文本中的文字也相应的不能表达恰当的意思，一种空前的无力感在很多写作者那里弥漫着，各种行话、网络语铺天盖地而来，污水遍地，亟待处理。有时候，我觉得我那个“过量政治干预的文学像个刻板的男人，它太过阳刚；过量经济干预的文学像个淫荡的女人，它太过阴柔”的比喻是恰当的。无论如何，关于语言方面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尽可能用文字完美地表情达意的目的。就个人层面而言，“紧张关系”意味着保持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状态，不迎合、只独行，不圆滑、保持棱角，不满足、找矛盾并解决矛盾，不停留、分秒必争地奔走……真正的作家是把人引向高处的，不是投入“粉丝”的怀抱，自甘堕落，固步自封的。现在，我们的理解和奋斗为了什么？大概是为了抵制语言的暴力，庸俗的审美和猥琐的生活。其实，这种古老的敌意不是人人知晓的一种伟大作品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吗？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是也。 本书的核心思想“古老的敌意”成为了书的题目，但全书除了专门论述这个定义之外，还包括其他部分，这些部分在我看来则是通过历史回忆，经验总结来最终汇入“古老的敌意”这个中间章节，有一种百川归海的感觉，它们包括《今天》杂志的发展历程、诗人之间的对话、对诗意的栖居的探讨、对文革的反思与总结、漂泊知识分子的认同以及对逝者的追思和一些摄影艺术谈话等。全书大多数章节采用对话的方式进行，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疏落有致的交流，有思考，有回答，有共鸣，有启发。 收获了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接纳了很多精粹的思想，我想，在这路上，脚步更该坚定些了。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四)：【第五十頁書】北島《古老的敵意》

　　這本《古老的敵意》，是詩人北島的訪談和演講集。

　　而其中題為“古老的敵意”的演講，是在2011年的香港書展上發表的。在我初到香港的頭兩三年，似乎是有去過某一兩屆的書展，只記得整個會場鬧哄哄的，充斥著難登大雅之堂的網絡文學、成功學和厚黑學，沽名釣譽的嫩模寫真，即便是難得有場活色生香的沙龍，卻蜂擁而來無數熱衷於拍照並發放到Facebook、Instagram乃至朋友圈、以示自己來過了書展卻很可能一年下來沒完整地讀完過一本書的吃瓜群眾，不免令人意興闌珊。

　　至於當時有沒有去聽北島的演講，我已經沒有印象，反而現在在書上再看一遍原稿，獲得的靈感更多。老實說，若非像《知音》裡面傳說的少年毛主席（我還看過一個主人公為牛頓的版本）那樣專注，可以在菜市場裡一邊賣菜一邊看書，最後連錢都忘了收的話，一般人真的很難在書展那種浮躁、吵鬧的環境裡吸收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更遑論啟發性的思考，所以後來我再也不去書展了。

　　北島引用了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在《安魂曲》中寫下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我最初了解到里爾克的生平和成就，是從同事Maggie借給我的那本《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作者弗洛里安.伊里斯(Florian Illies)把那個時代的偉人們全都聯繫在一起，並把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以一種狗仔隊寫娛樂新聞那樣的筆觸揭示出來。

　　作為象征主義的泰斗，一生顛沛流離的里爾克在書中佔據了巨大篇幅，以至於直到現在，我對里爾克最深刻的印象並非他的詩歌集，反而是與他有過情感糾葛的女性：比他大十幾歲的有婦之夫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朋友之妻波拉（aula Modersohn-Becker）以及後來與他結婚的雕塑家克拉拉（Clara Westhoff）。

　　這樣的認知似是買櫝還珠的偏頗，但亦不無道理。北島正是要以里爾克的經歷和作品，去闡述“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並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係”。因有“（一戰爆發前的四年間）在歐洲近五十個地方居住或逗留”的動蕩生活，才有《秋日》裡面的“誰此刻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

　　“所謂‘古老的敵意’，從字面上來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帶有某種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與書寫的源頭；‘敵意’則是一種詩意的說法，指的是某種內在的緊張與悖論。”

　　北島是“朦朧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其理念與里爾克的象征主義可謂一脈相承，強調個人內心的感受和想象力，與倡導效率至上、社會化大生產的實證主義背道而馳。

　　對我來說，象征主義所崇尚的這種個人感情才是藝術創作中靈感的來源，然而在香港這個大都市裡生活，社會機器極端精密而高效，事事講求效率。換句話說，詩歌、小說、戲劇、繪畫、音樂、信仰、體育這些東西，在現代社會中或多或少會被主流價值觀認為是浪費時間的、毫無意義的和多餘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曾經說過：“有一些界別它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譬如說宗教或者體育，它在我們的選舉制度當中亦有參與，這使得我們是均衡參與。”既然管理者的管治理念如此，自然上行下效，這個國際大都市只會日漸變得冷漠而灰暗——這也是所謂“古老的敵意”的一個例子。

　　在這本書的其他篇章裡，北島還回憶了多年來寫詩的心路歷程，以及自己漂泊在外的所見所聞——他的經歷和里爾克不無相似，難怪創作理念也有相通的地方。“文革”結束之初，中國政治回暖，他與芒克創立文學刊物《今天》，其後隨著政治氣氛變得嚴峻而停刊。九十年代，北島在挪威復刊《今天》，當中的曲折故事令人唏噓。

　　這本書和上一本介紹的村上春樹的《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樣，都是文學家的談話錄，談創作生涯，談創作理念，談內心掙扎，儘管兩人風格大相徑庭，然而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在寫作這條孤獨的路上堅持了幾十年。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五)：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挽歌

　　北岛，曾经是多么震耳欲聋的名字，80年代的文学青年和少年多少都读过他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一切欢笑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过去二十年，我几乎没再读过北岛的文字，只不过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发布前，都隐约地听到他的名字（莫言获奖后，此事似乎平静许多）。前几天特意在图书馆查阅了他的作品，他很勤奋，笔耕不缀，电脑目录跳出几十条，本书出版日期最新，就借阅回来。连夜阅读，浏览后，扶卷叹息。

　　曾经的天才诗人，现在的文字类似心灵鸡汤 文化启蒙 道德说教，北岛先生可能最想做的是开宗立派，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代大师，而忽略了个人的追求。

　　第5页，

　　问，“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优越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为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北岛先生认为他作为诗人的责任是批评。这是很奇怪的定位，也是受到洗脑的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的所谓“自我责任。“

　　一个人30岁说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但60岁依然如此，我以为北岛先生对世界的认知实在过于肤浅。所谓知识分子责任的解释，最好的书籍是英国历史学家Paul Johnson”知识分子“，入木三分地点评了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毛病。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自己读书多，思考多，就掌握了所谓的真理。如果历史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聪明多少。 尤其没有实际生活和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非常危险，他们的责任带给人类的可不是什么福祉，而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这里的例子很多，马克思、列宁、陈独秀、美国”历史终结“论的福山。

　　第35页，

　　问，”中国诗歌是否已经离革命和宗教太远？是诗人自己的原因还是社会、政治等因素？“

　　北岛，”……在我看来，革命与宗教有某种共性，那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依赖组织甚至武装力量来完成改造人类的目的 -存天理灭人欲。而诗歌不同，它纯属个人的想象，自我认知自我解放，无组织无纪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强制性与侵略性。”

　　北岛先生对革命和宗教的解读非常有趣，相信大多数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禅宗信徒会对“存天理灭人欲”持有强烈不同意见。

　　而且，对诗歌的过分拔高，让我惊讶，人类发明语言和文字，那就意味着总会有人利用各种形式的表现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的革命诗人，拉丁美洲的左派文人，他们的诗歌可不是什么个人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煽动工具！

　　160页，北岛， “……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板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我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北岛先生想做谁？当代鲁迅？

　　不要低估普通人的智慧！谁对处境浑然不知？ 这就是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个人选择。

　　北岛先生以为大众浑浑噩噩，对不起，是吗？是因为他们不看你的作品？有没有可能大众本能的拒绝是因为 当代中国文人不过是一群围成圈子呓语的“文化精英”？ 他们在意的不过是名声和地位，即无力解答大众的思想迷惘，也没有真实自省的能力。你们没有能力写出吸引大众的作品，反而责怪大众不识货，难道不荒谬？

　　要知道，哪怕是一个仅仅受过中学教育的读者，只要他有足够的人生经验，都能辨别出文化精英们是玩弄文字还是坦诚相待！

　　109页，北岛，“我相信宿命，而不太相信必然性；宿命像是个本身，是一种天与人的互动与契合，必然性会让人想到所谓客观的历史。”

　　北岛先生的所谓神秘主义让人发笑。中国的天人合一，除了中国人自己，其他人谁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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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过是随手摘录的一些段落，如果作者不是北岛，我很难相信这本书值得发行。

　　北岛先生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诗歌，即便今天读来，也很有力量，很有想象力！毫无疑问，他曾经是一位天才。

　　但遗憾的是，天才也有回归平凡的时候。

　　北岛先生这三十年来，进步太小，他的文字、视野、心胸、气魄、力量和观点都明显地落伍。像本书，哪是一个对自我有所期待的诗人应该出版的？徒然自取其辱！

　　诗人，不是小说家、不是专栏作家、更不是哲学家，请不要混淆了定位。

　　如果北岛先生能够回到初心，写点真实、自我的诗歌，那么无论成就多少，至少可以展示他的努力和热爱，这样的失败反而会赢得尊重！

　　顺便说一句本书书名，欧洲诗人里尔克，“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北岛先生，“对我来说犹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 –对于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北岛先生把里尔克的话用作书名，显然很有共鸣，我猜测是一种怀才不遇的酸楚，或者是一种特立独行者、批评家的傲骨。

　　当一个人太刻意追求其他人的认可，或者执意摆出某种姿态时，他忘记了自己最初的使命，最本质的热爱。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六)：读诗人北岛之《古老的敌意》

　　读诗人北岛之《古老的敌意》 2016.12.23 诗人北岛的《古老的敌意》是偶今年读的第47本书，精装版，230页，11万字，字体蛮大的，封面设计红与黑各占一边，红多黑少，怪别扭的，三联版的北岛文集都是这个样子。 北岛的书以前从没有买过、也没有读过，近期先是经介绍从网上买了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后在山东书城发现北岛文集，而其时《时间的玫瑰》还没有到货，最后选中了《古老的敌意》，也许是怪怪的封面、怪怪的书名吸引吧。 书名“古老的敌意”来自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所谓“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可以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所谓“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要说谁不想既过舒服日子，又写出伟大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二者不可得兼。 然后才开始了解北岛这个人：大约是八九十年代，北岛在中国是个相当牛X的诗人，曾经三次获得诺奖提名，这个不得了。大约89年因学生事件的立场问题被驱逐出境，当然现在政府很大度，已经允许他回国探亲了，但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 《古老的敌意》主要是北岛2009到2011年间的访谈录和讲演。以前看过王蒙的访谈录，感觉文采飞扬，真好；北岛是诗人，那应该更好。其实不是，北岛的访谈录和讲演真的达不到王蒙文采的高度，感觉他缺少王蒙那么深陈雄厚、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他的名气和被社会的认可，或许更多的来自意识形态与当局的对立。这可真是当局的一个悲剧，也可以这么说，当局者无意识中成就了北岛、莫言这帮文人。 《古老的敌意》，文采一般，但北岛却非浪得虚名，还是蛮有思想的，感觉有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味道。 北岛认为：他，作为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最大的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批判特权；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故可以说三道四，并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判的特权。 北岛其实时刻在关心关爱着祖国，他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原因是：虽然美国的民主体制设计师很完美，但实践中困难重重。这种说法，很睿智，也很客观，远非那些天天嗷嗷叫要求照搬西方体制的书呆子可比。同时北岛认为，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为自我颂扬；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这个也很辩证。 北岛尖锐地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某种盛世的幻觉，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一幻觉下，物欲横流，众声喧哗，让本来就很有限的精神资源变得更加贫乏。北岛认为，其实可怕的不是失败与苦难，而是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版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贫乏，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北岛说，“对抗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这话很辩证，北岛真的是有思想的哲学家。北岛觉得，尽管40年来，知识分子基本上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回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但同时也很可悲。 北岛认为，文革也有好的一面，追求功名利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应感谢文革，正是文革的破坏，造成了与传统的偏离，后来的知识分子才有了创造新空间的可能。 北岛心胸博大，从这点感觉他不像是诗人，我心目中的诗人往往是神经质的、思想极端的、天天待在书斋里的书呆子，北岛显然不是。他认为历史回忆之所以需要提防，是因为人们总倾向于把个人的恶归咎于时代，将时代的善专美为个人。从这个方面看，他对文革、对商业化的看法，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北岛对文学翻译高度肯定：“翻译绝不只是两种僵死语言的简单转化；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小说、散文的翻译可能还是大差不离，诗歌的翻译呢，不要韵，恐怕连味道也翻不出来吧。我还是直觉上拒绝翻译的外国诗歌。 北岛很有诗人的使命感，他说，无论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多么大，总有这么一拨人，愿终其一生守护文学这盏灯。只要有一盏灯，黑暗就不再是黑暗。说的真好。 结论：北岛是一个有思想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书值得读。 北岛警句精选 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由于没做好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 中国一直对西方有一种情结，就是什么事情都和西方比，其实有许多根本不可比，譬如所谓的话语权。 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 我有一个固执的看法，诗歌及其他经典与纸张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书籍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行话中，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而最为通行的语言是娱乐语言、网络语言、新媒体语言。其实行话是一种陈词滥调，网络语言也是一种陈词滥调。 顾城说，语言就像用脏了的纸币一样流通，诗歌是要用新鲜的语言，对抗陈词滥调。 世上有一种病，称之为专治病，独裁者和被压迫着都会染上，且无可救药。他们的思路完全一样，就是把所有问题简单化，黑白分明，六亲不认，还底气十足。这种人中国、外国都有。 恐怕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的倾向。 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倡的“劳其筋骨、伤其肌肤”是绝对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体力上对自己极限的挑战，就不太可能走的太远。 “纯文学”的口号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而是一开始就拒绝让文学沦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很难】 在历史的转折处，需要鲁迅所说的“铁屋中的呐喊”。 诗歌翻译往往都是由错误组成的，随意曲解原意。 文化界的粉丝现象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倾向有关，而所谓低幼化主要是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 翻译绝不只是两种僵死语言的简单转化；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的一部分。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七)：汉语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诗歌出现过两大高峰。第一次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从《诗经》到《楚辞》;第二次是唐诗宋词，距今已有一千年。中国诗歌日渐式微，尤其到了晚清，说来原因很多，比如科举制度。到了明清，文化环境越发恶劣，由于宋明理学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思想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再有严格的格律导致了形式僵化，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等等。晚清的衰亡首先是文化的衰亡。“五四文学”则是受到进步主义的影响，用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中国固有的循环时间观。但五四以来的新诗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关键是无法把中国古诗特有的韵味用新的语言表现出来。“五四”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的，后来所谓的“九叶派”是第一次高潮，可惜因新的历史转折而被迫中断。1949年之后，这些人大多数转行搞翻译。

　　汉语在当代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是从1949到1979。官方话语到了文革算是走到了尽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固定。1972年初，北岛写了一首诗叫《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他父亲看到后让他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

　　斯帕曾这样写道：“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始于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地下诗歌，就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

　　文革的破坏，造成与传统文化的偏离，地下诗歌才有了创造新空间的可能，这恐怕是祖辈后辈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的高压下获得了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了令人晕眩的光明。

　　熬到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地下文学终于浮出地表。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画会、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实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八十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汉语在当代遭受的第二次打击，是从1989到现在。与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近二十年的诗歌革命危机四伏。“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它们。或许市场是公道的，但它是瞎子和聋子，既不爱文学也不爱冒险，它没有思想，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斯帕的话正好概括了这二十年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外在危机。

　　自1840年以来外忧内患构成了我们复杂的民族情结，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某种“盛世”的幻觉。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一幻觉影响下，物欲横流，众声喧哗，让本来就很有限的精神资源变得更加贫乏。商业化的影响无所不在，掏空人的心灵，用物质的满足感取而代之。大部分年轻人失去了反抗能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的是什么。教育也扮演了同谋的绝色，让人从生下来就不再有怀疑精神。就像流水线，从生到死，一切都被决定了。在全盘商业化的三十年中，无论知识分子和作家，几乎都没来得及有足够的批判与抵抗意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在危机，那就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这一点恰恰从内部消耗了向前推进的动力。

　　里尔克在《安魂曲》中说：“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

　　现代汉语是一种年轻的语言，还没有达到古汉语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横向的坐标轴上也是如此。现代英语的转型可以说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汉语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1990年《今天》复刊后，试图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文学作品外，也支持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近年来《今天》试图与非西方文明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在做和印度、埃及、土耳其的对话，试图让中国文化脱离简单把西方作为参照系的怪圈。

　　北岛在《今天》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说：“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云烟，最终留下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希望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正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北岛的批判意识与理想主义提醒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古老的敌意》在大陆没有出版，故简要概述其内容。

　　《古老的敵意》读后感(八)：现代汉语的两次危机

　　《古老的敌意》是北岛部分访谈和散文的合集，目前大陆没有出版，我是在三联书店买下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书名来源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北岛借此提醒当代知识分子和作家，“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

　　在《古老的敌意》中，北岛多次谈到现代汉语所面临的危机。在他看来，现代汉语至少遭遇了两次深重的打击。第一次是1949年至1979年，官方语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1972年，北岛写了一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他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叫他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主席，怎么能是绿色的呢？那时，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一不小心甚至就有杀身之祸。

　　第二次危机是从1989年到现在，在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盛世”幻觉之下，商业化与意识形态合谋，物欲横流，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力量与之进行对抗。北岛引用墨西哥诗人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的话：“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市场是圆的，不偏不倚又不可通融的……它是瞎子和聋子，既不爱文学也不爱冒险，不知也不会选择。它的审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没有思想。它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北岛认为，帕斯的话正好概况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的艺术与文学，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另外，北岛还提到“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内在危机。那就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这一点恰恰从内部消耗了向前推进的动力。”

　　尽管北岛品尝过专制统治的恐怖滋味，但他认为汉语的第二次危机更加可怕。在他看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没有压力反而会是更大的压力。作为汉语走出第一次危机的推动者和亲历者，北岛认为他们那一代人最为幸运的就是从写作一开始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他甚至觉得这得“感谢”文革，文革的彻底破坏让他们有了创造新的天地的可能。“在可怖的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在他看来，七十年代末兴起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暗涌与准备。

　　而到了80年代末由商业化带来的现代汉语的第二次危机，大多数的人都失去了黑暗时代那种单纯的反抗能力。在北岛看来，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商业化的时代更可怕，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怪物，首先掏空人的心灵，用物质生活的满足感取而代之。我想大部分年轻人失去了反抗能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的是什么。”

　　我非常理解北岛之所以反复强调说1989年以来汉语的第二次危机更加可怕。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是黑暗的，但对他来说也是有着希望之光的。访谈中，他也多次回忆起和朋友们在一起写诗、背诵自己听到的好诗、传看“黄皮书”……俨然是一个个地下文化沙龙。有一次，他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有一个朋友背起了食指的诗歌，对北岛的震撼极大，因为“他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北岛至此萌生了写新诗的念头。另有一次，他和彭刚、芒克在一起喝酒，谈到中国未来时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了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到了1978年，政治出现松动，他们顺理成章浮出地表。对北岛他们来说，八十年代或许是最好的年代，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成为人们追求重心的时代又尚未到来。那时，人们对文学的热爱达到一个顶峰。北岛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今天》，文化在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面对后来文化在商业冲击下的消沉、平庸，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的诗人自然是痛彻心扉。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认同北岛第二次危机更加可怕的观点。相比现代汉语第一次危机时期，相比文革的黑暗，现在的时代要好太多，至少不会因为自己写下的一句话就战战兢兢。文革时，一个人常常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都无法保证，所以才会如此珍惜传到自己手上的以现在眼光看或许并不精彩的每一本书。现在的时代，表面上看，人们娱乐的选择多了，作家艺术家们的诱惑多了，文学、诗歌不再像80年代那样受到重视。但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还是相信，这个时代，依然有热爱文学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坚持着。

　　尽管对当下的时代充满失望，对于未来诗歌与汉语的发展，北岛还是有一种乐观。他说，从《诗经》到现在已经三千年了，按照这样的时间尺度，这几十年的挫折根本不算什么，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诗歌语言已经到了终点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80年代末至今，尽管北岛四处漂泊，但一直从事着维护汉语和文学的纯洁性、对抗商业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事业。他在一次访谈谈到诗歌目前的低潮时中说：“诗歌就像一股潜流，在喷发后又重返地下”。

　　1990年，《今天》在海外复刊并坚持至今。北岛在《今天》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