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霸主》是一本由约翰·R.黑尔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上霸主》读后感(一)：态度严谨

　　作者在前言中说到，“我沉迷于此已有三十余年。但如果沃尔夫所说的“一气呵成”是指像发射火箭一样、很快就能完成的话，那很可惜，她是被误导了。2001年8月的一次会面中，我向她保证，该项研究已经完成，我可以在一年之内完成书稿。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提醒我说，应该做好撰写两年的打算。结果，她等了七年。仿佛我看得越多，就有越多的内容需要了解”。

　　这种态度，太值得国人学习。

　　《海上霸主》读后感(二)：书好，翻译不好

　　原书必然是好的，有书中的内容为证；翻译是相当不好的。

　　36：「他们派出一名大使去西西里恳求塞浦路斯最强大的君主革隆（Gelon）的帮助。」

　　这实在太夸张了。 「塞浦路斯」（Cyprus)是东地中海的岛屿，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旁边； 而Gelon（通译：盖隆）则是「叙拉古」（Syracuse）的僭主，「叙拉古」又译「锡拉库萨」，位于西西里岛，是古代史中经常出现的名城。

　　这尼玛都搞错。。

　　《海上霸主》读后感(三)：这本书的优劣

　　喜欢古典学的人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本书。它的作者是个优秀的美国古典学者，不过译者因为没有什么古典学背景，所以翻译出来的一些东西就不太靠谱了。

　　瑕不掩瑜，这本书从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建立海军开始，一直写到雅典丧失独立地位、海军覆灭，时间跨度200年左右。书中贯通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书，一些地方写的比古典作家还详细，因为作者自己亲自去一些古战场考察过。

　　读者也可以从以下的历史人物出发，这也是本书的一条主线：地米斯托克利——西蒙——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福密俄——尼西阿斯——亚西比德——苏格拉底——科农——伊菲克拉底——柏拉图——德摩斯梯尼——亚历山大——吕库古。

　　《海上霸主》读后感(四)：霸气

　　拂晓时分，平静的爱琴海犹如一面光洁的盾牌，尽管离雅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人们依稀能听到那里三层桨战舰的声音。首先传来的是轻缓而有节奏的敲击声，仿佛远处有人在敲鼓。渐渐地，每次敲击都伴随着两个清晰的声音，先是木头撞击水面的沉闷的拍打声，继而是一阵有力的波涛汹涌。呼！噗！（Whumpff! Whroosh!）这些声音已经成为希腊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赋予这些声音各自的名称。他们将前面的拍打声唤作“pitylos”，而称后面的冲击声为“rhothios”。木桨拍击水面的回声持续不断地从水面的另一端传过来，战舰越来越近。这会儿已经成为有节奏的律动，犹如巨人的心跳声一样强健而沉稳。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雅典海军。

　　《海上霸主》读后感(五)：雅典兴衰的悲歌

　　这是一本令人惊叹不已的巨著，作者采用了以往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将雅典民主与海军兴衰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在相当时期，人们的共识是雅典民主源于古希腊的“精神”，此外，希腊独特的地貌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由于山地太多，人们被分割在不同的小区域中，所以养成了独立、自我、封闭的民族性格，除了民主，没有别的办法将大家粘合起来。

　　在雅典，仇视民主制度的人是非常多的，比如柏拉图，他们认为民主天然倾向穷人和无赖，会让人的精神走向堕落。

　　然而，黑尔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答，雅典民主源于它的海军，当时希腊面临波斯帝国的巨大威胁，为了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人们不得不仰赖海军，一个叫塞米斯托克利斯的无赖站了出来，在他的建议下，雅典人模仿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雅典拥有了第一支海军，它居然击溃了不可一世的薛西斯。

　　事实证明，民主没有让雅典堕落，相反，它走向了空前强大，最盛期时，它拥有400艘战舰，12000名雅典公民在上面作战，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中，只有民主才是最好的沟通之道，正是在这一制度的保证下，雅典帝国的海上势力迅速扩张到了意大利、西班牙乃至非洲，雅典成了地中海当然的霸主。

　　然而，随着海军的覆灭，特别是在西西里岛的惨败之后，雅典在希腊诸邦的“破鼓万人捶”的打击下，最终走向了衰落。

　　检讨雅典失败的原因，一是雅典的民主是低效的，每个选民都必须充当公职，人人要参加直接选举，导致了人浮于事、不负责任的局面，二是雅典的民主是保守而内敛的，它只针对少数雅典市民，奴隶和异邦人绝不可能获得公民权，即使是雅典殖民地区，当地人民也没有雅典的公民权，这种过于高傲的民主自然会引发众怒。

　　本书作者的隐喻在于，大航海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人类面向未来的探险仍在继续，如何将大家绑定在同一条船上，共担风险，共创未来，雅典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海上霸主》读后感(六)：非常值得推薦的作品！

　　一開始，雖然對這本書有印象，由於當時對於希臘史還沒太多興趣，個人也沒很喜歡雅典這個城邦，就匆匆掠過。後來有位同學稱讚本書，才又重新找回來看。

　　本書作者J.R.Hale是位“行動派”的學者，參與過許多考古活動，也替雜誌等撰寫文章，擅長寫通俗化的作品。這部作品以雅典海軍的興衰為主線來描述，作者指出了這座希臘最知名的民主城邦，之所以能夠有此體制，實乃源於其海軍的龐大，需要大量的水手，而這又必從下層平民中徵募，因此，他們就可以藉此取得政治權力，形成“Democracy”。

　　M.I.Finley指出，古代的政治就是一場上下對立的利益衝突之爭，咦髁己门c否，就視乎彼此之間能不能取得平衡跟交集。羅馬共和早期，雖然也常發生平民“罷工”的事件，但貴族寡頭大致上都能在適當的時間點退讓，所以，元老院、執政官跟公民大會“三位一體”，咦魃心苁箛�家強大。雅典民主早期似乎也看似良好，不過，世事總是“好的時候一切都好，倒楣時總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伯羅奔尼撒戰爭一開始，就連把勝利方程式都安排好的伯里克利，也拿奇怪的疫病沒輒，等他死後，缺陷就開始明顯的嶄露，煽動家的活動，人民的短視近利，把國家推上一條集體冒險的大遠征，最後一敗塗地(這讓我想起了田中芳樹的銀英傳中同盟的那場遠征)。不過，雅典人並沒有就此被擊垮，他們仍繼續活躍並創造了第二次的黃金時代。比較令筆者不解的是，如最後作者指出，當亞歷山大死後，雅典人試圖從馬其頓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而起身反抗，在Amorgos之戰被擊潰，一向會奮戰到最後的海軍，卻選擇投降，然後乖乖的被解散，平民被放逐，就此成為過去式。為何如此？就作者Hale所述，雅典似乎也不是到力量懸殊的地步。

　　不過，有個現象不能忽略的是，Arginusae之戰後，雅典人民只因將領們沒能在暴風中把死者的遺體打撈回來，就忽視他們的功勞允以審判處死，當然，事件起因背後的緣由我們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理解(習俗不一)，但如此的賞罰不公，相信如果有一位明智的領導人在，必不能任此為之。此外，之後對於蘇格拉底的判決，也都成為人們攻擊雅典民主的最佳素材。或許吾人不難理解諸如柏拉圖等哲人對於民主政治之不信任的原因。總而言之，筆者相信此事對於海軍上層及寡頭貴族必然造成深遠的影響，晚期雅典許多軍事人才寧願流浪國外當雇傭軍，都好比回去伺候那些暴民，真是不祥之兆。或許對他們來說，被同是貴族階級的馬其頓專制，都比被喜怒無常的人民主宰好吧。Hale在他的描述中，用清晰易懂的文筆點出這些來，他沒有用絕對的判斷去述說，而是“告訴”讀者，使之深思，這是很好的做法。

　　簡單來說，本書是一本介於通俗與專業之間的優秀作品。作者在書後附錄的名詞跟人名簡介，同時也把引用文獻跟介紹，甚至是如何考究等經過都放在此述說，這樣既不會打斷主故事的閱讀，也讓有心的人可以自己在後面繼續引伸，是值得讚賞的。特別是Aegospotami之戰的地點，作者有自己的見解，他把自己實地考證的經過一字不漏的解說，相當有趣，筆者還用Google地圖去比對，這是很棒的體驗。

　　最後談談譯者，雖然他有相當多的作品問世過，不過由於其出身非本科系，雖然整體上相當流暢，但卻有些名詞上翻譯錯誤的小瑕疵，例如溫泉關(Thermopylae)，就從頭到尾都用音譯，實在有點可惜。其他錯誤就不提了，有識者自能辨之，筆者認為這也不會影響整體閱讀就是了。

　　總的來說，《海上霸主》是一本相當出色的作品，不管是對於古典史，或者是海權研究等等人而言，都會是很值得花時間跟心思的推薦。

　　《海上霸主》读后感(七)：拥有了海洋，便拥有世界

　　文/柳展雄

　　发布于<<新周刊>>第452期

　　是城邦，也是帝国

　　在希波战争之前，雅典还是穷乡僻壤，战事结束后，雅典进入全胜时期，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样子。三大悲剧作家在这里创作，哲人在柏拉图学园辩论，执政官建立帕提农神庙纪念这个黄金年代。这座城市是文化、学术的代名词，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把爱丁堡成为北方雅典，把柏林称为施普雷河畔的雅典。

　　雅典人是智慧、高雅的，充满艺术气质的，但这只是一个侧面，雅典也是强大凶猛的。自由富裕的国家是勇者建立的，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不是《圣斗士星矢》里文弱的纱织小姐，而是一身戎装的战神。她的公民常年接受军事训练，除非斯巴达人在敌军阵营中，否则他们能在战场上击败任何一个城邦。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也是战士，他在青壮年曾经多次参战，雅典的将军对他评价很高，认为苏氏的英勇表现足以为国人表率。

　　雅典人甚至强大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他们曾公开说，国际社会是弱肉强食的，正义就是强者的意志，弱者臣服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在希波战争中，雅典被各城邦推选为联盟首领，享有征税的特权，金库放在提洛岛（据说是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因此这个组织被称为提洛同盟。雅典人垄断了同盟里的关键职位，她控制了财政和司法，削弱盟友的军队，在附庸国扶植亲信。

　　雅典既是民主城邦，也是权势滔天的帝国，有一个剧作家夸耀说：雅典帝国由1000个城邦组成，爱琴海成了雅典的内陆湖。雅典的成功引起了斯巴达巨大的不安，双方摩擦渐渐增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拉开了序幕。

　　诸神的内战

　　修昔底德在他的史学名著开篇就说：“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过去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说……这是希腊世界和部分蛮族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局，也可以说几乎是全人类的最大变局。”现代的施特劳斯学派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看作最早的冷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是，雅典与斯巴达共同抵御波斯，战争结束后，雅典扩散她的民主政体，斯巴达坚持贵族寡头，相互敌对。而冷战的背景是，美苏联手打败了法西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形成两极格局。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两种政体、两种文明的较量。

　　两者的斗争过程也惊人的相似，雅典与斯巴达暗中对抗，指使各自的盟友挑起事端，插手其他城邦的内政，双方不断派出外交使团和远征军，劝诱或威胁中立者。美苏争霸也是如此，不直接爆发军事冲突，通过同盟国家对抗，苏联利用古巴打击美国，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由于20世纪发明了原子弹，决策者不敢发动全面战争，而古希腊人没有这个顾虑，最后把冷战变成了热战。

　　拥有大海的国家

　　战事本身乏善可陈，没有惊心动魄的章节，斯巴达的统帅国王是阿基达马斯，雅典的执政官是伯里克利，这两位都是贤明稳重之士。也正因为棋逢对手，谁都不能如愿速胜，战争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斯巴达人集结盟友，一路北进，用大火和利剑破坏，雅典郊区的每一块谷地、葡萄园、橄榄树林；然后雅典把重要物资和人员迁入城内，加固城防，避免决战。等敌军的物力人力耗尽后，提洛同盟再反戈一击。总体而言，雅典占有一点优势，因为拥有制海权。

　　她组建了300艘三列桨战舰，每艘船上的士兵、仆役、划桨手加起来有200人，统计下来雅典海军共有六万人，而郑和下西洋最多的一次也不过27800人。雅典每个适龄青年都在舰队服役过，他们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口修建长城，让自己成为“陆地上的岛国”。通过庞大的海军，雅典可以把远征部队投射到任何战略要地，甚至在本土被围困的时候，也能派出舰队，骚扰敌对城邦。

　　在古希腊之前，陆地强国并不少见，如亚述、埃及、波斯等，但雅典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海洋帝国。拥有了大海也就拥有了贸易主导权，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经济、货币中心，她还可以制定金融游戏的规则。雅典人垄断了贸易，通过制造冲突、增减国库存量来控制市面流通的币值，甚至出现了粮食和大宗商品期货的雏形。

　　在战争之中，雅典拒绝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贸易，并且封闭科了他们的航线。在国内减轻公民的债务，向国外倾销自己的产品，人为地让银币贬值30%，获取贸易顺差，缔造了最早的华尔街金融帝国。雅典预示了一个城市的力量，当拥有金权与海洋之后，即使是弹丸之地也能称王称霸，后世的迦太基、威尼斯、尼德兰莫不如此。

　　千年没落

　　在这场战争中，局部战役互有胜败，雅典原本是处于上风的，然而正因为她的富强，引发别人的嫉恨。雅典本身对盟友太过冷酷，几乎所有主要附庸城邦都叛变过一遍，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争取斯巴达的支持，逃离提洛同盟。最后雅典将军亚西比德犯了战略性错误，扩大战线远征西西里，结果惨败。斯巴达则结交波斯人，打造出自己的蓝海大军，成功封锁了雅典海域，迫使其投降。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逐渐衰败，被异邦侵略侮辱，先是斯巴达的勇士，然后是北方的马其顿人，最后是罗马兵团。由于柏拉图学园仍然开办，雅典也还算一个活跃的学术中心。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时代，由于统治者偏爱希腊文化，还短暂复兴了一阵子。基督教兴起后，叫停奥运会，关闭学院，雅典彻底没落，沦为三线小城市。整个中世纪岁月里，除了给拜占庭帝国输送了两个皇后外，没有什么可提的事迹，直到近代希腊独立，雅典选为首都，才重新回到历史的中心。

　　《海上霸主》读后感(八)：贴肖厚国老师书评《海洋帝国，是梦想，还是历史成就？》

　　这是关于一部新出版著作的评论，我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够准确地传达出该书的主要信息。这本书就是今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考古学者约翰 R.黑尔所著的《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以下简称《海上霸主》）；题目很引人入胜而让人期许。它不禁让人猜想，这一定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政治思想写作，但其实它更多地是一份关于雅典海军及其活动的编年史记事，笔触生动而细腻，辅之以少许评论，中间穿插着各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及文化人物，颇似历史小说。诚如《华盛顿邮报》和《世界考古杂志》所评价的，《海上霸主》讲述了一个关于雅典海军的故事，是对雅典海军之兴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黄金时期的雅典生活复杂的变迁史的侃侃叙事。而我认为，它毋宁说是对古代雅典海军的一次巡礼。

　　就如书的标题所示，作者断言雅典海军与民主制的起源有着密切联系。然而，雅典民主制的诞生并非如此。希罗多德让我们相信，雅典民主制产生于雅典人热爱自由的秉性中，而我认为这位历史学家的整个史撰都在赞颂雅典人这一优越的天性。他在《历史》中宣称“对自由的热爱”乃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与野蛮人的区分标志。雅典民主制是公元前508年克里斯蒂尼（Cleisthenes）创造的政治杰作。完全有理由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推动了海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海权的充分发展，而海权则巩固了民主制及其运作，并进而把它带至一个无限广阔的历史舞台。可以毫不扩张地说，雅典海军撒播了民主的种子，其促成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整个爱琴海及黑海周遭地区的希腊世界的民主浪潮，并把雅典文化成就传播到那里。所以，《海上霸主》的内容主要还是雅典海军与雅典帝国的兴衰史，尽管与其相关的一切都得到了讨论。

　　公元前405年前后，雅典正经历一场危机，是年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成功地上演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The Frog）；剧中，酒神狄奥尼索斯向地狱中的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拯救雅典？”埃斯库罗斯给出的忠告是，雅典人必须把海军视为财富并把一切托付给它。酒神大加赞赏这位诗人的智慧，说他必定能够力挽狂澜而拯救城邦于既倒，因此把他带回了雅典。这部戏剧很好地折射出雅典海军与城邦之间命运攸关的关系；难怪人们说，雅典人是属海的，城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海军密切相关。雅典人习惯了浪花翻飞的日子，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海的儿女”和“海上漫游者”，而木桨则是雅典人的心脏，三列桨战舰的木桨每次拍击水面，恍若雅典人心脏有力的跳动。

　　斯巴达人说：“雅典人与大海厮混在一起。”我们无须多言雅典人生活中的大海元素，只要提一提雅典历史文献中的数个隐喻便足够了。索福克勒斯在悲剧《安提戈涅》中于“船”的比喻里为国家的存在找到了正当理由：“船”让人平稳地渡过巨浪风雨，实现安居乐业。或许是受了“城邦——船”这一隐喻的启发，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转向称为“第二次航行”；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的说法更多地受教于雅典人与大海自古以来就有的亲密关系。而柏拉图更是把舵手和航海术奉为政治家及其统治技艺的典范。可以大胆地认为，尽管人类与海洋为伍历史久远，但只是在这时，“海洋”这一潜藏的元素才破土而出，从而在与大地同样强烈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生活。

　　根据《海上霸主》的叙述，雅典海军及其海权（thalassokratia）是地米斯托克（Themistocles）奠定的，其展示了这位天才政治家对未来事件走向的准确判断。我们知道，希腊在近东诸帝国的崛起和衰落的更替的环境中演进，其中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吕底亚帝国。然而，这些帝国最终都屈服于波斯的控制。因此，自公元前6世纪末叶以降，无论对爱奥尼亚希腊人还是对大陆的希腊人来说，“波斯威胁”便一直成为主导希腊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直至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征服，尽管这一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及其程度有所不同。雅典和波斯的恩怨由来已久，而波斯大王对雅典人支持爱奥尼亚人的暴动更是感到愤怒。于是，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率波斯大军进入希腊。结果，马拉松一役让弱小的希腊人历史性地大获全胜。然而，既然一般的预见是波斯人会再次入侵希腊，因此就需要希腊人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地米斯托克相信，关于波斯威胁，雅典人乃至整个希腊人的希望仰仗于大海。他告诉雅典人，城市不设防是危险的。在他的倡议下，雅典开始了比雷埃夫斯港和海军的建设。这样，雅典人第一次拥有了由200艘战舰构成的一支海军力量。公元前480年，由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从海陆两路向希腊进发；为了迎击波斯人，希腊组建了一支以雅典海军为主的联合海上力量，共计271艘三列桨战船。就是这样一支力量，在萨拉米海战中击溃了拥有1300多艘战船的波斯舰队，并成功地迫使薛西斯回到波斯。接着雅典人成功地在普拉迪亚和爱奥尼亚的麦卡尔战役中再一次击败波斯人。自那以后，“波斯威胁”渐渐地离开了希腊大陆。

　　希腊人就此获得了安全。然而，我们会问是什么使得一个那时尚微不足道的民族战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答案简单而清楚：是地米斯托克的雄才大略和力挽狂澜，他用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把了无生气的木材转化成了“木墙”（“木墙”是德尔菲神谕对船的隐喻），并把“木墙”变成攻击敌人的利器。因而，我们有十足的理由说，希腊是被雅典人拯救的。波斯战争让雅典声名远播。波斯人无疑遭受重创，但远未崩溃。普遍认为，他们会回过头来发动第三次入侵。萨拉米海战给人的教益是，希腊的历史必须仰仗对海洋的控制，希腊人最好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沿岸而非希腊大陆迎击来犯之敌，而这就必须扼住雅典的向海通道。所以，为了配合海军的建设，地米斯托克提出一项大胆的设想：修筑长墙（the great wall）。这项庞大的工程由西蒙和伯里克利来实施，它的完成把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连接在一起。《海上霸主》把这种结合象征性地喻为民主政治与大海（或海军）的携手。民主与海权的联姻迅速将雅典转化为一个海上民族，大大地增强了其自身的实力。比雷埃夫斯港的建设和长墙的修筑使雅典得以进行针对任何陆地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攻击战争。为了建设抵御外敌入侵所需要的海上力量，一个同盟在雅典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它就是提诺同盟（又称雅典同盟）。提诺同盟乐意让雅典挑起行动的大梁。在该同盟的范围内，雅典人用盟邦的贡金充实和扩建自己的海军，并继续成功地实施一系列的反波斯战事。这为雅典在希腊世界里赢得了普遍的声望和赞誉，而雅典自身借此在各个方面稳步地发展。所以，可以想象，自薛西斯溃败以来，雅典在国内外的成功和自身的繁荣方面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

　　当公元前454年提诺同盟的金库从提诺转移至雅典卫城的时候，雅典同盟便转变为雅典帝国。雅典帝国的势力散布在爱琴海及黑海周围，大约由五个地区组成，包括一系列岛屿、半岛、海湾和陆地，海岸线长达1500英里。如果没有对海洋的控制，整个帝国就会分裂为四百多个小板块。海权把战船变成了巨大的运动力量和一台隆隆运转的机器，并把一个先前默默无闻的民族引入世界历史。在随后的数年里，以伯利克里为首的民主派主宰着雅典的政治舞台；雅典帝国成为希腊事务中最重要的事实，而伯利克里也成为雅典事务中的主导人物。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由此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雅典的社会结构便从马拉松的半贵族农业城邦转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工商业民主制国家，一个海上大国。”雅典社会结构的转变是如此彻底，《雅典政制》的作者伪色诺芬，一位老寡头对此深感厌恶。这位悲观的寡头主义者用冰冷刺骨的语言揭示了雅典帝国民主制的“种种劣迹”，说“它以正直和卓越为代价来偏袒粗鄙的人民”、“民主制比任何其他制度都倾向于助长普通大众的不良品性”、“粗人和穷人理直气壮地压倒了杰出人士和富人”。他提请听众注意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雅典民主的加强靠了劫掠、流放和杀害帝国的上层阶级。“雅典民主制是一种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暴政”，这是老寡头关于雅典政制的主要论断。就像海洋乃雅典力量的来源一样，水手不可避免地成为雅典的主人。从此，雅典，这个一度伟大的贵族城邦不再秉承荷马与品达的精神气质了，它由一种文化及精神的存在转化为一个权力及利益单位。老寡头慨叹，时间的车轮无情地拿走了雅典城的本质。

　　伪色诺芬蔑视雅典民主，指责它腐化了人民，但承认它的稳定性和力量。于是，我们发现，伯里克利的雅典拥有一个充实的国库、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一支了不起的海军。从此，雅典进入黄金时代，而伯里克利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建筑师；他让雅典人相信，“他们正在启动新一轮的人类历史”。雅典现在不仅是希腊世界的第一号海上强国，一个纵横驰骋的海上霸主，而且也是与斯巴达抗衡的陆上力量。为了确保对帝国的控制并保证其安全，雅典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海洋，这意味战舰总是处于战斗状态。在比雷埃夫斯港，400艘战舰时刻整装待发，而每年春天60艘战舰定期出海巡航和远征，12000名公民投入其中。为了帝国的事业，雅典城邦不仅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而且还要让自己的公民慷慨地献出热血。必须承认，帝国及其海军让她的主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

　　尽管雅典在公元前446年与斯巴达签订了三十年休战合约，整个希腊世界的确实现了太平，然而希腊世界内的各种斗争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雅典和斯巴达，并且希腊世界这两个巨无霸的暗中争斗从未消歇过。斯巴达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个新的且还在日益上升的雅典霸权；无论伯罗奔尼撒人，还是爱琴海诸岛的岛民以及亚细亚的希腊人，都把雅典帝国缔造的希腊世界新秩序视为对正义的违背，从而把这种颠覆性的力量视作一种僭越。两大势力的争斗终于在公元前431年从背后走向前台，历史学家修昔底得将它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以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合约》（The Peace of Nicias）的签订告一段落。这场战争持续了十个年头。就这十年而言，对雅典人来说，他们遭受的最大不幸就是伯里克利之死；伯里克利的死亡在雅典及其公民心中留下的创伤甚至超过宙斯从奥林匹斯山上消失所产生的空虚感。伯利克里死后，雅典政制开始陷于混乱，卓越领导者的缺乏使雅典贸然发动了西西里远征，结果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雅典海军遭受重创，而其罪魁祸首乃亚西比得（Alcibiades），“他利用对雅典的了解来伤害祖国，他给雅典造成的创痛是任何外国势力所无法比拟的”。

　　修昔底得说，当雅典在西西里惨败后，整个希腊世界立即起来反抗雅典，雅典帝国的盟邦也准备暴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同时雅典城邦党争再起，雅典内外交困。然而，雅典命运的轮盘运转得如此吊诡和奇特，以至于其拯救还得仰仗那个给雅典民主政治及其海军造成无比伤害的人：亚西比得。阿里斯托芬苦苦思索雅典公民对亚西比得的神奇依恋，说“他是一个恶魔，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但或许会成为雅典的救世主或福音”。公元前407年，流亡中的亚西比德回到雅典，与其一道回归的还有雅典战舰及无数船员；那些人与他一样离开自己的祖国已达数年之久，亚西比得希望这次回归成为一场凯旋。他们的回归的确受到雅典全城的一致欢迎及赞颂，祝福者围绕着他，为他欢呼落泪，并给他戴上花环；就连索福克勒斯也特地创作出一部悲剧来庆祝“流放者的归来”。显然，亚西比得的罪恶已被人忘记，刻写着他的各种罪状的大理石板被扔进大海，让涌动不息的海水去洗净一切罪恶；祭司们解除了对他的诅咒，人们记得的是他的天才，那时的雅典正迫切需要一位卓越的将领。亚西比德自诩自己是“一位爱国者，曾享有热爱祖国的美名；但宣称自己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他的城邦，而是那个他可以在其中安享公民权的雅典” 。亚西比得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受伤的人。回归的亚西比得被选为最高统帅，然而，厄运似乎仍然阴魂不散地缠绕着他。雅典海军在诺丁姆战役中惨败，于是公民大会剥夺了亚西比得的指挥权。这次遭际让亚西比得对民主制彻底绝望，说它是“公认的蠢行”。诺丁姆海战是亚西比得在雅典政治舞台上的绝唱，从此以后，这个拥有传奇色彩的“无赖”便永远淡出了历史。

　　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雅典人用贡赋和卫城神像上的金银打造出另一支新舰队。这支新成立的舰队于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击溃了斯巴达舰队。这对雅典人来说是一场戏剧性的胜利，据说，一种新的、非传统战术确保了这场战役的成功。阿吉纽西战役的胜利使雅典舰队重又获得了对亚细亚地区的决定性控制。靠着波斯的支持，斯巴达人组建了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坚韧地掌握了伯里克利宣称他们永远学不会的航海技艺，所以斯巴达人警告雅典“不要继续与大海厮混”，并挑衅说“他们要阻止雅典与大海勾结。她属于我们”。斯巴达人发誓要与雅典人进行一场彻底的海战。它就是洋河（The Goate River）战役。不清楚洋河之战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确知的是雅典所有208艘战船几乎被全部击沉，仅剩12艘；数万名雅典人被俘获，3000水手被处决。持续了一代人的战争在某个夏日午后的时刻戛然而止，那一年是公元前404年。

　　灾难的消息从比雷埃夫斯港传来，穿越厚厚的长墙，传至雅典。海军已覆灭，雅典帝国不复存在，希望也随之消失了；绝望的气氛像毒气一样在雅典城弥漫。一切与海权有关的事物尽数被摧毁，比雷埃夫斯港和连接雅典及该港口的长墙被夷平，然而雅典城则幸存下来。据说雅典的幸存得益于一位希腊人唱响了一曲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让伯罗奔尼撒人感动得落泪，而放弃了把雅典城夷为平地的念头。民主政治被颠覆，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这就是“三十寡头制”。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三十寡头制”变得极其粗暴和目无法纪。雅典的流亡人士组成了一支抵抗力量，在公元前403年击败了寡头政府。结果，尽管柏拉图大声呼吁“长墙应永远躺在大地的怀抱中”，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还是再度携手，而民主政治顺利地回到雅典。

　　然而，我们仍然要问，雅典及其海军就此永远从历史视野中消失了吗，就如柏拉图在哲学对话中所描述的那个古老的海洋帝国亚特兰蒂斯一样？德尔菲神谕曾预言，雅典不会沉没，她注定要在大海上“乘风破浪”。所以，雅典并未真正倒下去，摧毁其战舰、推倒其长墙以及捣毁比雷埃夫斯港的船坞这些民主符号只是暂时剪断了雅典与大海相联系的脐带。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把自己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称为“第二次航行”，与这位伟大的哲人一样，雅典马上准备“第二次起航”，又一次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使斯巴达重又成为希腊的主人，然而这位主人的统治很快变得比雅典帝国更让人难以忍受，希腊人很快对斯巴达的霸权统治变得如此不耐烦，以至于他们开始呼唤雅典。由于雅典在公元前392年重建海军，加之城墙的重整以及财政及贸易的通畅，因此它很快恢复过来，而渐渐地有了与其他希腊城邦进行联合的愿望。雅典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与诸多城邦结盟，公元前377年第二雅典同盟诞生。这样，雅典再度成为希腊世界的领导者。第二同盟曾信誓旦旦地要保卫诸城邦的自治以及希腊世界的和平。可是，雅典，这个曾经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元前357年卷入与同盟成员之间的社会战争，第二同盟再度堕落为帝国。雅典无力控制诸城邦的叛乱，第二帝国于公元前355年瓦解。第二同盟的瓦解使雅典再一次伤筋动骨，从此以后，雅典及其海军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巨人轰然倒下了，雅典精疲力竭地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任那个世界君主——亚历山大的来临而将其踩在脚下。

　　有人说，雅典曾因海军而变得富裕强大，又因诗歌而获得拯救。无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三列桨战舰的确把海洋变成了能量爆发、行动和建功立业的“场”，其带来的宏伟业绩让世人惊叹不已。雅典海军及其民主制使海洋帝国不仅成为人类一个不朽的梦，而且更成为一项历史成就，但内讧和傲慢则将化其为尘土。然而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制与所有的精神成就——诗歌、悲剧、历史、哲学等代代流传，而最终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一切与知识有关的活动方面成为雅典的“殖民地”。